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留书》版本考
黄宗羲的政治思想主要表现在《明夷待访录》一书中，而现在有文献证明，黄宗羲在写作《明夷待访录》之前，曾经创作了《留书》（或名《明夷留书》、《黄子留书》、《南雷黄子留书》）八篇，也就是说，《明夷待访录》是在《留书》的基础上续写发展而成的。那么《留书》是什么模样呢？有没有单独成集留传下来呢？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研究者。
直到一九八五年骆兆平先生在天一阁发现了二老阁主人郑性、郑大节父子的校订本，人们才看到了《留书》的原貌。上有校订者跋语一条，曰：“先生《留书》八篇，其《田赋》、《制科》、《将》三篇见《待访录》，兹不具载。”由此可以得知，《留书》本来有八篇文章，后来其中的三篇转入了《待访录》，留下了五篇，就是现在我们所讨论的《留书》。但在《留书》的留传过程和版本种类上，总有一些难解的迷团，比如“全祖望重定本”、“万斯选订本”和“是亦居传钞本”等等，究竟又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
近日，在中华书局图书馆发现了一本题为“南雷黄子留书”的钞本，通过这一钞本，联系郑性父子的校订本，再参诸其他文献，兹就以下四方面的讨论，试图来揭开《留书》在留传过程中几个重要版本之间的关系。
一、《留书》的记载
《留书》是黄宗羲创作的，但是在他本人的著述中，只说到了《待访录》，如《破邪论·题辞》：“余尝为《待访录》，思复三代之治。”而对于《留书》，却是只字未题。
黄宗羲之子黄百家《先遗献文孝公梨洲府君行略》只言“《待访录》一卷”，未见《留书》记载。
邵廷采《遗献黄文孝先生传》也只录《待访录》，不著《留书》之名。
直至黄宗羲的私淑弟子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始言“《明夷待访录》二卷，《留书》一卷”，而其《书明夷待访录后》又谓“《明夷待访录》一卷……原本不止于此，以多嫌讳，弗尽出”，“弗尽出”者，似亦指《留书》而言。又《鲒埼亭诗集》卷七《漫兴二集》有《重定黄氏留书》诗一首，诗曰：“证人一瓣遗香在，复壁残书幸出时。如此经纶遭世厄，奈何心事付天知。犹开老眼盼大壮，岂料馀生终明夷。畴昔薪传贻甬上，而今高弟亦陵迟。”则全祖望曾经见到过《留书》是可以确定的了（详下四“全祖望”条）。
江藩、徐鼒、李元度等皆著录为“《明夷待访录》二卷，《留书》一卷”，大概也是沿用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之说了。
黄宗羲的七世孙黄炳垕在《黄梨洲先生年谱》里也只是说：“康熙元年壬寅，公五十三岁，著《明夷待访录》，次年冬削笔，二老阁校梓。公又著有《留书》一卷。”而他在《诵芬诗略》里写有“《待访》侪宏景”、“《留书》志吕伊”等句，只注“《留书》一卷”而已，显然，黄炳垕是沿用了全祖望的记述。
谢国桢先生作《黄梨洲学谱》，也只是根据黄炳垕《诵芬诗略》而谓黄宗羲著“《留书》一卷”。
黄氏后裔黄嗣艾在《南雷学案》卷八《全谢山先生关于南雷先生语》一节下注曰：“忆予幼时，见先大父永州公（指黄文琛）遗箧内有《明夷待访录》钞本，似较今行世者多。据闻族人在道、咸间往馀姚携出传写者，乃并《留书》为一耳。”但在同书卷九《瓮叟公》传中却说：“公（指黄文琛）同时使门人往馀姚，访家属，兵燹后迁避者未归。由上虞某姻家，辗转得南雷公《明夷待访录》原本，始知南雷公生平王佐之略。其发抒者题曰《留书》，而《明夷待访录》则《留书》中三分之一。”【黄嗣艾谓“《明夷待访录》则《留书》中三分之一”，然今所传的《留书》，其文章只有五篇，可以证明黄文琛经过辗转而得到的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原本，后来是遗失了的，否则，黄嗣艾在《南雷学案》中不至于出现如此大的偏差，因为根据郑性父子校订本上附录题跋所谓“先生《留书》八篇，其《田赋》、《制科》、《将》三篇见《待访录》，兹不具载”，可以知道《留书》中收入《待访录》的其实只有三篇而已，而谓“《明夷待访录》则《留书》中三分之一”，显误。】由此可知，黄嗣艾曾经（幼时）也是见到过《明夷待访录》与《留书》的合订本的。
综上所述，自《明夷待访录》成书后，《留书》就销声匿迹了，而因为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讲到“《留书》一卷”，则《留书》又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后人提到黄宗羲的著作，总也要加上那么一条，虽然是谁也没有看到过。直至一九八五年，骆兆平先生在天一阁整理冯贞群先生《伏跗室赠书目录》补遗一卷时，才发现了题为“后学郑性订大节校”（以下称郑性父子校订本）的《黄梨洲先生留书》。
二、冯贞群先生《伏跗室书目》留下的疑问
《留书》发现了，骆兆平先生即据以标点，并撰《关于黄梨洲的<留书>》一文，同时发表于《文献》一九八五年的第四期上。文中说：“冯贞群字孟颛，一字曼孺，是现代浙东著名的藏书家，在宁波市水凫桥畔有伏跗室藏书十万卷。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三一年自编《伏跗室书目》，此后，藏书多有增减。一九六二年春，先生去世，全部藏书捐献给国家。可惜上述是亦居钞本《留书》一卷，已经有目无书，至今不知去向。”郑性父子校订本之《留书》后又为沈善洪主编的《黄宗羲全集》所本，收入《全集》第十一册（此册点校者为吴光），书后附吴光先生《黄宗羲遗著考（六）》。
以上两篇文章都指出，《留书》还有是亦居传钞的“万斯选订本”，理由是在冯贞群先生编于一九一九年的《伏跗室书目》稿本子部儒家类《明夷待访录》条下有“《南雷黄子留书》一卷，黄宗羲撰。……门人万斯选订……是亦居传钞本”的记载；【《伏跗室书目·明夷待访录》条下著录：“《南雷黄子留书》一卷，黄宗羲撰。‘癸巳秋为书一卷，留之箧中。后十年续有《明夷待访录》之作，则其大者多采入焉，而其馀弃之，甬上万公择谓尚有可取者，乃复附之《明夷待访录》之后，是非予之所留也，公择之所留也。癸丑秋梨洲老人题。’门人万斯选订。分《文质》、《封建》、《卫所》、《朋党》、《史》五篇，是亦居传钞本，一册。”】又，冯贞群先生在郑性父子校订本的《留书》（与《明夷待访录》、《思旧录》合订成一本，今藏天一阁）封面上题曰：
《明夷待访录》、《留书》、《思旧录》，右三种为黄南雷所著，《待访》、《思旧》二录，二老阁有刻本，《留书》未刻，曾见别一钞本，有序云本欲删去，万子斯选谓可留，故名《留书》。壬辰春冯贞群记。
由此可知，冯贞群先生所谓的“别一钞本”，即《伏跗室书目》里所说的是亦居传钞本的《南雷黄子留书》。这里我们需要注意两条：一、我们不能确定是亦居传钞《留书》的原本即万斯选订本，所以我们不能将是亦居传钞本和万斯选订本混为一同；二、因为我们没有找到是亦居传钞的所谓万斯选订本的《留书》，所以在没有确切的证据面前，只能将两者“暂时区分”。
另，据全祖望的《重定黄氏留书》一诗，全祖望当时不仅是看到了《留书》（或即是万斯选订本），且又为之“重定”，那么重定本的《留书》是什么模样呢？有没有留传下来呢？这是个重要问题，说详下。
通过上面的述说，我们可以确定，冯贞群先生在其中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人物，因为他不仅收藏了郑性父子校订的《黄梨洲先生留书》，同时也看到过是亦居传钞的题为“门人万斯选订”的《南雷黄子留书》，如果我们能够找到是亦居传钞的“万斯选订本”，或许就能够揭开上述四本——即万斯选订本、是亦居传钞万斯选订本、郑性父子校订本和全祖望重定本——之间的关系，因为仅凭天一阁收藏的郑性父子校订本，其上只一篇黄宗羲本人的《题辞》——也不曾题及《留书》半字——是无法揭开铺在其上面的神秘面纱的。
所幸的是，在中华书局图书馆里，保藏了题为“南雷黄子留书”的钞本（末又附黄宗羲未刻文十四篇），通过细细比较，确定此本为是亦居传钞本的再钞本，且钞者即是冯贞群先生，其上复有与郑性父子校订本校对一遍之痕迹，异文已全部勾出。
介于是亦居传钞的万斯选订本是否真为万斯选本人订本，尚存可疑，我个人以为所谓的“门人万斯选订”之本，并非万斯选所订，所以是亦居传钞的所谓的“万斯选订本”，也就不能说是万斯选订了（说详下），故将冯贞群先生所钞之本暂名为“冯贞群先生传钞本”。
今就此钞本的内容，并参照骆兆平先生《关于黄梨洲的<留书>》和吴光先生《黄宗羲遗著考（六）》对郑性父子校订本的介绍，就几个问题的梳理来揭开《留书》万斯选订本、是亦居传钞万斯选订本、郑性父子校订本和全祖望重定本之间的关系。先将冯贞群先生传钞本述之如下。
三、冯贞群先生传钞本的确定与内容
此钞本书衣题“南雷黄子留书（附未刻文）”，红格，半页十行，行二十馀字不等。
第一页录全祖望《重定黄氏留书》诗云云，而郑性父子校订本《留书》上未录此诗。
第二页录黄宗羲《题辞》：
古之君子著书，不惟其言之，惟其行之也；其或不得其人以行之，则亦留之以待后人之能行之者。予生尘冥之中，仰瞻宇宙，抱策焉往，而不忍默而已。乃以癸巳秋为书一卷，留之箧中。后十年续有《明夷待访录》之作，则其大者多采入焉，而其馀弃之。又十年甬上万公择釐而出之，谓尚有可取者，乃复附之《明夷待访录》之后。是非予之所留也，公择之所留也。
末署“癸丑秋梨洲老人重题于杭之寓斋”，下有冯贞群先生案曰：“癸丑为康熙十二年，梨洲年六十四，托名于万斯选将原稿删改，所谓言逊以避祸者。” 而郑性父子校订本《留书》上未录此文。
第三页首行上端题《南雷黄子留书》，换行下署“门人万斯选订”，空一行顶格“目录”，换行低一字为“《文质》、《封建》、《卫所》、《朋党》、《史》”（各占一行），眉上冯贞群先生案曰：“郑性订本无‘门人万斯选订’及目录。”再换行为黄宗羲《题辞》：
古之君子著书，不惟其言之，惟其行之也。仆生尘冥之中，治乱之故，观之也熟。农琐馀隙，条其大者，为书八篇。仰瞻宇宙，抱策焉往，则亦留之空言而已。自有宇宙以来，著书者何限，或以私意搀入其间，其留亦为无用。吾之言非一人之私言也，后之人苟有因吾言而行之者，又何异乎吾之自行其言乎？是故其书不可不留也。
末署“癸巳九月梨洲老人书于药园”，眉上冯贞群先生案曰：“癸巳为永历七年、顺治十年，梨洲年四十四岁。”此篇《题辞》，著录在郑性父子校订本《留书》之上。
第四页开始为《留书》之正文，共十三页，冯贞群先生将其与郑性父子校订本文字有出入者校出，兹列表以见其异。
由表中文字可知，在冯贞群先生传钞本所据的原本（即所谓的万斯选订本）上已将“夷狄”、“胡”、“虏”、“伪朝”、“禽兽”等违碍字进行了删改，于是，显得不是很尖锐。
五篇文末，冯贞群先生跋曰：
“先生《留书》八篇，其《田赋》、《制科》、《将》三篇见《待访录》，兹不具载。”丁酉清明节据郑南溪性订写本校一过，寄谢刚主道兄。万氏订本为袁氏是亦居传钞者。
下一页首行顶格题“南雷未刻文”，换行低一字为“目录”，换行再低一字为“《复芹堂记》、《寿伯美陈公六十文》、《寿序》、《董太夫人七十寿序》、《按察使副使郑平子先生六十寿序》、《王君调先生七十寿序》、《家母求文节略》、《送郑禹梅北上序》、《乡贤呈词》、《再辞修郡志书》、《辅潜庵传》、《陈贤母传》、《奉议大夫刑部郎中深柳张公墓志铭》、《振寰张府君墓志铭》”（各占一行）等十四篇的篇名。
下一页为未刻文之正文，计十四篇（共二十五页），其实黄宗羲的未刻文只有十三篇，为什么这里会多出一篇呢？
冯贞群先生曾收藏有康熙间钞本《南雷文钞》一卷（今归天一阁），存文四十六篇，甲午二月冯氏《题辞》一则于上曰：
《南雷文钞》四十六首，于宣统三年秋九月得于王斗瞻茂才奎后人所，题下注“黄太冲先生笔”，且“玄”字不讳，盖其门人所手写者，中有文十三首出刻本之外。今于张延章处得其远祖振寰《墓志铭》，为补卷末，以语有讽刺，故不入集。
其实冯氏所谓 “十三首出刻本之外”者，吴光先生已经指出，其中《寿序》（即指《陈伯美先生七十寿序》）一文已刊入《南雷文案外卷》；而《振寰张府君墓志铭》又为冯氏所辑得者，则此钞本中《南雷未刻文》之十四篇当为冯氏钞出无疑；且此钞本字迹前后完全一致，为一人手笔，则此钞本为冯贞群先生所钞者又无疑。
综上所述，是亦居传钞的“万斯选订本”《南雷黄子留书》，冯贞群先生是看到过的，并且亲手钞录了一份，所以将之著录在了《伏跗室书目·明夷待访录》条下。待到壬辰（1952）春跋郑性父子校订本《留书》（与《明夷待访录》、《思旧录》两书合订者）时，是亦居传钞本不在伏跗室了（或者已经归还），所以说“曾见别一钞本”。至甲午（1954）二月整理《南雷文钞》时，又将黄宗羲的未刻文十四篇钞在了过录的是亦居传钞本《南雷黄子留书》的后面。到了丙申（1956），或许是谢国桢先生询问起此书【谢国桢《江浙访书记》七《宁波天一阁文物保存所藏书》下《管天笔记外编》条有曰：“一九五六年冬我曾到过宁波，冯孟颛先生曾惠赠给我徐柳东手校的单行本《知不足斋丛书》第一、二两集。”亦可参见谢国桢为《全祖望集汇校集注》所写之《序》。】——因为谢先生曾编《黄梨洲学谱》，于《著述考》中“《留书》一卷”条下，只注“未见”二字——冯氏即于第二年也就是丁酉（1957）清明节据郑性父子校订本校一过，寄给了谢国桢先生，并注明“万氏订本为袁氏是亦居传钞者”。【是亦居，或即是亦楼。袁氏，为宁波望族，共有三支，即所谓城南袁氏、城西袁氏和南湖袁氏，据全祖望《甬上族望表》及《是亦楼记》，知是亦楼为城南袁氏先人“正献公”（名不详，南宋人）所建。又据张寿镛《四明丛书·瞻衮堂文集提要》，知直至道光年间，楼名依在，且亦刻书。陈之纲辑《四明古迹》卷四录城南袁裒《是亦楼》诗一章云：“楼纵不高心自远，先人遗泽一廛留。一身之外无他事，聊可栖迟是亦楼。”则楼中亦藏书。而传钞《留书》万斯选订本者袁氏为谁，待考。】
由此可知，冯贞群先生传钞本在内容与格式上保留了是亦居传钞本的面貌，也就是说，冯贞群先生传钞本实乃是亦居传钞本的翻版，因为两者在内容与格式上的等同，所以将冯贞群先生传钞本视为是亦居传钞本是可以的（以下除特殊注明外，即以是亦居传钞本代称之）。
是亦居传钞本确定了，那么万斯选订本与全祖望重定本又如何呢？因为找不到原书，所以只能根据现有的资料，通过反复地论证，希望能够找出其中隐约若现的关系。下面就以与《留书》相关人物彼此或有或无的交往，来窥探这四个传本之间鲜为人知的秘密。
四、与《留书》相关人物考
是亦居传钞本上录黄宗羲癸丑（康熙十二年，1673）《题辞》所谓“是非予之所留也，公择之所留也”，把为什么将这几篇文章留下来的原因推到了万斯选的身上，这与其癸巳（顺治十年，1653）《题辞》所谓“其书不可不留”，用意相差很大，其中或许有冯贞群先生以为 “托名于万斯选将原稿删改，所谓言逊以避祸者” 的目的。如此看来，万斯选或为与此书有“极大关系”之第一人。
万斯选（1629—1694）字公择，学者称白云先生，万泰第五子（万泰共八子，时称万氏八龙），鄞县人。顺治十四年（丁酉，1657），万泰卒，黄宗羲寓札万斯年，招万氏兄弟、叔侄往馀姚受业。康熙三年（甲辰，1664）六月，黄宗羲回到里门，万斯选过访，“见公诗稿零落，许写净本，公因汰其三之二，取苏文忠行记之意，曰《南雷诗历》”，则知万斯选曾经是给黄宗羲整理过诗稿的，那么在康熙十二年将黄宗羲的《留书》“釐而出之”，亦为情理中事也。之后，书稿当藏于黄宗羲的续钞阁之内。
康熙三十三年（甲戌，1694），万斯选卒，黄宗羲为之恸哭，为作《墓志铭》，用王阳明与徐曰仁来比自己与万斯选的关系，至谓“知公择者，家人未必如余”。又曰：
河图洛书，先儒多有辨其非者，余以为即今之图经地理志也。……其他异同甚多，见者訾为郢书燕说，一二知己劝余藏其狂言，以俟后之君子。惟公择涣然冰释，相视莫逆，以为圣人复起，不易吾言。
全祖望亦曰：
梨洲黄氏讲学甬上，弟子从之如云，其称高座者十有八人，然或讲经，或榷史，或为诗古文词，不能尽承学统也，而先生以躬行君子领袖之。
由是而知，全祖望《重定黄氏留书》诗“畴昔薪传贻甬上，而今高弟亦陵迟”中所谓“高弟”者，即是指万斯选（案，诗作于乾隆十三年〔戊辰，1748〕，此时距万斯选之卒已五十馀年，故曰陵迟）。
那么，我们可以推测，全祖望所看到的《留书》，其上或有黄宗羲康熙癸丑年的《题辞》，所以全氏在为重定此书而写的一首诗里的最后一句里，提到了“甬上”“高弟”。那么全祖望所看到的《留书》是否即“万斯选订”之本呢？如果是，那么他又是在何时何地看到《留书》的呢？又为何要重定《留书》呢？而经过他重定后的《留书》到底又是什么模样呢？这里涉及到一个重要人物，那就是郑性。
郑性（1665—1743）字义门，号南溪，又号五岳游人，溱之孙，梁之子，大节之父，慈溪鹳浦人。郑性为能完成其父郑梁欲立家祠以祀黄宗羲、祖父郑溱之志，于是在居所之东筑二老阁，楼上奉祀，楼下藏书。关于二老阁藏书，郑性友全祖望曾曰：
太冲先生最喜收书，其搜罗大江以南诸家殆遍。所得最多者，前则澹生堂祁氏，后则传是楼徐氏，然未及编次为目也。垂老遭大水，卷轴尽坏。身后一火，失去大半。吾友郑丈南溪理而出之，其散乱者复整，其破损者复完，尚可得三万卷。……南溪登斯阁也，先生之薪火临焉，平子先生以来之手泽在焉，是虽残编断简，其尚在所珍惜也，况未见之书累累乎。
又曰：
先生于黄氏之学，表章不遗馀力。南雷一水一火之后，卷籍散乱佚失，乃理而出之。故城贾氏颠倒《明儒学案》之次第，正其误而重刊之。……四方学者或访求南雷之学，不之黄氏而之鹳浦，即黄氏诸孙访求簿录，亦反以先生为大宗。
徐嵩《二老阁记》亦曰：“既而梨洲先生之家火，其藏书半失，南溪于是焉相度基址，建阁于宅之左，方如所命以为位，取黄氏遗书之存者，庋于其旁。”而黄宗羲遗书入藏二老阁的时间是在康熙五十六年（丁酉，1717）。
从上面各家的记述可以知道，黄宗羲故后，他的藏书包括他的手稿全部为郑性获得，藏于二老阁，则《明夷待访录》之未刻稿在焉，而《留书》亦在其中矣。但是《留书》很可能与《明夷待访录》是合订成一册的，且《留书》是附录在集后，不者，黄百家所撰《先遗献文孝公梨洲府君行略》不至于将之忽略。待到郑性、郑大节父子校订刊刻《明夷待访录》时，才发现了《留书》的内容，所以又另为钞录，正如全祖望所谓“先生之文，其深藏而不出者，盖以有待，不可听其湮没也”之意。然而郑性刻《南雷文约》在乾隆六年，【郑性《南雷文约序》曰：“丁酉，悉归余。《文约》之底本在焉。……呜呼，当先子之学于先生也，性甫三龄耳，今七十有八矣。”按，郑性生于康熙四年，七十八岁时为乾隆六年（辛酉，1741）。】而全祖望辑校《南雷黄子大全集》时，将二老阁所藏黄宗羲之草稿、手迹全部取出，因为此时郑性已经去世。【全祖望《南雷黄子大全集序》：“先生尝欲合诸本芟定之为《文约》，未成而卒，而竟有所谓《文约》者，慈溪郑南溪喜而雕之，然不知非先生之手裁也。……予乃从南溪家尽取先生之草稿，一一证定，皆以手迹为据。……惜乎南溪下世，不得与共讨论之。”】且《明夷待访录》是由郑性订、其子郑大节校的，与今天一阁所藏《留书》之订、校者相同，由此可以确定，郑性父子校订之《留书》，其底本或许也应该是我们所关心的“万斯选订本”。因为郑性订且刊刻《明夷待访录》，所以他能够发现其中与《留书》相同的内容，即跋文“先生《留书》八篇，其《田赋》、《制科》、《将》三篇见《待访录》，兹不具载”的原由了，而这一跋文出自郑性父子无疑。至于全祖望所取出的黄宗羲之草稿、手迹，《留书》原稿亦当在焉。
通过以上郑性、全祖望两人生卒年的先后，结合如今发现的《留书》两个钞本在文字上的差异，我们有理由怀疑这变化后面的更深层次的故事。而欲破解其中的秘密，那么，揭示全祖望对此书的“重定”，应该是关键性的所在。
全祖望（1705—1755）字绍衣，号谢山，鄞县人。十五岁时，识郑性，二十六岁至三十二岁，居北京。乾隆二年（丁巳，1737），三十三岁，因得罪了大学士张英，散馆后，“竟列下等，左迁外补”，一气之下，于“九月出都，冬抵浙”，遂不复出。从此决意收集文献，钻研学术，后主讲蕺山、端溪书院，为士林仰重。为学服膺黄宗羲，称私淑弟子。
全祖望《访南溪入鹳浦坐雨即赋南溪家园七首》之《西江书屋》曰：“收拾南雷书，门墙幸有托。反疑过高妙，一切弃糟粕。我生苦謏闻，渔猎久荒落。何时得假馆，疑义相弹搏。”据上引《二老阁藏书记》、《五岳游人穿中柱文》中亦可知，全祖望是在郑性二老阁里得见黄宗羲众多遗著的，待郑性下世后，全祖望又为校订《南雷黄子大全集》。其《序》曰：
南雷先生之集，累雕而未尽，其称《南雷文案》者凡四种，而壬辰、癸巳以前所辑曰《始学庵集》，不预焉；其称《南雷文定》者又四种，而壬申以后曰《病榻集》，亦不预焉。先生尝欲合诸本芟定之为《文约》，未成而卒，而竟有所谓《文约》者，慈溪郑南溪喜而雕之，然不知非先生之手裁也。先生之文，其深藏而不出者，盖以有待，不可听其湮没也。而在雕本中，反疑多冒附之作，读者多不之审。予乃于南溪家尽取先生之草稿，一一证定，皆以手迹为据，于是义熙之文毕出，而冒附者果不出予所揣。乃补其亡，汰其伪，定为四十四卷，而庐山真面目见矣。先生之文，累有更窜，故多与旧所行世之本不同者，又皆以其晚年手迹为据。
由此得知，二老阁所藏黄宗羲之各种著作，全祖望都细为“证定”。
蒋学镛谓全祖望“最有功文献者”，“在《续耆旧集》一书”，因为自明季迄乾隆朝已百来年，其文献若“不亟为蒐访”，则“必尽泯灭”，于是全祖望“遍求之里中故家及诸人后嗣”，遇“閟不肯出者，至为之长跪以请”，而于其他“片纸只字，得之织筐尘壁之间者”，亦为之“编次收拾”，使“成足本”，以这样的虔诚整理黄宗羲的全集，蒐罗必广，而《序》中“先生之文，其深藏而不出者，盖以有待，不可听其湮没”云云，则可以确定，所谓“深藏而不出者”，必定有其不出的原因，《留书》当是其中之一焉。其原因可能有二：一是时代环境，彼时文字狱已经发生多起，著书藏书，当存小心；二是个人问题，全祖望在翰林院时期，曾作《皇雅颂》，内有《大讨贼》一篇，嫉妒者谓其诗中有“不忘有明，虽颂昭代开国之功，实称扬思宗之德，有煽惑人民不忘故主之意”，“几获谴，幸大学士某（指李绂）为之解释，始免”。这些对他都有所影响，今观《鲒埼亭集》，语多小心。而黄宗羲《留书》中 “夷狄”、“胡”、“虏”、“伪朝”、“禽兽”等违碍字，全祖望应有所讳，将之进行删改，也是情理中事，所以，经过他这么删改后的《留书》，则称之为“重定”，也就符合实际了。全祖望又为“重定”本题了一首诗，附在了上面。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基本上梳理出《留书》各个不同版本之间的关系，但是要确定哪一订本是黄宗羲生前的原貌，那就必须得考证所谓的“万斯选订本”的有无以及黄宗羲癸丑《题辞》的真伪。
如果万斯选订本是存在的，则黄宗羲癸丑《题辞》也就是真的，那么郑性父子校订此书时为什么要将这一篇《题辞》删去而仅保存癸巳年的呢？且又不署万氏之名，是为了归功于己呢，还是另有所图？全祖望重定此书，却为什么偏要说是“门人万斯选订”呢？且所录癸丑《题辞》，也正如冯贞群先生说的“托名于万斯选将原稿删改，所谓言逊以避祸者”，作为黄宗羲本人，盖不至于用此种手段来为自己开脱！所谓“后十年续有《明夷待访录》之作”、“乃复附之《明夷待访录》之后”中之“《明夷待访录》”，在黄宗羲的著述及其子黄百家所撰《行略》里，都仅作“《待访录》”，不曾见有“明夷”两字。全祖望在《书明夷待访录后》里即谓“《明夷待访录》一卷……原本不止于此，以多嫌讳，弗尽出”，已经将《待访录》称之为《明夷待访录》了。关于这一点，吴光先生早已经指出，谓是郑性父子校订刊刻时所加。且在黄宗羲的著作中，亦不曾发现其于康熙十二年（癸丑，1673）寓居杭州的佐证。由此可以断定，是亦居传钞本上所录黄宗羲的癸丑《题辞》，系后人伪托，造伪者即全祖望本人。
那么所谓的“万斯选订本”也就是伪托的了，则是亦居传钞的“万斯选订本”也就不是万斯选“订本”了，他所依据的原本很有可能就是全祖望的重定本，原因有三：一是其上有全祖望重定题诗，二是其上录黄宗羲“癸丑《题辞》”，三是违碍字已有所删改。
《留书》能够逃过清廷二百馀年的高压文网留传至今，这不能不说是郑性父子的功劳。全祖望重定本虽然未能找见，但通过是亦居传钞本我们也可以了解其书的内容，尽管与我们所谓的原书（即郑性父子校订本）有几处差异，然而那几处文字的差异应该说还是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因为全祖望本人确实是看到过《留书》手稿的，他的重定，即是以手稿为基础而加以删改的，所以有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模样。
也就是说，《留书》有两个系统本：其一为郑性父子校订本，未见其他传钞，仅传一本，今藏天一阁；其二为全祖望重定本，有两个传钞本，一为是亦居传钞本，一为冯贞群先生伏跗室传钞是亦居传钞本，而原本与是亦居传钞本均未见。至于所谓的“万斯选订本”，也许只不过是全祖望为保存此书而又避清廷忌讳的一个借口而已。
（本文摘选自《寻找祝英台》，个厂 撰，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4年7月版。原标题为“黄宗羲《留书》版本考——中华书局藏《南雷黄子留书》及相关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