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澳台及海外华文文学史研究：另一番新风景
港澳台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在国内早已开展，各种文学史也出版了不少，但由于种种条件限制，研究尚处于作家作品评论的阶段。从原始报刊出发，是文学史研究的重要方式。过去因为时空限制，查阅港澳台及海外华文文学报刊困难重重，所以鲜有人做这一工作，但我们最终还是要迈出这一步。对于报刊的检视不仅涉及史料问题，更生发出新的文学史认识。
徐婷研究20世纪20年代的文言刊物，如《文学研究录》等。这个研究，让作者突破了香港新旧文学对立的文学史叙述模式。与内地不同，香港当时是殖民统治地区，英文是官方语言，中国文言文学在这里承担着民族文化认同的作用，并且新旧是互相不排斥的。这种殖民现代性，是中国文学现代性的一种补充。
李青林的文章研究的是抗战时期的报刊《青年文艺》等。抗战时期，内地文人南下，创造了中国现代文学的高峰，这是内地香港文学史大书特书的部分。不过，李青林却从南来文学与本地文学互动的角度，看到另一番风景。
——特约主持人 赵稀方
“中国文学研究社”与香港文学的现代转型
□徐 婷
1921年，罗五洲在香港创办“中国文学研究社”，该社以函授教学形式培育学员，定期印发讲义，推出的出版物除以期刊形式出现的《文学研究录》及《文学研究社社刊》外，还有以函授资料形式出现的《中国文学研究社专修函授讲义》，另出有《求学捷径》之类的社编书籍。通过分析这批出版物，可以还原1920年代香港地区文人活动的现场，展现传统文化在香港的辐射状况，进而窥察香港文学现代转型的特点。
复兴传统文化的主张与“中国文学研究社”的兴办
“中国文学研究社”之设，与“五四”以后文风、世风的巨变有着密切的关联。罗五洲对新文化策略颇为抵触，明确以振起旧文风、捍卫传统之道为“中国文学研究社”开展活动的底层逻辑，采取切实有效的行动弘扬传统文化思想。
该社课程以对传统文化的研习为主体，门类包括：“经学、史学、国史概要、西洋史概要、子学、文学、文法、作文法、小学、骈文、诗学、词学、尺牍、新闻学、小说、作小说法、修身”。其中的“经学”“史学”“子学”显然沿袭了四部之分法，也就是说，直接指向了古典的内容。
现存诸种出版物均落实了“中国文学研究社”倡导中国文学、弘扬传统文化的宗旨。《中国文学研究社专修函授讲义》设“经学讲义”“史学讲义”“子学讲义”等栏目，与函授课程门类相对应。前后相继的《文学研究录》《文学研究社社刊》两种内部刊物所刊的作品主要为旧体。
“中国文学研究社”的函授理念及其在出版物中的表现
“中国文学研究社”以函授的形式开展教育活动，将学员招至旗下，其教学理念清晰，各环节排列有序，形成流畅的运行线条。课程内容、试题、学生课业等均需借助出版物呈现：讲义资料是传播知识的介质，《文学研究录》《文学研究社社刊》则用于展示知识的传播过程及效果。诸种出版物都在教育过程中稳定发挥特定功能。
该社函授活动的行为要素可以概括为：延请知名文人担任教员，负责编订讲义、解答学员疑惑、批阅学生考卷；收取学员作业加以改削，帮助其练习中文写作；采取考试形式对学员学业进行考察，对考卷择优附批语刊发于社团内部刊物上，以资鼓励。不限对象、不限地域的教学模式，大大拓宽了传统文化的传播幅面，该社在创办次年已颇具规模，甚至在内地也颇有影响。
只有将坚持以函授形式传播传统文化一事置于1920年代香港的文化场域之中，才能充分彰显“中国文学研究社”教育活动的历史意义。近现代香港的中、英文教育发展极不平衡，中文教育问题相当严重。在这样的情形下，在香港地区开展的任何形式的中文教育活动都应得到正面的评价。香港教育界对中华传统文化教育的坚持，有效地强化了居港华人群体的归属意识。“中国文学研究社”比私塾等基础教育机构入学门槛更低，更易将传统文化内容输送给正常情况下难以进入学堂接受教育的群体。
香港地区文学社团的现代转化与“文学”概念的现代转型
“中国文学研究社”自始至终采取函授这一组织形式，与同时期在香港出现的、以私人交往为中心集结的旧诗文社有显著差异。该社虽无成员在现实场景里的聚集活动，却用更为“现代”的方式，以出版物为介质实现社团内部关系的维系。讲义所见诸种课程内容、社刊所见学员优秀课艺与教员批语，是对函授各环节的体现，环环相扣，建构了以普及教育为目标的通路。内部刊物上开设的“本社通告”“社简代邮”等固定栏目，是社团传递消息的渠道。此外，如遇教员或学员去世，“中国文学研究社”还会在刊物上发起悼念专题，发表缅怀逝者的系列文本，这种纪念活动有助于提高社团的凝聚力。
多元文化的协商推动了1920年代香港地区“文学”概念的现代转化。就课程设置的情况来看，“中国文学研究社”所用“文学”之概念总体上更近于先秦最为原始意义上的“文学”，不限于与现代所谓“文学”学科相关的诗歌、散文、小说、戏剧诸种体裁的文艺写作，而是泛指一切撰述之事。概念上的复古，与回到传统文化源头汲取促进社会良性发展之力量的意图相关。所弘即为传统之道，所重也就偏于旧体之文，《文学研究录》《文学研究社社刊》发表的作为“模范”的古今名人作品及学员优秀作品，都以旧体为主。
不过，文学书写以旧体为主、甚至追求“文学”原始意义的回归，并不代表“中国文学研究社”墨守旧的文化理念以及旧的文学价值观。该社开设的新闻学、小说、作小说法等新科目，较为自然地呈现了从四部之学向七科分类转型的痕迹。这种变化，体现的不是“现代”对“古典”的直接取代或者西方对东方在文化上的宰制及规训，而是经历长期的文化接触后出现的渐进的适应。具体到狭义的文学而论，“中国文学研究社”的姿态亦不保守，《文学研究录》《文学研究社社刊》所刊小说作品倾向于追求情节的完整性和内容的趣味性；语体以文言为主，亦不排斥白话写作；兼收原创及翻译小说。这种多元并蓄且贴近市井阅读趣味的书写风度，与稍晚于两刊出现的《小说星期刊》显现出明显的连贯性。文风偏旧与观念新变并存，杂糅的态势，折射出1920年代香港文学渐变的风貌。
新思潮与调和：从香港的位置观照“现代”的实现
“中国文学研究社”的出现是以新文化在香港的迟出与传统文化的持续发展为背景的。1920年代，新旧文化在内地、香港的境遇大相径庭。内地在经历过“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总体上倾向于排斥古典一脉，但在香港地区，仍以肯定传统文化为主，对待新文化反而表现冷漠。
居港华人群体当时对旧文化、旧思想的坚持，却不能以“落后”“保守”视之。香港社会文化在1920年代经历了复杂的变化。传统文化、新文化与西方文化在香港混杂，共同参与在地文化的编码。三者之间互有竞争：殖民政府对激进的民族主义论调不免忌惮；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存在潜在的对抗；传统文化与新文化的矛盾也难以规避。就精神内核而论，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异质性，是远大于新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坚守传统文化，本质上是出于对殖民的反抗。“中国文学研究社”诸种出版物的内容，体现了居港华人群体对中华文化尤其是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当然也就凸显了对殖民文化的抵制。
尽管“中国文学研究社”坚决主张复兴传统文化、文学，但对新思潮却似仍较为包容，对外国文学的接引也相当主动。对域外文学的引入，对新文学作品的接纳，集中反映了“中国文学研究社”面对异质文化及新思潮时的总体态度。罗五洲等人绝非一味守旧，他们所反对的是决绝地走向文化断裂，而缓慢的文化协商、调和并不为其所抗阻。“中国文学研究社”择取因地制宜的渐进式方案，与“五四”新文化运动者所挪用的狂飙突进的革命式方案构成了鲜明的对照。
在1920年代的香港，传统文化起到凝聚华人族群、维系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作用，文学无论新旧、雅俗，其存在均有利于延续中文写作传统，具有反殖民意义。“中国文学研究社”主动承担起传播中华文化的使命，坚持以中文组织的文学书写和文化教育，试图在特殊的文化语境中保存中文写作传统，不断强化居港华人的文化归属感，恰恰凸显了1920年代香港文化的特征。该社的追求，折射了居港华人群体所共有的心系中华的情愫。
（作者系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讲师，文学博士）
左翼文人对香港文化的建构
□李青林
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国内地文人带着未竟的文学理想南下香港，《立报》《大公报》《星岛日报》《华商报》《文艺阵地》《文艺青年》《大风》《时代文学》《大众生活》等报刊在香港创刊或者复刊，香港成为重要的文化中心之一。在内地文人大量南下香港之前，香港的新文学基础较为薄弱，基本处于边缘地位。1930-1940年代内地文人南下香港，试图将内地新文学的话语体系和文学资源“移植”到香港。因此，与1920年代香港文坛文白、新旧、雅俗“同置并存”不同，1930年代下半叶香港文坛迎来了新文学的“爆发”。
不过，内地文人南下香港的文化实践并不是中国内地文学谱系在香港的横的“移植”，而是有着多元面向和内在张力。香港文化空间的特殊性为内地文人的话语实践带来了诸多挑战，也增加了新的质素。首先，香港是一个“各派并存、同时发声”、充满无限可能的话语场。这意味着内地文人在香港开展文化活动面对的是更为复杂的文化格局，这也使得他们在香港的文化实践有着多元面向。其次，香港在接受新文化、新文学方面与内地存在“时差”，面对香港新文学发展的迟滞性，内地文人尤其是左翼文人试图在香港完成“文学革命”与“革命文学”的双重任务，这使得他们在香港的话语实践充满张力。
左翼文人与香港文化语境的“交锋”，首先见于有关“反新式风花雪月”的文学论争中。1940年10月，《文艺青年》第2期刊载了杨刚的《反新式风花雪月——对香港文艺青年的一个挑战》。该文指出，香港青年的文章“初看起来都是写美丽的雕琢得不很坏的东西。细看起来却是没有内容的，充满悲哀的、颓废的灰色东西”，与“民族煎熬”“社会苦难”极不相称。杨刚试图将内地左翼文艺的话语体系移植到香港的文化语境中，对香港青年进行文学教育和思想启蒙，但是香港文化语境的复杂性为这种话语实践带来了更多的可能。
这篇文章一经发表，便引起各方热烈的讨论。据统计，讨论该话题的文章达九十余篇。除了《文艺青年》之外，《星岛日报》《大公报》《立报》《华侨日报》《国民日报》《南华日报》等报刊也参与其中。香港文坛的诸多政治力量与文化力量在这场论争中纷纷登场，左翼文人、右翼文人、汪派文人、香港青年都参与其中。有关该话题的讨论已然超越了文学的范畴，各方力量都试图在这场论争中论证其意识形态和文学观念的合法性。因此，在“反新式风花雪月”的论争的背后，是各方力量话语权力的博弈与角力。同时，左翼文人所提出的“挑战”也指向香港的文化语境和文学生态。彼时的香港旧文学传统和通俗文学传统根深蒂固，相对而言新文学处于边缘地位。因此，左翼文人试图改变香港的文学格局，以确立新文学在香港的地位，而“反新式风花雪月”的提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为了完成这一任务。只是杨刚等左翼文人所忽略的是，香港与内地的文化语境和文学生态不同，在香港拥护新文艺的读者群体本来就少，而杨刚提出的“反新式风花雪月”所挑战的恰恰就是这些爱好新文艺的青年。同时，杨刚的观点本身也存在悖论，正如赵稀方先生在《报刊香港》中所指出的，她对“新式风花雪月”创作倾向的批评主要针对流落于香港的外地青年，但是她在追溯原因时却又指向香港本地的教育体制与文学传统等历史因素。所以杨刚在对香港的文学生态发起挑战的同时，本身也在接受香港文学场域的挑战。
茅盾为《大众生活》创作的《腐蚀》也做了这样的探索，他试图沟通内地的话语体系和香港的文化语境。《大众生活》由邹韬奋于1941年5月17日在香港创办，其宗旨在于传播知识，以协助“政府”改进政治，完成“抗战建国”的目标。而政治色彩太过浓厚的刊物难以获得香港读者的亲切感，所以为了调和《大众生活》的政治色彩、打开香港的文化消费市场，茅盾创作长篇小说《腐蚀》并在《大众生活》上连载。这部小说虽然取材不在香港本地，但是因题材涉及国民党特务组织的活动，主人公赵惠明的经历可谓惊险刺激，较为符合香港读者的审美旨趣和阅读期待，所以成功地吸引了香港及南洋喜欢惊险小说的读者。不过，虽然《腐蚀》的文本实践向香港读者的阅读期待靠拢，但是其与香港本地的通俗文学作品不同，香港本地的通俗小说以市场为导向，而茅盾创作《腐蚀》虽也是为了以“通俗形式”吸引香港读者，但目的还是让其发挥文学的宣传教育功能，一方面打开香港的文化消费市场，另一方面利用香港特殊的文化空间回应“皖南事变”。因此，《腐蚀》的文本实践在沟通内地的话语体系和香港的文化语境方面做了成功的探索。
总之，抗战时期内地文人南下香港的文化实践有着多元面向。他们一方面将内地的话语体系和文学资源“移植”到香港，借用香港的文化空间，为内地的文艺运动助势，另一方面也有着建设香港本地文化的文化自觉。内地文人尤其是左翼文人对香港文化语境的“看见”与“不见”也让这种话语实践充满张力。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博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