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与中古史研究
今年8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熊存瑞教授编校的《陈寅恪六朝隋唐史论》。这是对于陈寅恪先生著作整理出版的一次新创举，给史学研究者及广大爱好中国历史的读者提供了一个专注于中古历史研究、了解陈寅恪先生学术成就的良好平台。
“陈寅恪热”后的一版再版
众所周知，陈寅恪先生是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学术界的杰出大师。其博学多闻、精研妙思为世所罕见，被时人称为“三百年来第一人”“教授的教授”。其祖父、父亲等先辈和他本人的经历也与中国近百年来的巨大变迁密切相关，可在中国近代史上大书一笔。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在中国学术界曾经兴起“陈寅恪热”，对于陈寅恪的学术成果、人文精神、家族历史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研究，予以极高评价，并且出版了大量有关论著。
陈寅恪先生的学术成果，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有过整理出版。如他的重要著作《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等，都以单行本的形式印行，对学界具有重要影响。改革开放以后，经陈寅恪先生的弟子、复旦大学中文系蒋天枢教授收集整理，1980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以《陈寅恪文集》名义出版了陈寅恪先生的主要著作，包括《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初编》《金明馆丛稿二编》《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及《柳如是别传》七种。从此，上海古籍出版社还陆续以《陈寅恪文集》等形式多次重印陈先生的这些著作。之后，又有三联出版社、译林出版社、中国书店、团结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等众多出版社印行了上述的各种陈寅恪先生著作，所基本依据仍为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版本，并有一些增补。有别于这些著作的新材料，还有上海古籍出版社在1989年出版的《陈寅恪读书记——〈旧唐书〉〈新唐书〉之部》，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由万绳楠整理的陈寅恪讲课笔记《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等。
陈寅恪先生著作的一再刊印，正说明了陈寅恪先生学术思想的博大精深，影响深远。但如译林出版社《陈寅恪全集》序言中江奇勇先生所言：“虽经多次再版重印，刊行的数字始终与社会关注的热度相去甚远。”因此，有必要在陈寅恪先生著作的出版工作中不断予以改进，挑战新的编选角度与印行方式，“让更多读者接近陈寅恪，阅读其著，体悟其思”。
今年出版的由美国西密歇根大学历史系熊存瑞教授选编的《陈寅恪六朝隋唐史论》一书，正是出自这样的实际需求。由于以往的陈寅恪先生论文集所收论文范围较广，并没有按照专题研究区分，而本书所收则专注于六朝隋唐时期的中古史研究成果，主题突出。希望通过这些论著反映陈寅恪先生史学研究的重点，并由此进一步体会理解陈寅恪先生的研究思路与深刻的文化阐释。
一生为学不离“释史”
陈寅恪先生研究的内容十分全面。他涉猎广泛，精通多种语言文字，熟悉中外学术研究理论，在文、史、哲各方面都有重要成就，六朝隋唐历史的研究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但是他在广博的知识底蕴基础上充分运用各方面的文献与实物史料，互相发明，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见解，使学界耳目一新，振聋发聩，对于二十世纪六朝隋唐史的研究起到重要的先导作用。
学界论者早已指出，陈寅恪先生的研究旨在“解决两晋至唐很根本的三个问题，即制度、政体和文化”。陈寅恪先生自己也在通信中坦承：“弟前作两书，一论唐代制度，一论唐代政治，此书（指《元白诗笺证稿》）则言唐代社会风俗耳。”要了解陈寅恪先生在这三方面的研究成果，自然离不开《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这三部表达他史学理论与创新见解的重要著作。而这部《陈寅恪六朝隋唐史论》收入的论文也是在学习陈寅恪先生的六朝隋唐史研究、完整全面了解其学术思想时不可不读的。陈才智先生曾说：陈寅恪先生的研究中，“开辟了一条历史与史料学研究的新途径，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化阐释方式”。本书选编的有关论文正是充分反映了这种新颖独特的研究成果，对六朝隋唐史的众多重大问题予以具有开创性的新解释。
陈寅恪先生的这些研究论文，多由具体人事深入阐发，以小见大，涉及六朝隋唐时期的社会等级、宗法关系、氏族、宗教、军事、政治、文化思想等众多方面。而对每一个具体议题，都能旁征别引、探幽发蒙。如《论东晋王导之功业》分析东晋时北方人士与江东豪族的力量对比，指出王导笼络地方势力，稳固东晋政权的重要功绩；《崔浩与寇谦之》通过解析两人的文化思想与相互关系，论述北魏时期胡汉之间的政治联合与民族矛盾；《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研究唐代早期的统治中心组成，强调婚姻关系在政治结盟中的作用；《李唐氏族之推测》等多篇文章考证李渊的家族渊源，质疑所谓陇西李氏的郡望等。其研究思考方法正如他所说：“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而古代哲学家去今数千年，其时代之真相，极难推知。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借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谒，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刘梦溪先生曾指出：“陈寅恪一生为学不离‘释史’两个字，而‘释史’的途径就是通过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历史资料的‘残余断片’来重建历史事实真相的全部结构。”
刘梦溪先生在《陈寅恪论稿》一书中曾指出，“陈寅恪是史学家，也是文化学者。种族与文化问题，是他向来所关注的学术大课题。1940年撰写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1942年撰写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两书，于此一义谛发挥最为详尽”，“他阐发的此一谛，其要义在于强调不同民族的同化与共存，主张文化可以超越种族，这在今天仍不失积极之意涵”。这一特点在陈寅恪先生对六朝隋唐史的研究中充分得以反映。他认为：“北朝胡汉之分，不在种族，而在文化，其事彰彰甚明，实为论史之关要”，“总而言之，全部北朝史中凡关于胡汉之问题，实一胡化汉化之问题，而非胡种汉种之问题。当时之所谓胡人汉人，大抵以胡化汉化而不以胡种汉种为分别，则文化之关系较重而种族之关系较轻，所谓有教无类者是也”。
在唐史研究中他也延续了这一观点，认为：“唐代安史之乱后之世局，凡河朔及其他藩镇与中央政府之问题，其核心实属种族文化之关系也。”他的这些观点，和他提出的中古社会阶级与社会集团分析方法，及“关陇集团”“关中本位制”理论，都曾在中国历史研究中起过重要的影响。虽然后来有众多学者对这些观点，尤其是“关陇集团”的观点提出不同意见，当属学术研讨、百家争鸣。而陈寅恪先生在现代中古史研究中的开创之功自不可磨灭。
继承独立自由的学术思想
熊存瑞教授师出名门，长期在美国大学任教，熟稔中外历史学研究的各种流派与学说理论，且多年从事隋唐史研究，是美国学术界中国中古史研究的领军人物。因此，他对于陈寅恪先生的史学思想有着深刻的认识和理解。
在本书的序言中，他分析了陈寅恪对中国传统史学的认识及在基本研究方法上受西方史学影响的情况，认为他与德国史学家兰克具有明显的相同之处，即运用归纳法的研究理论。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在西方兴起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则与此正相反，使传统历史学研究受到很大冲击。熊存瑞由此批评了后现代主义草率的研究方式。显然，由于后现代主义的流行，陈寅恪先生所秉持的那种谨严的研究方法一度不被西方看好。同样，这种影响在国内也有所反映。而这恰恰值得今人予以注意，加以纠正，从而恢复尊重史料，认真考证的科学精神。
陈寅恪先生学术贯通中外，而始终坚持独立自由的学术思想与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精神。他在为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下册撰写审查报告时说：“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通过本书收入的论文，可以看出这一精神在他的著述中也贯穿始终。因此，我们学习陈寅恪先生的史学论著，不仅仅是开阔眼界，增长知识，学习研究方法，同时更要继承先辈著名学者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
对于所选论文的论述重点、创新意义及研究价值等，熊存瑞教授的序言中也作了简要的概述，可以帮助读者提纲挈领，登堂入室。他还在编校中对原文做了一些调整与补充，以脚注的形式表达了一些注释说明及个人的意见，以帮助更全面准确地理解原文。以往上海古籍出版社刊行时，为了尊重陈寅恪先生的原稿，基本上不予改动，如无书名号、卷数以大写数字表示等。本书虽然保留了繁体字印刷，但改用横排，并增加了一些标点，以适应现代人的阅读习惯。由于引用古籍中人名、别号、地名、族名、职官、朝代等多出，今人一般不易区别，所以在全文中加注了专名线以标注。这些都是为方便当今读者阅读理解采用的新形式，也是本书有别于其他版本陈寅恪先生著作的特点。
略感遗憾的是本书未收入《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一文。陈寅恪先生在这篇论文中，发现这一条的刘孝标注是“前期清谈重要资料”，并由此分析东汉末年与魏晋时期的政治派别斗争，认为“魏为东汉内廷阉官阶级之代表，晋则外廷士大夫阶级之代表。故魏晋之兴亡递嬗乃东汉晚年两统治阶级之竞争胜败问题”。这一阶级分析观点与重要判断是陈寅恪先生对魏晋政治的基本认识，似应予以注意。
希望这一新书有助于中国史学研究，有助于现代学子走近陈寅恪先生，更有助于传承发扬陈寅恪先生的治学精神。“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