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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文学》“新浪潮”栏目自开设以来已有二十多年的历史，现已成为杂志的品牌之一。此栏目的作者均系首次在《人民文学》发表作品。今年，中国作家网与《人民文学》杂志共同推出“新浪潮”作家观察专题，作家访谈和相关视频在中国作家网网站和各新媒体平台、《人民文学》杂志各媒体平台推出。继第一期12位青年作家之后，自即日起，我们将陆续推出第二期12位作家：七堇年、 龚万莹、朱强、李知展、何荣、王姝蕲、傅炜如、叶燕兰、李唐、杨天天、康雪、 吴清缘，敬请关注。

朱强，1989年出生于赣州，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在《人民文学》《山花》《花城》《散文海外版》《新华文摘》等刊物发表作品。获丰子恺散文奖、紫金·人民文学之星奖、谷雨文学奖等。著有散文集《墟土》《行云》等。其中《行云》入选2024年中国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项目、2024年江西省宣传文化急需紧缺人才项目。现为《百花洲》执行主编。

出生于1989年的散文作家朱强，大概从青春期开始就有了写作的冲动。他认为，文学作品中一直有一个很宝贵的东西——青春性。在农耕文明社会，大家的观念普遍崇老，三十几岁也自称“老夫”；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知识人开始了对青年与青春主题的发现与赞美。“我觉得青春就是一种苏醒，身体与意识里的苏醒，醒来以后，你发现了很多以前不曾发现的事物。于是，在我十四岁的时候，我闻到了南风的味道，南风居然也有味道，南风就像一双大手，把人奋力举起。春天，我家的那个漆成红色的门板沁出了很多的汗珠子。晶莹剔透，像孩子的眼睛。连接外部与内部世界的大门瞬间敞开了，文字正好就来自于这些醒后的发现。”

有趣的是，许多读者和评论家透过他的文字读到的都是“老灵魂”，而朱强觉得自己更有一种“少年气”，是一开始就从青春性中生发而来的。那时，他没有散文的概念，文字随心所欲，他不清楚自己到底写了什么。是散文接纳并承认了他笔下的文字。“散文的宽阔就在于它从来都不计较自己的边界被人打破，它不断地接纳新的血液与新的表达。”

放不下的乡土

虞婧：你的散文对乡村与城市都有描绘，《地址簿里的日常》讲的是城市的故事，《问路》《山藏》《出山》等则更多地写那些山林里的过往。你觉得自己的散文创作有比较明显的城乡叙事区分吗？

朱强：在我眼里，城乡之间的界定其实并没有那么清晰。我们这一代人以及上一代人如果要追溯来历的话，估计大部分人身上都摇曳着乡土的影子。城乡之间的划分，其实并不在地理空间上。它们所呈现出来的是一种时间关系，许多的东西都在血脉里延续着。《地址簿里的日常》写到了在大多数城市都可能有的一道风景：小区周围的空地上，一年四季总有老人在弯腰忙碌，他们趁施工队没有进场，在荒地上种上大蒜、丝瓜、卷心菜……我不认为他们对土地有什么诉求，是他们的情感里放不下乡土。城市并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绝对。城市的本质仍然是人，是存在于人们头脑里的东西。几千年的乡土文明在人们的思想里已经根深蒂固了。你说城市能与乡土撇清关系吗？我笔下的城市并没有那么可靠，它充满背叛与意外，但这也正是它可爱之处。我非常喜欢这样的城市。无论是赣州还是南昌，它们都拥有丰富、驳杂的色彩，不是几句话可以概括得了的。

虞婧：你的描述具象又意味深长，想法和文字一样有流动性和绵延感。曾经有评论家说你的散文语言高古、现代、拧巴、较劲，又氤氲，看文章以为是一个老汉。这很有趣，你觉得自己有“老灵魂”吗，为什么你的作品会给人这样一种感觉呢？

朱强：假如真能造成这种欺骗我倒是欢喜了，但就怕被人说成满篇是古人腔同时透着迂腐气。我不否定自己的身体里住着“老灵魂”，但我觉得自己更有一种少年气。意气风发，总有一种不切实际的自信与豪情。这也一直是我洋洋得意的地方。我喜欢旧事物，比如老房子、旧家具、各个年代的旧书，旧的表面蒙着的是厚厚的时间，是各种来过的人留下的温度。我写过一块“熙宁二年”的铭文砖在时间中旅行的过程。一块微不足道的城砖，它所经历的事情，远远大于一个人所经历的。物比人更长久，也更可信。时间在那些旧事物中沉淀下来。也许是我一直迷恋于“绵绵若存”似的长久，造就了别人对我的印象。但我想这份执着又何尝不是年轻人该有的样子呢？

虞婧：所以城与乡、新与旧，都能在你的文字里汇流。读《地址簿里的日常》，感觉到你很擅长描写日常生活中的小细节和细致的五官知觉，比如你写辣椒的辣味如何从砧板上弥漫上来，有通感之妙，还能感受到难以描摹的情感。这种能力是天赋，还是源于平时写作中有意识的训练？

朱强：算不上什么天赋。我喜欢生活这个词汇，生是生意，活是活泼。要写出生活的味道还得做生活中人啊。

我平时也喜欢假模假样地尝试着做一做饭，吃饭和做饭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觉得做饭更有一种仪式感，比如去菜市场找食材，辣椒就有十几种，有的特别辣，还有的仅仅是作为装饰，点缀一下色彩。日常的学问广大无边，一点也不输于书本。生活大体上就是围绕着衣食住行而展开的，在这个过程中，你需要接触形形色色的物，物不说话，但它们都是有灵气的。所谓的通感，其实也是物与人之间的对话。人们用情去感知、体认物的蕴藏。上天把明亮的眼睛、丰富的味蕾、充满怜悯与爱意的心灵赐予人类，目的就是要让生命与五光十色、五味杂陈的世界遭逢。这种相逢在现实生活中有了种种的体验感，落实到纸上，就有了散文。

看不见的城市

虞婧：你曾在作品中提到《看不见的城市》，卡尔维诺试图展开的是对于一个普遍意义上的现代城市的讨论，实际上是在想象中指向一种更为确定的真实。有评论家指出，你的《墟土》写的不是眼前的赣州，而是穿越千百年的时空隧道所遇到的那些人和事，重新挖掘这座现实城市背后“看不见的城市”。这种感觉似乎在《地址簿里的日常》里也有延续，你想要追寻的或者说想传递给读者的是什么，是某种真实吗？你觉得自己和赣州是一种什么样的联结？

朱强：首先要感谢《人民文学》发了我的《墟土》，开启了我的文学之旅。写《墟土》的时候，我24岁。等创作出《地址簿里的日常》转眼就已经34岁了。十年间，这“看不见的城市”一直在我的心底存放着。它像藤蔓一样，不断地生长，又相互缠绕。这种生长不只是属于外部的，也存在于时间与记忆里。它拥有了一个更加庞大的内部空间。用卡尔维诺的话说：城市就像一块海绵，它把各种记忆吸干又膨胀起来。《墟土》试图构建的，是一条关于城市的时间长廊。记忆浓缩于一层层的土壤与文化堆积中，城脉其实是看得见的。《地址簿里的日常》就较为碎片化了，我添加了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场景与感悟。它们与时空里的人物形成呼应，常给人一种恍惚感。往日的赣州我必然是回不去了，人往风微，音沉响绝。但借助于这段虚拟的旅程，看不见的城市也因此得以触摸与看见。

虞婧：你的散文似乎对历史和过往有特别深的关注，常有怀旧之感，比如《山藏》中对苏维埃红军游击历史的回忆与想象，还有《有无帖》对老地名与城市往事的怀念。也有评论家认为，你擅长在展现宏观历史场景或事件的同时，巧妙植入个人微观感受，在历史叙事和个人叙事之间切换、穿越。你会把自己的散文定义为历史散文吗？历史、情感、回忆、思考，你怎么来处理这些素材的比重呢？

朱强：历史散文太大了，我写不了。没有那个学识和驾驭历史的能力。我其实很羡慕能写历史散文的作家。李敬泽老师的《利玛窦之钟》还有南帆老师的《辛亥年的枪声》都让人拍案叫绝！读了就不好下笔了。

我近几年写了几篇红色题材的散文。但几乎是避重就轻，所以在宏大历史场景中不得不植入一些微观感受有意来掩盖自己这方面的心虚与不足。我知道历史都发生在特定的地理空间中。幸好，我是一个热爱田野又爱四处交朋友的人，我因此走了长长的山路，在路上接触了不少有趣的灵魂。每次走进历史的现场，倾听当地人的讲述，心情便颇不平静。历史会在人的血液与身体里重新上演一遍。疼痛与忧伤都那么响亮。尤其是邂逅了那些散落在大地上的红色故事，听到刺耳的枪声，想到为革命流血的年轻生命，眼睛便一片潮润。赣南人的善良与仗义就像那满目丘陵给人一种山明水净、天长地久的感觉。

虞婧：《行云》里写爷爷的经历，《地址簿里的日常》里写跟着表哥探访老地址，这些事情有些是你经历过的，有些是没有经历过的，但都写得生动鲜活。怎么把自己没有经历的事情写好呢？

朱强：自己经历过的事难写，自己没有经历过的事情更难写。但倾听是我所擅长的，我从小就有一个爱好，听家里的长辈们讲故事，这可谓是民间语文课，我爷爷和外公都是讲故事的能手。精彩的故事少不了对细节的刻画。我在《行云》中讲述了一件发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小事。我的小太公在赣州城里经营了一家肉铺，这天他遇到了一个蛮不讲理的女顾客，对他百般刁难。小太公头面气得发烫，可他仍需佯装笑脸，手上抓了一把板油，抹在了秤梢。秤砣滑至某颗银星，“哗”地一下，秤杆像受到惊吓，立了起来，透明的板油纷纷向着妇人雪白的脸上飞去……这个细节是我从爷爷那里听来的。一个人经历的事情有限，但通过倾听与想象却能够拥有更广阔的疆土。

垂钓于时间与生命之河

虞婧：怎么把握散文的意象和心绪，写不好容易游离，写得太紧密似乎又不够巧妙？

朱强：我一直很在意散文里的心景。散文中有一个内在的支撑，那是靠意象和心绪来调节的。我喜欢疏密有致的结构，不太紧也不太松，讲求的是均衡之美。散文里的风景与日常的书写，就像是烹煮一壶好茶，对于火候的把握非常严苛。日本画家东山魁夷的一本册子叫《与风景对话》，在他所营造的那个寂寞的山水空间中，始终透出一种天然之美。而这个美是与内心的风景相呼应的，静谧中饱含着生命的力量。我喜欢那种风轻云淡、不假修饰的美与日常。我在写散文《出山》的时候，当我沉浸在南方磅礴的、肆意流淌的绿色之中，我感受到每一片叶子都在叙说对生命的礼赞。自然山水一旦进入到人的意识里，它就被赋予了人的深刻情感。

虞婧：从《行砖小史》、《行云》到《地址簿里的日常》、《整年》，你似乎从开始的写“别人的故事”逐渐变成写自己的故事，随着年龄的增长，会不会感觉《行云》中爷爷的故事，《地址簿里的日常》里姨父的故事，也在逐渐变成自己的故事？

朱强：人的故事应该都是相互交织的，我的故事中也可能有他们，他们的故事里也应该有我。刚开始，我只是想写出那些人的故事，远处与近处的，但随着故事的不断蔓延与繁殖，故事越写越多，我发现我其实是在绘制一棵巨大的生命之树。当属于家族的图谱在眼前徐徐展开，所有人的命运最终都汇聚成一个简单纯粹的声音。隔着长长的时间，再复杂的故事都可能被轻描淡写、寥寥数笔带过。或许，正因为他们的人生被人观察与概括之后呈现在纸上的轻与薄，才让置身于当下的我，深切地感觉着生命的重与厚。

虞婧：你的最新散文集《行云》即将出版，这本散文集和上一本《墟土》相比，有什么延续和创新呢？

朱强：《墟土》更多的是想象时间。它将青春史、家族史和城市史做了一些穿插与呼应，再补之以虚实相生的历史细节与微观感受，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开放的审美空间。《行云》收入了近两三年创作的一些新作品。相比起来，更注重于凸显人的主体性，笔墨更多地集中在了“人民的历史”的书写。理发师、地铁里的陌生人、朱伯伯、大胡子画家、爷爷、父亲、画家老袁、辛弃疾、王阳明、八大山人、利玛窦以及无名的红军战士，还有山路上迎面而来的客家农民。他们都像墨点似的在纸上晕散，虽是历史里微不足道的一点，但浩浩荡荡的历史正是在这些平凡或伟大的人物的参与下逐渐地确定了自己的面貌与去向。他们都是行云的化身，我希望用我的笔，勾勒出属于他们的灵魂小像。

另外，《行云》生活和泥土的气息可能会浓厚一点。这些年，我因为参加各种文学实践活动，走访了江西不在少数的山水与乡镇。我发现每个地方的土里面都有着巨大的蕴藏。土的颜色、气息以及从土里生长起来的各种风物与风俗，它们的气质都截然不同，或朴素或豪壮，每每引我以无尽的遐想。辽阔的江西大地，总有写不尽的风流。身处文章节义之邦，这里的土地都是墨水和血水浇灌的。往日的各种人物与故事涌向笔端，往往让我心潮澎湃。

虞婧：你的散文创作会有明显的“瓶颈期”吗，你都是怎么应对的？最近的写作计划是？

朱强：我以前也思考过这个问题，瓶颈期是每个写作者都可能遇到的，但我觉得瓶子正因为有颈，它才有了一定的美感与风致。写散文能够遇见窄门是万分幸运的，可怕的就在于永远停滞在宽松、舒适的区域中而不自知。我一旦意识到自己的创作遇到了瓶颈便搁笔做一点别的事情。读书或者拼命工作，外出旅行或让生活来捶打自己。写文章是一辈子的事情，很多东西都需要等待，就像果实需要经历漫长的周期才会成熟。每一篇散文都是命运完成自己所布下的谜题，不到那一刻是没有答案的。

我最近在构思《福寿春秋》与《流水》两篇散文，其实我等它们已经很久了。但我总觉得还有些东西没有等来。于是也就迟迟没有下笔。写作者有时候就是一个垂钓者，垂钓于时间与生命之河。垂钓的人在河边坐久了往往就成为了哲学家，原来这话不是没有道理的。

   阅读原文：《人民文学》2024年第5期｜朱强：地址簿里的日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