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鹏：什么是小说“最重要的东西”
几乎每天重读海明威、福克纳、纳博科夫、纪德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这些作家对我的影响不言而喻，重要的不是技法，是他们颇为相类的世界观（多么神奇！很多人觉得这几位多么南辕北辙啊。）——可说不可说，最好别说。换言之，不说，总胜于说。再换言之，也许，不可说，才是小说最重要的东西。
《田园交响曲》是说与不说的典范。某乡村牧师收养了一个盲女，竟爱上了她，后来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终于酿成悲剧。这是故事的表面，即纪德“写出来”的大致情节，没写的是女孩与牧师之间微妙的情感世界，是女孩和神父之子渐渐萌生的爱情，是身为牧师——父亲不可回避的冲击、矛盾、罪责，那些说无可说的被唾弃的惨痛。
海明威更不必说，几乎所有短篇都精妙无比，都是藏着的（冰山的八分之七），是不说之说。
福克纳的《夕阳》《殉葬》甚或唠唠叨叨的《喧哗与骚动》《我弥留之际》《押沙龙，押沙龙！》，再喧嚣，再膨胀，再把嘴巴撕裂，其实，都为了不说。故事深藏着，一切交给读者，让我们自行处理，拼凑，补充，想象，然后完成。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似乎也是满溢的。是似乎。梅诗金公爵和纳斯塔霞的癫狂到底为什么？卡拉马佐夫兄弟们以及拉斯科尔尼科夫的行事又为什么如此乖张决绝？
多么神秘啊。不可说之神秘。
好小说就应该具备这样的品质——言外之意，说而不说。世界本来就不可解。我说的不是神秘主义，而是生活本来就充满复杂难解的谜团和不可言说的幽暗。很多事情正是人性的复杂幽暗使然，很多时候又不是，甚或无法解释，连人的复杂幽暗也无法解释。那究竟是什么东西？是什么左右了人的命运和意外？我不是神秘主义者，更不是故弄玄虚的小说家，而是，对人世无常、无序之变越来越有切肤之感，左右我们的，也许是造物主，也许，仍然是深不可测的人性之恶。
那就不必说吧。小说家最要紧的是让纸上的现实丝丝入扣、合情合理、亦步亦趋，就像瑞士归来的梅诗金公爵，回到彼得堡的一系列遭遇多么精彩，他对纳斯塔霞、阿格拉雅的爱多不可思议。可他是否在归国的火车上首次见到纳斯塔霞的照片就爱上了她？应该是。那么阿格拉雅呢，他又是什么时候爱上她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概不解释。多么费解又魅惑的人性之谜啊。然而，我们分明从中体验到了某种尖锐的东西，既奢侈，又绝对和根本。
所以着急在一个小说里把故事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实在没什么意思，在我看来都属于“特别没劲”的小说。侦探小说必须告诉你谁是凶手，为什么杀人，但我们的严肃小说大可不必如此，你可以永远不让凶手露面，甚至，不告诉读者受害者为什么必须死。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一上来就告诉你谁是凶手、怎么行凶的、行凶之后干了什么，太酷了！他要的不是悬念，是不可说之说：人失去了神，到底怎么办？（瞧，纪德正是跟他学的。）人如何自我救赎？这一层，实在很难说清楚。连陀思妥耶夫斯基也不能。
我的短篇小说《在娜允》试着写人性的某种“不可解”。当然，读完这个小说的您，或又会发现，它当然“可解”，因为……能让您参与到小说之中，我的目的，也算达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