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也是水做的——《万川归》创作谈
《万川归》是我的第五部长篇。
此前的四部，《我的表情》《白驹》《牛角梳》《天知道》，都是我2000年前后写的，一口气写了四个，简直像脑筋搭错了。再起念写长篇，已经是2020年了。这充分说明，我在创作上是一个缺乏规划的人，不会布局，更谈不上韬略，多的是任性。所谓任性，就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和节奏，想怎么写，写多长，全由着自己的兴致。这似乎有点不识时务。摒弃“张弛有度”“趁势而为”“见机行事”也有个好处，那就是我至今还觉得这四个长篇并不丢脸，我不会羞人答答地脸红。
第五个长篇，它当然还是我写的，但我很明确，它更应该是“写我”的。它不是自传，我经历简单，情感也没有那么复杂丰富——如果说这种自我辩白苍白无力，那我可以直接指出一点：我不是文科生，更不是读外语的，我读的是理工科。构思阶段我就打定了主意：这本书只为一部分人而写。坦诚地暴露心跳的频率，期待有缘者的共鸣。它是我自己的歌。我理想中的这本书是一封信，一封三十万字的长信，这封信没有明确的投递地址，我希望在茫茫人海中，在某些散落的点，能闪起共鸣呼应的火焰。
从2020年开始，我基本停止了短篇的写作，只想着这个长篇。我画出了时间轴，标出了重要事件，写出了人物小传，想到什么就记下来，乱糟糟的有几万字，几十页。翻来覆去地想，一气呵成地写，锱铢必较地改。真正的伏案写作只不过一年，但这本书耗费了我四年的时间和更长时间的积累，可我觉得值。
老实说，如果不是疫情，我不可能如此专注。禁足在家的日子，朝前看很虚无，追忆和冥想自然成为主要的思维方向。所谓的“写我”，就是必须坚持“往里走，往内心走”。明白了这一点，结构也就随之确定了。
我预见了它的模样，随着键盘跳动，也逐渐看见了它的轮廓，它的五官，它的细节，甚至察觉到了它的呼吸，娇喘细细或声如裂帛。它应该是一本时间之书、心灵之歌，是几个人物在漫长时间里的吟唱。
两年的构思，最难的是时间问题。我希望这本书有较大的时间跨度，大致从上世纪的80年代到2019年，约四十年；我还给自己规定了书的大概厚度：三十万字。要在有限的字数里流淌四十年的时光，结构是第一位的，没有结构就谈不上概括力。概括力的另一个要素是样本的选取，具体说就是写哪几个人物。
当然有省心省力的办法：时间从前往后流；人物之间采用亲缘或朋友或工作的联系。这也可以波澜壮阔的，但我不想这么做。我已经写了四个长篇了，如果穿新鞋走老路，即便那条老路是别人走熟了而我尚未走过的路，我又何必抬腿呢？
有匠心，又不显得刻意，难。我想到了水，水流之势。水利万物而不争，争是不争，不争是争。水，洗涤了我蒙昧彷徨的心。我是学水利的，了解水的特性。水的变幻多姿令人着迷：水在水上叫冰，水在地上叫雪，水在地下叫泉，水在天上叫云，水在空中叫雨，水在风中叫雾，水在叶子上叫露，水在草地上叫霜……水在变幻中升腾或降落，涓涓细流，汇入江河，奔向大海；大海在蒸腾，又形成雨，再次洒落天地人间，循环往复，永无止歇。如此形态奇诡的水，它们其实都有着同样的化学分子式：H2O。
柔情似水，心潮如沸，心如止水，心冷若冰……一个简单的分子式，以各种形态与人心和人性契合。据说女人是水做的，在我看来，男人也是水做的。不是因为人体的含水率都是大约70%，而是，我们都是人，男人或女人。
据说写男人和写女人大不一样，我倒不这么看。差异是有的，有时还挺大，但不必夸张。把男人当女人写，或者把女人当男人写，其实十分有趣，而且有效。人性是男人和女人的公约数。写人，有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个参照系，那就是动物界。了解了蜂群、狮群和狼群的组织形态，我们就可以更深刻地理解人类所有的“场”，职场、市场、会场，还有很多的“界”，等等等等。人面兽心、衣冠禽兽、狼心狗肺、蝇营狗苟、鸡鸣狗盗之类的词，当然是骂人的话，但写作时，可不能仅仅是熟极而流，信手拈来，因为这些词可能道破了某种真相。
如前所说，水是精灵般的奇诡物质，我要写的，是一群男女，在时代河流中被裹挟、冲击、拍打，同时也被雨露滋润的体验。他们沿着水网和河流，分而合，合而分，不由自主地汇入了江河大海。他们彼此熟悉而又陌生，甚至从未谋面，就像我在小说里写的：“生活如流水。但一条河里的鱼不认识另一条河里的鱼，一滴水不认识另一滴水。”可他们都是水做的人，他们之间除了都将汇入天边大海的宿命，还有另一种缘分，在《万川归》里，那就是器官。
器官移植是科学的恩赐。几个人物间草蛇灰线的联系，最后如渔网般露出了水面，原本陌生的他们，最后成了交心换命、推心置腹、肝胆相照、心心相印的“亲人”。在一个夜晚，器官捐献者李弘毅在天上，他“看见我的心、肾和角膜重新聚集，在晦暗中移动、聚拢了，幻化成一个完整的人。这个人不辨男女，没有性别，他只是一个‘人’。这个人来到我的家，来探望我的母亲。”
写到这里，我感动了。这是一段灵魂独白，我要求用另一种字体印刷。李弘毅闪耀着人的慈悲，一种有别于动物的情怀。在一个“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国度，李弘毅堪称伟大。
一本书，当然很复杂。看到样书时，我才知道它有点厚了，类似于一块砖——《万川归》里，砖头恰巧也是个重要道具——这么厚的书，里面当然包含着许多情感：亲情、爱恋、龃龉、怨恨、遗憾，它们与欣喜交集在一起，悲欣交集。这些人被规律和偶然反复捶打、磋磨、拍击。他们很痛，这令我动容，因为我能感受到他们的痛，因为他们就是我自己。写到归霞自杀时，我难以自抑，泪水潸潸而下。泪水也是水。
悬念电影大师希区柯克在他的每部电影里，都要找机会露一下面。这很有意思。我得承认，我以前的小说，大多数都取一个旁观者角度，饶有兴味地说，自己却躲着。但《万川归》不一样，《万川归》里的所有主要人物，无论是深情的、冷酷的，还是执着的或圆融善变的，他们都是我。塑造人物，当然要有“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的手段，但我写《万川归》，是把自己揉碎了。万风和、归霞、丁恩川、李璟然……他们性格各异，命运不同，他们都不像我，又都是我。
写长篇，当然要捧出自己的心。
四十年的时光，总体呈流水之势，但又不能流水账。我选取了2006年这个时间点，由这个时间点往前回溯，向后流淌。2006年前的记忆有如陈年的布匹，掀起时烟尘飞舞，我采取了“折叠法”，只有这样，布匹才能在展示后还能装回箱子里，才能被三十多万字容纳。幸亏万风和得了病，从失忆症中挣出的人有理由不断追忆，身边还有个往日的恋人陪着他。量子力学的基本观点是，观察导致坍缩，被观察者才得以确定。尘封的记忆原本飘忽漫漶，万风和与李璟然投去回顾的目光，往昔才得以存在。
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是光。有了光才有了一切。颠覆性的“双缝干涉实验”证明了光既是光子，也是波。在科普的意义上，水也有类似属性，它是水分子，也是水波、水流、波涛。随着构思和写作的进程，我逐渐明晰了：光是宇宙，水是人世。我既应该看到人是个体，也应该看到人也是人流和人潮。观察者的视点或视野，决定了你能看到什么。
二十多年前，我写第一个长篇《我的表情》，里面有一个情节：年轻的柔桑躺在姐姐家的沙发上睡午觉，黑甜一梦，姐夫刚买了个摄像机，悄悄把她的睡姿拍了下来，等她醒来，给她看。柔桑心中一震，她第一次亲眼目睹了自己睡着的样子，甚至死去的样子。她又羞又恼，内心颤栗。后来，在小说后半部，她真的死了。
没有镜子，人永远不知道自己长什么样——请勿抬杠，水面也是镜子——没有摄像机，柔桑也不可能看见自己死一般的睡眠。写作者就是一台摄像机，他可以记录时间，回放时间。
写了三十多年，自己喜欢什么、擅长什么，基本已经确定了，无论这种喜欢和擅长识者几何，事实上已积重难返，说是坚不可摧也可以。我只想也只能发出自己的声音。就像我一直坚持的，不装神弄鬼、不挤眉弄眼、不苦大仇深、不声嘶力竭。在自己的音域范围内，唱自己喜欢的歌，不去考虑它是民族唱法，还是美声唱法，抑或是通俗唱法。
事实上，我没有过多考虑语言。没有开口，我就知道了自己的腔调。在短篇里，我必须收着，不能放纵，因为空间有限。但在写《万川归》时，我放开了。这是我的嗓音，在合唱团可能要被指挥用棒子拎出来，“靠一边站着去”的那个声音。
作家、评论家李浩在论及《万川归》时说：“故事、细节和感觉的重重增殖，对于时代和时代镜像的绵密涉及，加上强烈而锐利的敏感度，它们交织，它们融合，它们叠加——正是这一方式使朱辉的小说完成显现了异质和独特，当然也构成着小小的冒险：它可能因为绵密和丰富而将一部分读者阻挡在外面，他们更愿意读到故事的紧张和离奇，以及具有‘强刺激’的情节构成。我们或可以将朱辉文字的独特性看作是一个‘阅读门槛’，而一旦沉浸，我们就会发现这座森林里所富含的独特景致。”——他说得真好。“阅读门槛”当然不是我故意设置的，但是它在。
疫情期间，也正是我专心写作的日子，骗子们很忙。我曾经为时常接到诈骗电话而烦恼，更恼火于他们那一耳朵就能听出的南方腔，认为他们又坏又笨：找个普通话标准一点的很难吗？后来公安的朋友告诉我，人家这是在筛选哩。你连这种口音都不能警惕，那恭喜你，我们选对了，得手几率大增，骗的就是你！我的意思是，《万川归》是诚实的，就是现在这个腔调，我所理解的文学的腔调，如果你看下去了，我很感谢；如果你看进去了，看到了“这座森林里所富含的独特景致”，那我们有缘，我对你深表敬意，视为知音。歌为我自己唱，也为你而唱。
突然想起，四年前的10月4日，我在电脑上打出了“万川归”这三个字。
2024年10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