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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于公元618年建立后，经过近百年的巩固和发展，到唐玄宗李隆基在位的开元、天宝年间步入“盛唐时期”。这一时期，在政治秩序稳定、社会经济繁荣推动下，国家藏书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果。

唐玄宗即位后，十分注意从历史发展中汲取经验与教训。《旧唐书·玄宗本纪》载玄宗于“听政之暇，常览史籍”，特别重视“事关理道”的大环节、大问题。玄宗还明确认为“国之载籍，政之本源”，高度重视国家藏书建设。《旧唐书·经籍志》载，开元三年（715年）九月，玄宗与“更日侍读”的左、右散骑常侍马怀素和褚无量“言及经籍”，说“内库皆是太宗、高宗先代旧书，常令宫人主掌，所有残缺，未遑补缉，篇卷错乱，难于检阅，卿试为朕整比之”，提出了推进国家藏书建设的任务。为郑重其事，玄宗颁《赐褚无量马怀素诏》，诏命两人负责具体实施，并提出了“令经史详备”的目标。

在玄宗诏命下，大规模的图书整理建设不久即开展实施。从有关史籍看，马怀素和褚无量有着明确分工，又在元行冲、张说等人继任期间得以持续推进并取得显著成果。

马怀素主持秘书省编目工程。据新旧《唐书·马怀素传》，马怀素针对“秘书省典籍散落，条流无叙”的状况，于开元五年（717年）十二月上书玄宗，建议在南齐目录学家王俭所编《七志》基础上，将南齐以后至开元时的典籍汇编入一部目录著作中，以摸清当时国家藏书的实有情况。玄宗立即任命马怀素为秘书省长官秘书监，并命国子博士尹知章、四门助教王直、直国子监赵玄默等20余人“分部撰次”，在马怀素统筹之下分工协作。马怀素还奏请玄宗以秘书少监卢俌、崔沔为修图书副使，以秘书郎田可封、康子元为判官，完善了搜访逸书、刊正经史和分部撰录的工作机制。马怀素于开元六年（718年）七月病逝，所主持的编目工程只进行了一年半的时间，虽“未能有所绪别”，但“粗创首尾”，功不可没。开元七年（719年）七月，玄宗命元行冲接替马怀素，继续组织秘书省的编目工程。

褚无量主持乾元殿内库书校写工程。据新旧《唐书·褚无量传》，褚无量针对“内库旧书，自高宗时藏宫中，甲乙丛倒”的混乱现象，“建请缮录补第，以广秘籍”。开元五年十二月，玄宗诏命褚无量为专使，“于东都乾元殿东厢部汇整比”，着手缮录校写工作。褚无量还上书玄宗，以闻喜县县尉卢僎等4人“分部雠定”，分工协作。有关史籍记载表明，褚无量主持的东都乾元殿内库书校写工程，是把内库藏书按甲、乙、丙、丁四库，分库上架排比、清理校刊。一年半之后，这一工程基本完成。开元六年八月，玄宗敕令“于秘书省、昭文馆、礼部、国子监、太常及诸司官等，借写及整比”，向乾元殿之外的藏书机构及国家官员“大加搜写，广采天下异本”，以补充内库藏书。同时，选调秘书丞殷承业、右赞善大夫魏哲等7人为丽正院（乾元殿改名）修书学士，还制定了编目要求及细则，继续推进内库藏书校写工程。开元八年（720年）正月，褚无量年老病逝，玄宗又命元行冲接替，继续“整比群书”。

元行冲主持秘书省、丽正院编目校写工程。元行冲先后接替马怀素、褚无量后，将先前由马、褚分工负责的秘书省、丽正院编目校写工程合并在了一起。据《唐会要·集贤院》等史籍记载，开元八年十月，玄宗敕令：“学士等入经三年已上，为年深。若校理精勤，纰缪多正，及不详覆，无所发明，委修书使录奏，别加褒贬”。元行冲奉敕贬黜修书学士不合格者，把合格的秘书省原修书学士陆绍伯、马利徵、毋煚、韦述等13人转到丽正院，将秘书省的编目工程合并到丽正院。同时新选朝邑县县丞冯朝隐、冠氏县县尉权寅献等7人为丽正院修书学士，将学士总人数增加到20人。元行冲进而按照“通撰古今书目”方法，依据丽正院实有藏书，有何书便著录何书，对20位学士作了工作上的划分，分别编目总辑、经部、史部、子部、集部。经学士们的集体努力，开元九年（721年）十一月，丽正院藏书的编目工程完成，修成“《群书目录》二百卷，藏之内府”。开元十年（722年）九月，元行冲衰老罢职，玄宗命宰相张说继掌丽正院藏书建设工作。

张说等人继续主持内库图书建设工程。张说奉命接替元行冲后，以秘书监徐坚为副手，又以张悱“知图书括访异书使”。在编目工程完成后，特设专使，专门负责搜求购募异书珍本，以努力扩充图书数量。与此同时，张说还奉命组织学士们进行重要著述的编纂。如《唐会要·集贤院》载，开元十二年（724年），玄宗命张说组织撰修《封禅仪注》，以应东封泰山之需。开元十三年（725年）四月，《封禅仪注》修成。为表彰学士们的功绩，玄宗赐宴于集仙殿，改丽正院为集贤院，并设“十八学士”。张说病逝后，张九龄、萧嵩、李林甫继以宰相知集贤院事，继续组织实施国家藏书建设。

国家藏书建设在开元、天宝年间取得了显著成果，国家藏书总量蔚为大观。宋朝欧阳修、宋祁编撰《新唐书》时，不禁赞叹道：“藏书之盛，莫盛于开元，其著录者，五万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学者自为之书者，又二万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呜呼，可谓盛矣！”

玄宗朝整理撰修好的四库书分藏京师长安和东都洛阳，均以质量上乘的益州麻纸书写，在装帧上均为卷轴装，即宋朝欧阳修所谓“唐人藏书，皆作卷轴”。官修政典《唐六典》记载了当时四库书的储藏和装帧情况——“四库之书，两京各一本，共一十二万五千九百六十卷，皆以益州麻纸写。其经库书，钿白牙轴，黄带，红牙签；史库书，钿青牙轴，缥带，绿牙签；子库书，雕紫檀轴，紫带，碧牙签；集库书，绿牙轴，朱带，白牙签。以为分别。”其用纸之高标准和装帧之考究，被现代学者誉称达到了“绝妙的境地”。另有学者在研究后指出，玄宗朝用不同颜色的轴、带、签以别四库书的做法，为清朝撰修《四库全书》所沿袭发展，以绿、红、兰、浅灰四色封皮以别经、史、子、集部四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