殷飞《南方隐尘》女性书写的探索意义
殷飞《南方隐尘》以平实的语调与白描的手法叙写了两个四十来岁的“老闺蜜”华梅和秦兰的一段生活，于看似平常却奇崛的叙述中隐含了心灵的波澜与人性的动荡，令人回味无穷。
两位女性虽是小说的主人公，却都是为了别人而生活的配角。二人的生活有着共同点，即她们的丈夫都长年在外打工，且都是在县城租房为读高中的儿子陪读的操劳者。因此，严格说来，二人首先是留守族，然后才是“专业”的陪读母亲。与一般的陪读母亲相比，她们的生活更加拮据，也更加艰难。如果只是陪读，如果只是把自我全部变成以孩子为中心而旋转的后盾，那么仍然不失为一种人生的活法，孩子的前途就是她们自己的命运，孩子的希望才是她们的希望，孩子的成功才是她们的“自我实现”。甚至人们常常以此来赞美奉献者的无私和母爱的伟大。问题就在于，二位主人公遭遇了连“陪读”都难以为继的打击。先是秦兰的儿子成绩不断下滑，令人焦急万分。“孩子的成绩是头等大事，不然她们陪读就没了意义。”要提高成绩必须请家教，但是补课费根本拿不出来。继之，华梅的丈夫在工地上摔断了腿，虽然儿子成绩很好，但一下子失去了生活的来源，一家人陷于绝望的境地。在这一过程中，秦兰与华梅先后加入了按摩店兼职技师的行列。
小说虽然是第三人称叙述，但并没有采取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而以一位陪读母亲眼中的另一位陪读母亲为聚集点，即以华梅的视角推进故事流程，并成为谋篇布局的关键。所谓“南方隐尘”，意在提醒人们尘俗世界中还有更为隐秘的尘世生活，悲欢人生中深藏着更多的人生悲喜剧。这一叙述视角的采用也隐含了作家体验生活和书写底层的别具匠心，使小说没有停留在反映生活表象的层面上，也没有止步于陪读题材本身。实际上，小说第一段就是从华梅疑惑秦兰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变成中年时髦女郎开始的，“她的变化是一个放肆的下午？还是具体是哪一天呢……”由此引起二人之间互助相惜的故事叙述，以及对于二人之间或亲密或疏远的关系变化的突出。直到秦兰突然失踪，小说故事戛然而止。置身于陪读生活中的母亲彼此关注的焦点，并不是陪读生活的艰难，也不是母亲身份的称职与否，而是女性特有的敏感、女性身份的出轨抑或恢复。由此，小说形成了陪读生活与女性自我挣扎的双重叙事结构。由华梅的视角形成的第三人称限制视角，既使小说故事深入生活，也使小说叙述深入人心，于逼仄的生活空间中荡开一片新的审美天地。
殷飞的小说创作多以女性书写见长，数年前她曾以长篇小说《桑枯》引起关注。《桑枯》将故事背景设置在上个世纪初至二十年代，以主人公白水灵辗转漂泊的生活、情感经历书写着女性、水乡、东方的故事。开篇“我”家屋后的独眼女人说“我这辈子要经历五个男人”，预示着“我”以及关于“我”的故事不可能简单明朗，必将陷入重重波折之中。由家道败落被送至远方大伯家并目睹男女通奸开始，“我”便陷入水涡之中一任沉浮，既无力掌控一己命运，又渴望抓住哪怕一丝生机。在与子鱼、朱先生、胡墨原、蒋司令等男人的复杂纠葛中，时代与命运的冥冥关连、伦理与性别的多般羁绊，于神秘、悲情、凄婉的叙事色彩中自然流露。这个“乱世佳人漂若浮萍”的东方故事被作家用成熟的语言、不急不躁的节奏、水汽饱满的情调娓娓呈现，仿佛一首东方女性的悲歌溢满心怀，绕梁不绝。
《南方隐尘》虽是短篇，但我们仍然能从中看到，殷飞在题材的开阔性、现实性、历史感的结合，对于女性心理的发掘，以及对于生活的洞见等方面，有了极大的提升。小说女性书写的探索意义超越了陪读题材本身的现实价值。秦兰的失踪，令人感到意外，但于全篇叙述中又似乎透露着许多因果必然性。她是发现了女性的自我，还是找到了女性的自我？是看到了新生的希望与转机，抑或是背弃了责任与人伦？这些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那本来寄托惟一希望的儿子的高考，那分居两地感情淡薄的打工老公，那捉襟见肘的陪读生活，不再是她生命的全部。小说的叙述似乎不作道德评判，也不进行价值指引，但能够于不经意间融入对于女性和生活本身的独特思考，显示出作者写作功力之深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