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在浙江，常常听到“浙江籍作家几乎撑起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半壁江山”的断言。这些言辞甫一听闻似乎有自矜之嫌，但如果我们熟悉中国现代文学史，即会发现浙江籍作家确乎如璀璨的群星般满布现代文学的广袤星空。鲁迅、茅盾、徐志摩、郁达夫、施蛰存、梁实秋、戴望舒、朱自清、王鲁彦、苏青等一大批作家以其创作实绩对中国新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在现代文学风起潮涌的文学思潮和文学运动中，常常可见浙江作家的鼓吹与呐喊。而在文学研究会、创造社、京派、海派、语丝派等文学社团与创作流派中，浙江作家或为引领者或为主力军，以狂飙突进的猛士精神开辟崭新的文学路径。

文学之有地域性以及地域性深刻影响着文学面貌的论定，早已成为文学界的共识。一个基本事实是，任何作家的成长都不可能离开特定的自然地理和人文环境的滋养。地域文化不仅形塑着作家的观念认知、生活情趣和艺术审美，而且还会酝酿出特定的文学流派和作家群体。梁启超在《中国地理大势论》中提出“盖文章根于性灵，其受四围社会之影响特甚焉”的看法。浙江山水秀美，贤才俊彦代不乏人，是现实与文化意义上的双重福地。江南文脉的氤氲绵延与现代文学的激流冲荡使得浙江成为中国文学版图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历史上，无数的文人墨客栖居于此，他们用华美婉丽的文字倾心吟诵江南的烟雨繁华。浙江的气候风物、节庆习俗、方言俚语则在漫长的时光中积淀为独特的地域文化，形塑着民众的伦理认知与情感归属。而“文学新浙派”应时应势地提出，不只是地域文学的梳理与召唤，更是精神地理的发掘与重铸。在全球化的时代语境中，差异性日渐消解，世界的丰富性日趋单一，整全性与同一性以强势的姿态席卷而来，而地域文化的差异性和精神地理的飞扬性，则抵御了文学固化趋同的面貌，重申了文学的独特性与广博性。

对于“文学新浙派”作家而言，其作品在有意无意间从浙江的地域文化中汲取创作的资源，比如斯继东的小说在市井生活的叙写中对家乡嵊州的历史掌故与民俗风情多有描摹，小说《打白竹》开篇即引述了《嵊县志》中所记载的嵊西乌带党首领裘文高会同仙居郑万枝与清军展开的一场斗争。在地方历史的打捞中，作者更是采用了大量的方言俗语进入文本中，从而赋予小说地域性与民间性兼具的浙派腔调。而《楼上雅座》《你为何心虚》等小说则向读者引介了嵊州特色美食榨面、鳝丝面、豆腐面等，人间烟火气的日常与世情社会的交际往来活画出嵊州的文化底蕴与地方精魂，由此，一个真切、具体、个性化的江南小城从文字中得以凸显。畀愚的《胭脂》《邮递员》《江河东流》等小说则从历史与现实的双重视野讲述嘉兴城的前世今生，在地理空间的诗性观照中折射出人世的纷扰与生命的无常，从而将外部的自然风物与内部的人文精神进行勾连，试图从个体的命运遭际与生存体悟探究江南儿女的性情禀赋与价值理念。

“文学新浙派”在召唤中试图规避地域文学符号化和奇观化的文学生产，张扬文学审美的多样性和文学写作的自由性。周作人在《地方与文艺》的文章中曾言：“风土与住民有密切的关系，大家都是知道的，所以各国文学各有特色，就是一国之中也可以因了地域显出一种不同的风格……我们常说好的文学应是普遍的，但这普遍的只是一个最大的范围，正如算学上的最大公倍数，在这范围之内，尽能容极多的变化，决不是像那不可分的单独数似的不能通融的。”浙江文学虽然携带着自身的风土和坚固的精神质地，却也因其自由伸展的突围态势，又往往是流动迁延且多元形态的。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在现代文学的萌发期，鲁迅、郁达夫、徐志摩等浙籍作家因个体阅历、成长环境、理念认知等方面的不同而形成了判然有别的文学表述，可见浙派文学从根性上即是多元迸发、自由绽放和各美其美的。

二

“文学新浙派”概念的提出，并不是将某种流派和风格定于一尊，而是试图在地理空间的观照中，容纳并激活不同视角与不同声音的碰撞交融，从而在流动时代中保持先锋精神和探索意识。艾伟在“文学新浙派”发展研讨会上的致辞中指出，“浙江作家是一个现象级的存在。……‘文学新浙派’的提出，是对浙江现代文学作家的致敬，也是对他们精神的传承。”由此可见，“文学新浙派”在致敬先贤中并不泥古，在求新的同时并不斥旧，而是强调对话性与相互的激荡。因此，“文学新浙派”是一个具有继承性、召唤性、未来性、实验性和创新性的理论概念，其核心密码是在文学遗产的承继中敞开文学的空间与可能，反对独沽一味的一元论叙事，建构一种更具包容性和开放性的浙派文学。目前来看，“文学新浙派”显现出以下三个方面的特质：

第一，作家方阵的齐整。集聚在“文学新浙派”旗帜下的作家集束式出现并处于动态发展中。在这支规模齐整的创作队伍中，既有著作等身、名扬四海的文学名家，亦有佳作频出、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既有从浙江迁移海外的华裔作家，又有从其他省份移居到浙江的“侨寓作家”。这种流动不居的态势一方面得益于浙江经济的发达与环境的宜居，一方面则确证了浙江地域文化的厚重开阔与前瞻视野。《江南》杂志作为“文学新浙派”理念的积极推动者与践行者，其在2023年第五期即发表了黄咏梅、东君、畀愚、斯继东、雷默、朱个六位作家的作品，并配发钟求是的《评其长势，促其进步》的主编邀语。“文学新浙派”的作家年龄从“50后”延伸到“90后”，形成老、中、青三代同堂的创作盛况。余华、麦家、王旭烽、艾伟、钟求是、吴玄、哲贵等著名作家珠玉在前，张玲玲、草白、丁真、王占黑、林晓哲、章雨恬等青年作家怀璧其后。“文学新浙派”还包括旅居海外的华人文学代表作家张翎、陈河、黄运特等，他们的作品凸显出地域经验与国际视野的兼容、交错、对撞与共振的复杂面貌，深受海内外读者的喜爱与推崇。

第二，文化与文明的参差对照。“文学新浙派”麇集了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陆地与海洋文化的互观互鉴。浙江作家在多重文化资源的濡染下，在传统与现代的冲击中，在中西文化的比较下，在陆地文化与海洋文化的参差比照中，以海纳百川的对话性与超越性，为当下时代的“新浙派”赋型与赋魅。譬如东君的《拳师之死》《听洪素手弹琴》《拾梦录》等小说，在东方古典文化的神韵中兼具西方现代派的表现手法，其作品散发出虚静、冲淡、宁谧的气息，但在老庄式的道法自然背后，潜隐着作家对生命真谛的寻觅以及对自然万物的哲学省思。宁波作家雷默的《苍蝇馆子》《大樟树下烹鲤鱼》等作品在聚焦时代的同时叙写了故乡平民百姓的饮食起居与精神肌理。小说《药》为致敬鲁迅之作，而《深蓝》则将故事的空间放在浩渺无边的海洋之中，在暴风骤雨中前行的人们在自然的伟力中思索生与死的终极命题。陆地与海洋的兼顾书写，不仅赋予小说美学风格的魅幻，同时打开了文本的想象空间。陈河小说中的故事发生地不仅在浙南，还扩展到异国的阿尔巴尼亚、加拿大、非洲等地。与之类似，张翎笔下的人物游荡于世界各地，巴黎、温哥华、上海、温州等不同国家、不同城市的择取，为中国当代文学提供广阔的空间、新异的人物与远方的故事。海外华文作家的写作并不固守于一国一地，而是将故乡视为一个观察视点，在流动与联动中，在不同的文明体系和文化体系中穿梭往来，隐含了与西方文化、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文明进行对话的意图，并在中西文化的探究中反求诸己，面向世界与未来。

第三，雅俗的互渗与类型文学的丰富。“文学新浙派”内含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多音共鸣，显现出驳杂丰富的文学旨趣与美学精神。新时期以来，浙江作家在前辈作家所开辟的“为人生”与“为艺术”的文学道路上砥砺前行，贡献出一批深具思想深度与艺术美感的精品力作。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李杭育的《最后一个渔佬儿》、艾伟的《爱人同志》等作品以有情的目光和忧患的意识揭批现实的荒诞与历史的暴力，在“为人生”的冷静谛视中，显现出对鲁迅精神遗产的承继与发扬。钟求是的《两个人的电影》、吴玄的《陌生人》、草白的《一棵树下》、丁真的《红花香，白花亦香》等小说聚焦我们时代的世俗生活与情感困境，在向内开掘肉身与灵魂的同时，显示出“主情主义”的美学追求与大胆质疑的叛逆品格。哲贵的《信河街》《住酒店的人》《猛虎图》等作品倾情记录温州商人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的创业史与生活史。值得注意的是，哲贵笔下的商人形象试图打破既往文学史中对商人群体的曲抑贬损，采用理性和理解的态度描刻出温州商人群体的拼搏果敢与犹疑彷徨，经由这一特定群体在时代浪潮中的载浮载沉，折射出改革中国特有的生机与芜杂。此外，高度的城市化与商业化的发展，使得浙江成为市民文学的集散地。通俗文学的勃兴与类型小说的齐备成为“文学新浙派”突出而醒目的特质。谍战小说、都市小说、言情小说、悬疑小说、武侠小说佳作迭现。这些类型小说在商业化的考量中并没有放弃精品化的追求。比如麦家的谍战小说《暗算》《解密》《风声》以英雄人物、传奇故事、烧脑情节和人类境遇的哲学性思考提升了类型小说的艺术水准，从而为谍战小说的精品化写作奠定了基础，并拆解了雅俗文学的区隔。青年作家薛超伟的小说在写实中氤氲着魅惑的浪漫，散发出暧昧、清冷、幽玄的气质，在引人入胜的梦幻传奇中，试探文学书写的边界，昭示文学的无限可能与自由本质。

三

“文学新浙派”以灵动丰盈的写作确证了浙江文学在中国文学版图中的不可替代性，作家们致力于在多元化的写作实践中书写时代与历史，以本土化的语言与民间性的叙事内核建构江南美学的神韵，从而为中国文学注入新鲜异样的活力因子。“文学新浙派”根本的旨归在于寻找文学新的可能，在新内容与新形式的寻觅中，拓展文学的边界，提供新的视野与新的美学原则。但“文学新浙派”若想达到理想的预期，还需要不懈地前行，并以兼容并包的胸襟看待文学园地中的老树与新苗。

首先，“文学新浙派”应在物欲的癖恋与自我经验的反复述说中跳脱出来，在与时代保持同频共振中思考个人性和公共性、特殊性和多样性、世俗性和精神性之间的张力与平衡。公共性写作的萎靡与私人化写作的勃兴是二十世纪以来中国文学最为显豁的写作思潮之一。在这一思潮中，宏大叙事日益转向内在世界的自我审视，作家们从广场中返回，在“孤独的城堡”中寻找着独属于自己的心灵空间。纤秾、精致、颓靡、散漫与破碎交织在一起，成为南方文学特有的美学属性。在“向内转”的过程中，许多作家丧失了对外部世界喧嚣现实的关切，只沉迷于对心灵世界的开掘和个人经验的反复讲述，从而使得个人化与公共性之间的鸿沟日益加深。我们期盼新时代的浙江作家们能够将自我、人群、远方、未来联系在一起，在“文以载道”的传统中，在家国天下的情怀中，抒发性灵，包孕世界。

其次，“文学新浙派”应在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两个方面勘察浙江地域文学的历史积淀与当代新变。在重释经典、汲取营养的同时呵护那些刚刚浮出历史地表的毛茸茸、活泼泼的文学作品。浙江作家要在与传统的对话中寻求异变，在穷而后工的淬炼中建构起自己的文学王国。众所周知的是，“文学新浙派”的命名是在丰硕的创作实绩的基础上归纳总结的，它的提出不是概念的先行或话语的制造。但“文学新浙派”能否在文学的传承中创作出具有高超艺术水准和思想高度的作品尚需时间的检验。在未来时日里，需要作家、批评家、刊物等各方力量的互助与联动。具体而言，浙江作家要立足本土，在对地方历史、神话传说、民情风俗的深刻体悟中，把不可通约的地域文化、个体经验、生活方式与价值理念表述出来，让身处异地的读者体察到地域的辽远与文化风景的殊异。在地方知识与经验的烛照中，理解百态人生与大千世界，从而达到个人性、地方性与普遍性的融通与往来；评论家则要在浙江地域文学的写作中提炼出地方文化的特质与精髓，从作家心态、文学地理、时代语境等方面探究江南文脉所内蕴的地方小传统，剖析辨识地域文学中的同中之异与异中之同。此外，作协、文联与宣传部门要担负起组织、协调的职责，对浙江作家尤其是青年作家群体给予切实有效的引导与支持。

最后，“文学新浙派”不应只关注严肃文学，也不应该坚守一个评判标准，而要在日新月异的媒介变革时代迎接文学的常与变。贺绍俊在探讨“文学新浙派”时提出，要以积极的心态和介入的姿态去“应对数字化和互联网所带来的信息传播和交流的根本性变化”，这一观点颇富创见和启示性。浙江不仅是现代文学发生发展的重镇，而且也是网络文学创作强省。在网络文学野蛮生长时期，浙江率先成立了国内首个“类型文学创委会”，最先推出了“类型文学概念读本”，设立了华语领域首个网络类型文学奖项，诞生了全国首个网络作家协会，成立了“中国网络作家村”等。良好的文学生态和政策的扶持使得浙江网络文学茁壮成长，形成了独特的“浙江经验”。近些年，浙江网络文学作家队伍不断壮大，精品网文数量逐年递增，题材内容不断拓展。比如蒋胜男的历史小说、紫金陈的悬疑小说、流潋紫的宫斗小说、南派三叔的盗墓小说、关心则乱的种田小说、天蚕土豆的玄幻小说、蒋离子的都市小说等均为网络文学谱系中的精品力作。这些作品不仅收获无数粉丝读者，更在IP转化方面大获成功，实现了文学的破圈化发展，满足了广大民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尤为重要的是，网络文学在接续通俗文学并重现文本活力的同时也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了精英文学一家独大的文学格局，现代科技与神话传说的奇诡并至撬动了一度被奉为圭臬的惯性审美认知。浙江网络作家常常以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和出色的讲故事的能力突破经验的边界，在插科打诨中通向时代精神内里。

“文学新浙派”有其不可替代的文化地理学意义，在江南风骨的绵延中，在美学原则的异动中，在媒介智能的衍生中，作家们需汲取新的叙事资源，探索新的文学类型，引用新的话语方式，并在新的时代中继续守护文学的微光，守望诗意的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