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阐明了文艺发展的一条定律：“一切轰动当时、传之后世的文艺作品，反映的都是时代要求和人民心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中华民族有着强大的文化创造力。每到重大历史关头，文化都能感国运之变化、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为亿万人民、为伟大祖国鼓与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习近平总书记精辟归纳并着重强调了社会主义文艺创作必须遵循和恪守的三种基本价值取向：一是必须传递人民的心声；二是必须反映时代的要求；三是必须重视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在我的理解和体认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以上三种价值取向，对于散文创作而言，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人们常说，散文是一个民族的心灵史，指的是散文特有的文体的内倾性、自叙性以及作者的广泛性和群众性，足以传递一个民族立体的精神风貌与深层的意识流动，进而构成并彰显其内在的人民性。因此，优秀的散文作品，理应以人民为中心。人们又说，散文是一个时代的回音壁，这是鉴于它在表达上具备的迅疾性、便捷性和非虚构性，能够全面准确地反映社会的诸多变化和重要特征，传递历史进程中的现场情境，这便决定了强化作品的时代感，当好社会的书记员，正是散文的内在要求。当然，散文也需要一种内容的纵深感和话语的超越性，这时，对历史遗产的重温和借鉴，对文化传统的辨识与扬弃，就成为散文创作的应有之义和必然之举。令人欣喜的是，以上三种价值取向在最近十年的散文创作中，都得到了深入贯彻与充分体现，并收获了丰足的成果，从而在实践意义上印证了其命题本身的科学性与真理性。

人民性写作的再出发

新时代十年来，散文作家将笔触锁定普通劳动者，描绘其命运起伏，状写其喜怒哀乐，展现其精神光华，让他们成为生活和历史的主人公，让文学体现出人民的光彩与属性

进入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得益于整个文学大潮的推动，更得益于创作主体进一步的思想解放与观念更新，散文创作一直延续和发展着已有的繁荣与兴盛，散文创作队伍持续壮大，优秀的散文作家和精彩的散文作品频频出现，整个散文创作领域郁郁勃勃，一派生动活跃，健康发展的良好局面。

一大批从新时期步入新时代的散文作家，继续保持了饱满的创作热情和执着的探求精神，不断有文质俱佳的新作展示才情，嘉惠文坛：早年呼吁写大事大情大理的梁衡，先是将主攻方向由政治历史勘察转向环境生态探询，一部《树梢上的中国》开启了“树以载史”“人文森林”的先河，近期又将笔墨洒向在时光中沉淀已久的青春阅历和塞上记忆，把一种经过哲思浸泡的更为复杂、深沉和立体多面的人生经验留给了文坛。一向在历史文化领域孜孜以求的王充闾，于《国粹》与《文脉》之后，相继推出了《王充闾回想录》《譬如登山》两部回忆录，其中由生活、读书和创作切入的娓娓道来，使读者不但了解了作家的心路历程与甘苦所在，而且感受到一个时代的文化潮汐与历史心跳。梅岱在不长的时间里，连续发表《明斯克钩沉》《忘不了的泰姬陵》《走进〈敕勒歌〉》三篇大散文，这些作品视野宏阔，笔力雄健，或玄览国际共产风云，或解读世界文明奇观，或梳理民族历史经脉，从不同的视角发掘历史与文明的精华与精彩，贻人以丰厚的精神滋养。这期间以主要精力成就长篇小说的韩少功，仍有荟萃精品力作的散文集《人生忽然》问世。这部作品读大地，读时代，读自己，鲜活的讲述中贯穿着作家一贯擅长的敏锐观察与深度哲思，许多触及时代前沿的话题，如人工智能、文化迭代等，豁人耳目，启人心智，散发出醍醐灌顶的精神力量。评论家南帆继续成就自己的散文事业，先后捧出了记述乡村体验的《村庄笔记》、回望生命旅程的《与大江为邻》、承载自己日常生活和历史思考的《记忆之渊》等，这些作品笔调灵动、形象鲜活，保持了作家一贯的审美与“审智”互为成就的优势，整体的散文世界愈发多维多彩，独具魅力。

和以上诸位同场耕耘、共创繁荣的还有一大批各具风范的散文家。在陕北工作多年的老作家王巨才，主要从回望延安传统、拥抱改革现实两个向度上展开文思，出自其笔下的《凛凛高风访故园》《夜来风雨连清晓》《坝上的云》等，承载着时代光影和历史跫音，呼应着人民的意愿与心声，堪称浑厚大气，境界深远，启人向上。陈建功的散文“京调”与“海派”之美融合，别有一番风度和韵味。肖复兴的散文以老北京为地域背景，透过时光和记忆，或讲述大院里芸芸众生的深情厚谊，或打捞皇城根人文遗迹的来龙去脉，字里行间的平民目光和悲悯情怀，真切丰盈，感人至深。描绘巴丹吉林军旅生涯，是杨献平散文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作家又有《黄沙与绿洲之间》《沙漠的巴丹吉林》等新著问世。其洒向瀚海阑干的笔墨，既展现了自然景观奇异的风采气韵，又发掘出人民战士独特的性情气质，一种刚健而柔软、悲壮而寂寥的叙事风度相反相成，具有很强的表现力和冲击力。还有卞毓方、刘亮程、鲍尔吉·原野、彭程、苏沧桑、葛水平、于坚、韩小蕙、王剑冰、龚曙光、刘江滨、陈蔚文、周荣池、闫文盛等，都不时有高质量的新作发表，显示出经久不衰的创造力与影响力。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近年来先后去世的马识途、程树臻、叶廷芳、张守仁等老作家，即使在耄耋之年依旧笔耕不辍，都有美好的篇章留给了生命的晚晴。

在散文创作队伍发展壮大的过程中，有一种情形引人瞩目且令人欣喜，这就是长期处于自在状态的民间性、群众性的散文写作，得益于互联网的空前普及和新媒体的强势支撑，获得了很好的发展机遇和巨大的繁衍空间，一大批经历不同、背景不一，但同样喜欢写作的人们，立足于不同的生活基点，不间断地加入散文写作行列，促进了散文创作队伍的持续扩大。目前，仅国家和各省市散文学会的会员已是数以千计，在网络上以各种形式参与散文写作者更是数不胜数。他们的辛勤劳动与丰硕成果，有效地推动了散文世界的持续繁荣，同时也使我们看到了期待已久的“人民文学”的呼之欲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古今中外很多文艺名家都是从社会和人民中产生的。”人们目睹的业余作家的成长和发展，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与此同时，散文创作队伍以往年龄偏大的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新鲜血液显著增加，群体结构趋于合理，一大批中青年散文家在生活和写作中迅速成长，思想认知日趋成熟，艺术水准不断提升，呈现出异军突起、“后浪”发力的可喜态势：李娟的《羊道》三部曲和《冬牧场》，是绽放于作家生命之旅的艺术之花，其真实生动的描写，不仅展现了北疆大地上奇异的自然景观，以及作为游牧民族的哈萨克族迄今恪守和延续的风尚习俗，更重要的是将一种温馨乐观、超越苦难的笔调，一种“我”与“他们”悲喜同在、忧乐共生的情致融入其间，令人感同身受，流连忘返。塞壬的散文叙事，同样建立在个人经历的基础上，笔墨则更多聚焦于由湖北到广州的都市生活。从早些时的《匿名者》到晚近的《无尘车间》，作家写城市变化，也写个人成长；写商界观察，也写流水线体验，其场景时有变更，而贯穿其中的基本主题却始终如一：人怎样活着才更有质量、更有意义、也更有尊严。咀嚼着生活的艰难实现了人生逆袭的向迅，开始收获成功的果实。继《谁还能衣锦还乡》《寄居者笔记》之后，《与父亲书》以书信的形式塑造了一位性格独特的父亲，而且在父亲的形象中融入了若干新颖的创作理念与审美追求，从而为散文如何写人物拓展了空间和路径。

此外，活跃于当下散文领域，已成为创作中坚的中青年散文家，至少还有阿微木依萝、草白、周齐林、杜怀超、斤小米，刘云芳、罗张琴、朝颜、黄璨、刘梅花、许冬林、欧阳国等等。他们的作品在取材、手法和风格上固然各具匠心，各有灵妙，但一个基本的面向却是相通甚至相同的——将笔触锁定普通劳动者，描绘其命运起伏，状写其喜怒哀乐，展现其精神光华，让他们成为生活和历史的主人公，让文学更体现人民的光彩与属性。

高扬时代的主旋律

植根于并反映着一个时代主流生活和本质走向的主旋律散文，始终生机勃勃、风光无限，挥洒出强劲的生命力。其中，拍合着中国农业现代化铿锵步履的乡土叙事和预示着中国未来发展方式的生态叙事承载了丰富的社会内容

随着创作队伍的扩大、作家视野的拓展，以及传媒平台的更新与递进，散文世界在题材、主题、形象、门类等方面，愈发趋于繁复、缭乱和多样，现代人多维多向、多姿多彩的内心世界和日常生活得到热情关注与充分展现。只是所有这些并没有遮蔽、更不曾改变散文领域的基本事实：植根于并反映着一个时代主流生活和本质走向的主旋律散文，始终生机勃勃、风光无限，挥洒出强劲的生命力。其中，两个宏大的主题承载了丰富的社会内容，吸引着无数读者。

一是应和着中国农业现代化铿锵步履的乡土叙事。乡土叙事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母题，也是近年来散文创作最重要最多见的基本题材之一。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从精准扶贫到共同富裕，从品味乡愁到山乡巨变，所有这些，传递出今日中国乡村变化的节奏和社会前行的乐章。

脱贫攻坚的号角吹响后，举国上下一大批机关干部、科研人员和院校师生，竞相深入乡村，或挂职，或驻村，或支教，和当地群众一起上演了一场前所未有的乡村脱贫攻坚的时代壮剧。陈涛曾在群山环绕的甘南小镇担任“第一书记”两年，透过他的长篇纪实散文《在群山之间》，我们可以听到一位扶贫工作者真诚的内心独白，感受到他在工作和生活中的喜怒哀乐，更能够看到乡村正在发生的变化：路灯亮了，道路修了，学校里有了助学团队和课余文化活动，孩子们有了适合自己的图书、玩具或器材，乡民们喜欢的“浪山”活动也更加热烈和精彩，整个山乡生机勃勃。湖南散文家周伟熟悉农村生活，且长时间参与乡间扶贫，出自其笔下的《驻村扶贫手记》《乡村词典》《在山乡大地》等作品，以紧贴地面的叙述，写农村和农民的特殊与艰窘，写扶贫攻坚的艰巨和复杂，写今日山乡大地的巨大变化和美好前景，最终为扶贫脱贫留下了一幅幅堪称原生态的生活剪影。

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亲临湘西十八洞村考察调研，并在那里发出了精准扶贫的号召。这一号召给中国的新农村建设指明了方向，也给湘西和全国的扶贫攻坚事业注入了强劲动力。此后的5年里，彭学明先后八次到十八洞村采访调查，在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写出了长篇纪实散文《人间正是艳阳天——湖南湘西十八洞的故事》。该书以富有现场感、画面感和音乐性的文字，生动再现了领袖对人民的关心和人民对领袖的爱戴，写出了十八洞村乡亲们脱贫路上的冲天干劲和劳动热情，也写出了湘西的绮丽风景与淳朴民风，从而受到了广泛的好评。同样聚焦十八洞村脱贫奔小康历程的，还有已逝老作家李迪的《十八洞村的十八个故事》。作品选择了18个具有代表性的家庭或人物，从小切口入手，讲述他们自强不息，克服困难，奋发创业的故事。其中扶贫工作队队长龙秀林、舍弃高薪回乡创办养殖场的女强人隆英足、村主任隆吉龙等，都兼备个人性格与时代投影，具有较强的典型性和感染力，显示出乡村变革所需要的精气神。

气壮山河的脱贫攻坚战，不单改变了中国农村的劳动条件和生活环境，而且使当代农民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你看：河北大地上的林口镇，原本围着灶台转的妇女们，毅然走出家门，积极参与乡村变革，并在实践中逐渐走向成熟和自立，开始真正撑起“半边天”（吴媛《鹞子河边的女人们》）。一位年轻的乡村妇女在丈夫失足被判刑的情况下，硬是用柔弱的肩膀挑起了生活的重担，不但照管好了家中的老人、孩子和土地，而且用一百多封简单却诚挚的信件，鼓励丈夫走出泥泞，重新做人，最终同出狱的丈夫一起，通过勤奋劳动，成为当地脱贫的示范户（北乔《菩萨蛮》）。

中国乡村的变化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最根本的变化，应该是农民思想观念的变化。请细读江子的《回乡记》：“我”的伯父，既是一位学有专长的中专毕业生，又是一个土里刨食的农民，由于种种阴差阳错，他一生都在故乡与“远方”之间摆动与纠结，到了晚年，他明明把家安在了城市，但最终还是回到了心心念念的乡村，此举竟引发了不大不小的共鸣。这仿佛是一个寓言，意在提示人们：即使在都市化进程高歌猛进的今天，城市依旧不是所有乡下人的必然归宿，作为家园的乡土还在期待儿女们的欣然回归，再创辉煌。这是社会发展分工的必然，也是今天新农村建设的意义所在。

时至今日，农村的变革仍在继续，在实现了小康之后，一场“新山乡巨变”的大戏正在中国大地上隆重上演。余艳《黄金周·黄金屋》、徐剑《跟着周立波写人民》、周华诚《稻田叙事》、徐鲁《山河儿女好看时》等，应该只是这场大戏的序幕，在不远的将来，人们会同更多的精彩桥段不期而遇。

二是预示着中国未来发展方式的生态叙事。在习近平总书记“两山”理论的引领和推动下，我国的环保事业获得空前重视和大力发展，以自然万物为书写对象的生态写作，也迅速成为散文创作新的着力点和增长点，呼唤绿色发展，构建生态社会，上升为重要的散文主题，聚拢了一大批实力散文家，也催生了若干精彩的生态言说。

首先是多侧面、多角度地讲述人与自然对话的生动场景。阿来的散文常常聚焦川青藏大地上的绿色人文，从成都的物候到果洛的山水，从故乡马尔康澄澈的河流到远方贡嘎山下漂亮的五小叶槭，其健朗而俏丽的笔墨深藏着作家对自然万物的极度热爱和独特认知。正如作家自己所说：在高原行走时，“吸引我的不再只是其历史，其文化……我也要关注这土地上生长的每一种植物。从此，不止是一个一个的人，而是每一种生命都成为我领受这片土地深刻教益的学习对象。”沈念《大湖消息》是人与水交织而成的自然史诗，作家写湖区生态，也写湖区生存；写“人给水出路”，也写“水给人活路”；写人对水的善意，也写水留给人的悲伤。正所谓“天地间，水流旁，光影里，我始终会看到一个人，与自然万物一起风雨同行，相濡以沫，坚韧生长。那又不仅是一个人，而是前赴后继的一群人。”（《大湖消息·后记》）艾平常年与呼伦贝尔大草原相伴，《聆听草原》《隐于辽阔的时光》等新著，以清新亮丽的笔墨，揭示了绿野霜天的生态伦理，同时让草原人特有的对自然万物的敬畏、热爱和眷恋跃然纸间。兴安《在普者黑看见一匹马》、王雪茜《流浪的鸟巢》、房子《独居辉河畔》，都负载了丰富的环境信息和新鲜的生态画卷，是让人目光为之一亮的好作品。

其次，作家深入探讨自然万物包含的环境意义和生态价值。伴随着人类环境意识的增长，作家们开始以更加深入、自觉和细致的目光打量自然万物，努力发掘其中的丰赡蕴含。傅菲近十年来以主要精力创作生态散文，连续出版了《客居深山》《鸟的盟约》《灵兽之语》等一系列作品。这些作品对赣东北乡村大地的多种生态现象进行细致入微的描写，不仅具备声像之美，而且不乏科学属性，加之深切的人文关怀浸透其中，有一种感人的力量。李青松长期供职于生态环保战线，这使得他对这方面的情况拥有更多也更深的了解，他笔下《万物笔记》《北京的山》等作品，能够将现场情境、专业知识和深层伦理融为一体，有一种丰富性和厚重感。简默也将笔触投向了生态自然，他写花草，写树木，写候鸟，写昆虫，不但捕捉其形态状貌，而且注意考察这一切与人类生存的微妙关系，以致常常显得灵动鲜活、生趣沛然。

最后，不少作家站在哲学高度审视大千世界的生态现象，探寻其中的客观规律，反思人类曾有的狂妄和失误。在这一意义上，一些具有学院背景或学者资质的作家覃思笃悟、厚积薄发，捧出了很有分量的作品，其中如詹克明《空钓寒江》、杨文丰《病盆景》、王开岭《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田松《警惕科学》、鲁枢元《天地之中说聊斋》等，尽管切入点和关注点并不一样，基本观点也有明显差异，但它们留给现代人的生态启迪和环境教益，却同样振聋发聩，令人深思。

重在赓续与创新的历史叙事

言他人之未言、之鲜言，成为历史文化散文作家的自觉追求；以独特的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段完成历史文化命题的推陈出新，是散文家的用力之处；赓续历史文脉，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历史文化散文肩负的时代使命

对于散文中的历史叙事，尽管人们存在不同的认知和看法，但历史文化散文创作的长期在场、历久不衰，以及特定读者群的深情拥趸，却是不争的事实。

近年来，屡屡涉足历史文化叙事并不断有新作力作问世的作家，可以排出一个堪称豪华的阵容：张锐锋、刘汉俊、李敬泽、李舫、祝勇、夏坚勇、陆春祥、穆涛、聂作平、蒋蓝、胡竹峰、汗漫、詹谷丰、郑骁锋等等；一些在其他文学样式的创作中成就卓著的作家，亦间或转场历史文化散文，且有颇具分量的专著问世，如张炜包括《也说李白与杜甫》《陶渊明的遗产》在内的“古诗学六书”、潘向黎继《看诗不分明》之后的《人间红楼》、何向阳的《澡雪春秋》《万古丹山》等。

在我看来，作家意欲在历史文化散文的“弱水”中“取一瓢饮”或许不算太难，只是要想在这条河流里扬起自己的一片风帆，则必须在“意味”（写什么）或“形式”（怎么写）两个维度上，坚持探索创新，拿出属于自己的东西来。而不少散文作家正是在这两方面，表现出了自己的高超、敏锐与执着。

言他人之未言、之鲜言，越来越成为历史文化散文作家的自觉追求。刘汉俊擅长描绘古代人物，尤其是愿意为古代人物长廊提供读者相对陌生的形象。《皋陶的四千年》凭借可信的史料和精妙的场景，让作为“上古四圣”之一的皋陶告别模糊的身影，携带显赫的风神与事功，成功现身于历史的源头。李舫《大春秋》以先贤精神、文化脉动和大道播撒三大板块构架全书，继而从不同维度入手，选择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和开拓空间的话题展开论析，梳理中华民族的心灵史、思想史和文化史，发现其曲折前行最终走向复兴的精神密码，这样的思路和主题在近年来的历史文化叙事中并不多见。谢宗玉致力于岳麓山历史文化和传统精神的考察与打捞，写出多篇有底蕴有新意的作品，其中《朱张会讲：新儒学燎原的一次伏笔》一文，不仅厘清了朱（熹）张（栻）会讲的前因后果，而且对会讲的具体内容和双方观点做了深入浅出的诠释，而这恰恰是以往一些类似言说所忽略的。朱强亦常常涉足历史文化领域，出自其笔下的《墟土》《郁孤台》《画展记》等篇，善于在现实景观中发现历史的文化印记，由此在古今对话中拓展主题、建构自身，这是作家对历史叙事的贡献。

以独特的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段，完成历史文化命题的推陈出新，是散文家的又一用力之处。夏坚勇的“宋朝三部曲”，落笔于近些年讨论火爆的宋代历史，但其构思与结构却别开生面。作家选择南宋绍兴十二年、北宋庆历四年和北宋大中祥符元年作为三卷作品的三个节点，分别抓住岳飞被杀、庆历新政和真宗封禅泰山三件大事，从大处着眼，从微观入手，既剥茧抽丝，又斜出旁逸，从而在展示宫廷风波和社会场景的同时，完成了对历史大势的把握。张锐锋曾是“新散文”的倡导者和实践者，长达200万言的历史文化散文新著《古灵魂》，延续和发展了当年的探索精神乃至“先锋”气质。作品写了晋国历史上数以百计的人物，但没有运用全知视点为他们立传，而是把“见事眼睛”分别放到主人公与各色相关人物身上，让他们从各自的立场与性情出发，展开虚实相间的自说自话或隔空对话，从而完成了一部天马行空、尽脱窠臼的晋国史。在散文表达上同样别出心裁的，还有黑陶《千百万亿册书》。这部书把一系列历史和现实场景以及若干图书典籍，按照作家的独特思路浓缩进全书的框架结构，进而展开或时空交叉，或人称转换，或材料实录的新颖叙事，最终完成的是对江南文化的个性化命名。王芸也是一位致力于历史文化散文创新表达的作家。她的散文集《纸上万物浮现如初》在演绎非遗事业的人物和情景时，让在场者、记录者和思考者择机登场、交替现身、各司其职，同时还引入了戏剧和影视的技巧，营造出一种出奇制胜的效果。

历史文化散文在当代文坛的崛起与发展，就其本质而言，是中华民族精神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回归和意义阐扬。近十年来，历史文化散文创作实践很自然地具备了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继承与创造性转化的意义与特质，很好地践行了时代使命。

（作者系中国作协散文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