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欧阳黔森是一位多文体、多门类写作的代表作家。我更关注他的报告文学创作。阅读欧阳黔森的报告文学，我的耳边不由得回响起由唐健康和赵春作词、雷渡演唱的《地质队员之歌》的歌声：“走千山，蹚万壑，地质队员苦也乐”，“祖国处处是美景，一路风景一路歌”。这倒不是由于欧阳黔森的报告文学题材关涉地质队员的工作与生活，而是因为作者曾经的“出身”和现时的写作身姿，让我真切地觉得欧阳黔森的报告文学是以地质队员的脚力“走”出来的。

欧阳黔森是一位“地二代”，他的“父亲作为一名地质队员，参加过万山汞矿大会战”（1）。“长大后，我也成了一名地质队员，走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2）在他的作品中，作者多次提及自己地质队员的经历：“因为当过地质队员，我更感兴趣的是，这里是兴义国家地质公园（贵州龙）保护区核心区域。”（3）“作为一名曾经的地质队员，可以说我切身体会到了交通给贵州带来的巨大改变。”（4）“在我的小腿上有着几十块伤疤，这是岁月的痕迹。这样的痕迹，可以说，是对我这个曾经的地质队员，翻山越岭的岁月最好的诠释。”（5）“从小我是在乡村长大的，那个时候我们地质队几乎都在乡间驻扎。”（6）这些在不同语境中作者对“地质队员”身份的自我确认，具有不同的表意功能，而我从中读出了欧阳黔森与报告文学创作之间某种内在的逻辑关联和“缘分”。

报告文学是一种基于写作者主体性来反映对象存在的社会性写作方式。此类写作不是书斋文字，不可子虚乌有、闭门造车，其非虚构的规定性决定了“报告文学者的写字间是整个社会”（7）。从某种意义上说，报告文学是一种行走者的文学。坚实的行走既是优秀报告文学作家的能力，是作者获取写作材料的主要方式，更是一种职业品格，报告文学虚者不可为，偷工减料走捷径者也不可能写出名副其实的作品。它必须得经由作者深入地采访，扎实地掌握材料，诚实为文。这是报告文学文体的基本写作伦理。因此，欧阳黔森具有了报告文学写作者不可或缺的“职业资格”，与此同时，他的报告文学也就具备了与主体根性紧密相关的山川大地的特质。这是我们认知理解欧阳黔森作品特质和价值的基本前提。他的报告文学是对行走中所见风景多视角的观照，是献给新时代诚朴而又深情的另一种“地质队员之歌”。

一

由欧阳黔森当过地质队员的经历，我们给出了报告文学创作中的重要关键词——行走。这种行走自然不是走马观花式的“打卡”，而是人类学、社会学研究中深入实地现场的田野调查。欧阳黔森报告文学创作的基石是他田野调查式的行走。他的报告文学数量不多，我读到的有两部作品，即《江山如此多娇》和《黔村行记》，两部作品都取材于贵州的现实生活。前者入选中国作家协会脱贫攻坚题材报告文学创作工程，2022年获得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奖。作为土生土长的贵州人，欧阳黔森对贵州非常熟悉；他又是贵州省文联主席、作协主席，有着获得现成材料的种种便利。但阅读欧阳黔森的报告文学，我们发现作者的创作并没有路径依赖，轻车熟路，而是乐于花工夫跋山涉水，走村入户，深耕在现实生活的第一现场，以期发现寻获“黔村”“江山”富有价值的独特存在。这已经成为欧阳黔森的一种习惯，或者就是他的一种生活方式。“就说这五年以来，我大部分时间都在乡下走村过寨，自然免不了要与县乡的基层干部打交道，但更多的是与当地老百姓打交道。”（8）“在脱贫攻坚的那些年里，走进贵州的千山万壑，是我生命中最为珍贵、不能忘怀的旅程。”（9）作者这样的“走村过寨”，“走”出了《江山如此多娇》等这样的厚实之作。“一年多来，我走了9个市州、36个县、156个村庄，行程3万多公里，深切感受到了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带来的百业振兴和山乡巨变。”（10）这样高强度、高密度的行走，使欧阳黔森收获了《黔村行记》等创作的硕果。作品以“行记”题名，记下的正是作者丈量贵州山村的处处屐痕。屐痕处处，刻录是“这边独好”的时代风景。我在这里之所以反复强调欧阳黔森曾经的地质队员经历和他的行走，是因为只有通过“欧阳黔森式”的脚力，才能看到时代焕新的真实面貌，呼吸到真实生活的泥土芳香，书写出独具质感、自有质地的优秀作品。

欧阳黔森的两部报告文学《江山如此多娇》和《黔村行记》，其取材和主题表达的特点极其鲜明。《江山如此多娇》反映的是贵州的脱贫攻坚战，《黔村行记》报告的是贵州乡村振兴的推进。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是新时代中国重大的现实生活主题，是党和国家重大的战略部署，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报告文学作为一种“时代文体”，报告时代重大的主题生活，是它的文体使命，也是它的文体优长。“每一时代产生了它的特性的文学。‘报告’是我们这匆忙而多变化的时代所产生的特性的文学样式。”（11）茅盾在这里所说的报告文学的“特性”，不限于但主要包括了它的时代性、新闻性和文学性等。而所谓的“时代性”就是体现了特定时代特征的现实生活，将这种“时代性”置于更广阔和纵深的时空中观照，则可彰显出它所具有的重要的“历史性”，即时代的某种创造，创造着某种历史。新时代脱贫攻坚的伟大实践，它所达成的是中华民族的千年梦想。它既是中国共产党人初心使命之所在，也是人类生存生活的基本目标，具有更广泛的全球性意义。很显然，欧阳黔森报告文学的第一价值就是对新时代现实真实而独特的报告，他的报告是自觉的，具有高度的政治和历史站位。“我想，参加过这场人类历史上最为波澜壮阔的脱贫攻坚的人们，他们的经历便也成了我们民族集体经历的一部分，此后，便成了我们集体记忆的一部分。它无疑会成为中华民族最伟大的记忆，并代代相传。”（12）而乡村的全面振兴则是脱贫解困后的提级发展，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工程，也具有这样的意义。可以说，欧阳黔森以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纪实，作为自己参与时代大业的一种特殊方式，并且以这种方式存录“民族集体经历”和“最伟大的记忆”。

公共的时代性写作是我们这个时代创作的主要特征之一。相应地，公共的时代性成为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基本主题，主题创作成为最具显示度的文学类型，尤其是报告文学的主题书写更是成为重要的热点。其中有价值的作品抬眼可见，但它的不足也很突出。主要的问题是规模化的写作衍生出同质化的倾向。文学创作是一种具有独创性的精神活动，而同质化显然会削弱它的独创性，从而影响价值生成。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中，欧阳黔森显示出其创作的意义。他的作品以独特的地方性“落实”公共化的时代性，即以贵州的独特性题材书写时代普遍性的宏大主题。贵州形胜，山水极度美丽，却同时也是一个极度贫困的地方。贵州有着严重的喀斯特石漠化的地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是全国贫困人口最多、贫困面积最大、贫困程度最深的一个省份，全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就有贵州西部的乌蒙山脉、东部的武陵山脉。与此同时，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贵州的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截至2020年底，贵州实现923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66个贫困县全部摘帽、9000个贫困村全部除了、192万人搬出大山，彻底摘掉了千百年来贫困的标签，谱写了脱贫攻坚‘中国奇迹’的贵州精彩篇章。”（13）由此可见，作为“全国脱贫攻坚主战场、决战区”的贵州，在全国脱贫攻坚的大局中具有独特的代表性和典型性。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中华民族摆脱贫困、走向小康伟大进程中一个关键样本。因此，贵州题材的书写就具有了它不可替代的独特性和重要性。这一题材中富含的时代信息，为欧阳黔森报告文学的贵州叙事奠定了价值之基，使其成为众多同类主题写作中不可或缺的作品。

二

无论是报告文学或是非虚构文学，都是“事实文学”（literature of fact）（14）。“我们处在一个非虚构文学的时代，‘事实文学的时代’。”（15）报告文学的文体命名告诉我们这是关于有价值事实的有效报告，事实是第一位的，在这里，文学并不是游离于事实的另设之景。“我认为，报告文学的说服力和根本伦理首先在于‘报告’，要准确有力地呈现事物和事件的肌理。这要求写作者有迫近真实的能力，同时也需要一种认识论的自觉。”（16）事实或非虚构的信息构成报告文学文本的要件，而报告文学作为叙事性非虚构文学的写作方式，事实又是通过叙事加以呈现的。丰富的有品质的事实的叙事，将题材具体化，使作品的主题表达有了坚实的支撑。

欧阳黔森的报告文学叙事是朴实而厚实的。这种朴实和厚实来自作者对写作对象的熟稔和所得事实的丰富细腻。这与作者行路的广远深入有关。在我的视野中，记写贵州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报告文学并不少，但大多是取事于某个人物、村庄、企业或是县域的点来书写。欧阳黔森的作品则是一种具有更大覆盖面的整体性写作。《江山如此多娇》包括“报得三春晖”“花繁叶茂”“看万山红遍”“悠然见南山”和“江山如此多娇”5章，所写的地方广及贵州的毕节、铜仁、遵义、安顺等地，其中又有不同的类型，呈现出革命老区、资源枯竭地、易地搬迁、绿色发展等不同类型的脱贫攻坚的典型场景和细部构造。这样开阔并且具有多样性的书写，使作品展示出全景式的具有贵州特色的脱贫攻坚图。《黔村行记》是《江山如此多娇》的升级版，其中收录有先在《求是》《人民文学》《山花》和《中国作家》（纪实版）刊发的同名“黔村行记”“天堑变通途”“风景这边独好”和“高原醒了”4个篇章。脱贫振兴修路为要务。“天堑变通途”聚焦的是“地无三尺平”的贵州路网建设、桥梁建造和隧道开挖等，其余3个篇章则选取贵州多地各具特色的乡村振兴的典型，报告这些山村因地制宜，在特色产业、人才、文化、生态、乡村组织振兴等方面实践和经验，多角度地描绘“高原醒了”“风景这边独好”的新时代新山乡巨变创造出的贵州多彩之美。

阅读欧阳黔森的报告文学，我们发现有大量的数据进入文本，这形成了《江山如此多娇》《黔村行记》一种特质化的文本景观。这样的书写方式，在作者这里是有意为之的。对此，读者可能有不同的评价，有的读者认为这样的“数据化”处理，会有损于作品的文学性感知，会“割裂”作品叙事的调性。但是，在报告文学写作中，尤其是长篇报告文学写作中，如果“数字叙事”运用得当，就有助于取得“以事实说话”的叙事信度。所谓得当，一是报告文学的报告是事实的报告、信息的报告，当数据构成事实信息本身而且具有重要的表意功能时，数据可以成为叙事的内容；二是将“数字叙事”置于整体的叙事语境中，与故事讲述、场景再现等形成有机的关联，这样的数字不仅是有效的，而且也是具有表现力的，可以加深读者对叙事对象的认知。在我看来，欧阳黔森报告文学的数字表述总体上是得当的、有意义的。在《江山如此多娇》中，作者通过具体的“数字叙事”，凸显了叙写对象在发展特色产业、易地搬迁、生态补偿、发展教育和社会保障兜底等方面脱贫致富的实绩。“花茂村的脱贫致富成果，只从这几个数据就可以看出来。”（17）作品第二章“花繁叶茂”记述花茂村脱贫攻坚的故事，导入村里外出务工人员数量、村民现在人均收入，还有宝马等高端品牌轿车的拥有、村集体综合收入等一系列的精准数字。数据的具体化胜过空泛的言说，写实了在脱贫攻坚过程中人民生活的获得感。《黔村行记》中的“天堑变通途”，叙说贵州自然“天堑”的形成和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种种制约，重点叙写坝陵河大桥、花江大峡谷大桥、乌江大桥等项目的建设及其意义，中间穿插关于“贵州是世界桥梁博物馆”的介绍。“根据统计，世界高桥前100名中有近一半在贵州，前10名中有4座在贵州，获桥梁界诺贝尔奖之称的‘古斯塔夫斯·林德撒尔奖’的桥梁全国有9座，而贵州就占4座。”（18）这些数字不仅给读者提供了知识性的信息，也有力地反映了贵州路桥建设的巨大成就。在这样的语境中，数字不是枯燥之物，反倒显示出某种“数字美学”的意义。这从一个方面体现出欧阳黔森作品对于事实信息报告的求实。

欧阳黔森报告文学的贵州书写，最具价值的无疑是其中的“山村叙事”。山村是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乡村振兴的主阵地，因而自然也成为作者关注和作品书写的重点，相关的叙写成为生成文本的主要内容。两部作品中写到的村庄有数十个之多，重点写作的有海雀村、花茂村、田坝村、桃子坪村、脚尧村、白岩村、石板村、瑶山村、普梯村等。这些山村地理位置有所不同，自然禀赋也有差异，村庄的文化各有自己的特点。作者注意将它们置于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时代大背景中，在时间的流线变异中，彰显出山村同一空间中的新面貌，在现实与历史的映照中描绘出山村的样貌和气质气场。这样的“山村叙事”既有报告的质地，又有文学的意味，通过一个个具体而微的村庄故事的讲述，辐射出新时代中国山河焕新的壮美全景。《江山如此多娇》从海雀村故事的叙述进入。在这个地处乌蒙山腹地毕节市的村寨，发生过血染山岗的著名战斗，红军曾在这此建立过革命根据地。但这里过去却是一个极度贫困、人民生活难以为继的“典型”，其贫困情况上过新华社的“内参”。作品通过走访历史见证人安大娘和朱大庚，再现当年新华社记者采写《赫章县有一万二千多户农民断粮，少数民族十分困难却无一人埋怨国家》的情景，记写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习仲勋的批示，以及退休后的习仲勋夫妇捐助的故事。这一段历史的叙写不仅给出了海雀村的历史背景，而且点明了海雀村何以在某种意义上成为新时期以来贵州脱贫解困的一个重要原点。基于此，作品展示了从新时期到新时代贵州推进反贫困工作的重要节点性安排。海雀村是一个以小见大的视窗。作者以30年前后村子模样的鲜明对比，从村民住房、年人均收入、年人均粮食占有、文化程度等状况和数字的比对中，真实具体、有说服力地反映出脱贫攻坚伟大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写真、写实山村，关键是作者身、心、情俱在山村。欧阳黔森在花茂村生活过大半年时间，还担任了“荣誉村长”，他的花茂村书写可谓真正的“在地写作”“驻地写作”。在纵横有序、言之有物的叙事建构中，展示着山村的前世今生。“花茂村原名荒茅田，意指贫困荒芜，后改名花茂，寓意花繁叶茂……荒茅田人没想到，这个愿望需要一个甲子的漫长岁月才能成真。”（19）从“荒茅”到徒有虚名的“花茂”，再到名副其实的“花茂”，作品用大量的史实和精准扶贫的现实，写出了它艰难而灿亮的蝶变过程，以一个村庄的小史，照见一地山川的大历史。

三

报告文学既是事实的报告，同时又要满足文学创作的若干“公约数”规定。如何处理好“报告”与“文学”的关系，这是一个无法绕开的写作课题，也是其中的一个难题。文学具有它自身的一些范式，报告文学也是一样。“好的‘报告’具备小说所有的艺术上的条件——人物的刻画，环境的描写，气氛的渲染等等。”（20）“叙事需要三大支柱：人物、动作和场景。排在第一位的是人物，因为人物能够推动动作和场景的发展。”（21）无论是报告文学，还是非虚构文学，只要是叙事文学样式，都要考虑置备文学的基本元素。在这里，茅盾和哈特都强调了写实文学中文学性生成的要素，包括人物、故事和环境等。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报告文学是基于事实本身的写作，它不能依凭虚构和过度的想象生成它的文学性。这样，“文学的”报告的写作，除了需要作家语言表现力的强化、材料结构能力的优化之外，很大程度上更需要作家发掘、发现并有效提取题材材料中所具有的自在的文学性。文学性部分地存在于事实（报告性）之中，这是报告文学文学性议题中重要的特殊性所在。书写对象本身所具有的真实而出人意料的故事性、戏剧性细节，乃至传奇性，成为报告文学文学性生成的基本材料。我们为什么强调行走对于报告文学特别重要，道理就在这里。它不仅是报告的重要保证，而且也直接地影响到其文学性的获取。

就题材而言，欧阳黔森的报告文学主要是反映贵州关联着时代主题的重大事件，属于事件类写作。但同时作为著名的小说家，欧阳黔森也深谙人物表现之于叙事文学创作的意义。他的报告文学不仅囊括直接反映特定主题的种种历史与现实事件，也有许多在事件之中见证、参与历史和时代的人物。作者注重对人物的书写，这既是对象本身的客观存在，也是报告文学写作得体之必需。“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22）欧阳黔森笔下的许多人物正是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伟大事业的“剧中人”和“剧作者”。基于作品的总体设计和结构安排，作者主要是反映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中的新山乡巨变，因而没有集中地专篇叙写人物。山村中人以个体或以团队的形式散在地出现在文本之中，作品的叙写因事及人，由人述事，物事与人事融合书写。山村各具特色，人物随之也自显风采与精神。作品所写的大多为基层人物，是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一线的村干部和普通群众，似乎没有什么惊天动地、轰轰烈烈的奇功，但他们有山岩一样坚韧的品格，在其日复一日的奋斗中，用辛勤的汗水浇灌出奔向小康的幸福之花。

欧阳黔森注重通过具体的故事，凸显人物在历史性演进中负重奋进的事迹和精神。《江山如此多娇》之“悠然见南山”中写到沙坎村脱贫攻坚的情况，插入了村委会里的“脱贫攻坚作战图”，让人“仿佛置身于一个作战室”。“这几年我走过数百个村寨，像这样的还是第一个。”“让我长了见识，我惊喜不已。”（23）“实行挂图作战”的故事，既对应了脱贫攻坚冲刺阶段的巨大难度，更凸显了基层干部敢于打赢攻坚战的坚强意志和行动能力，侧写出脱贫攻坚干部敢于担当、冲锋陷阵的形象。另外，《江山如此多娇》写遵义正安县郑传祥、郑传玖“吉他兄弟”的故事，也给人留下很深印象。因为贫困，兄弟俩离开家乡南下到广东打工，靠着勤恳和智慧，拼闯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吉他生产经营的人生之路。创业有成后，兄弟俩积极回乡再创业，助力家乡的特色产业发展，帮助家乡走上脱贫振兴的发展之路。从“吉他兄弟”的故事中，我们不仅遇见人生精彩的种种可能，更看到乡村振兴中创业者的精神和风采。在欧阳黔森的报告文学中，人物的精神叙事是一个突出的亮点。最为感动读者的有反映筑路人不畏艰险修造“天路”的“册三精神”（24），有描写“讨饭村”变成小康村的“脚尧之路”，展示他们“穷则思变、不屈不挠、苦干实干、攻坚克难”的“脚尧精神”，还有反映海雀村党支部老书记文朝荣带领村民改天换地，为摆脱贫困鞠躬尽瘁的“愚公精神”。山村人这些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凝聚起推动山乡巨变的坚韧而蓬勃的力量。这正是新时代中国力量、中国精神的一种具体而生动的写照。

报告文学的“报告”，既是作家书写客体对象的报告，也是写作者主体自我的报告。其中自我的报告，可以是潜在内隐的，也可以是显性可感的。在欧阳黔森的报告文学作品中，作者的自我卓然站立其间。我们说他的作品是“有人的”写作，这个“人”主要是山村的建设者，同时也包括了作者自己。在作品的叙事中，作者无处不在。他的地质队员般的行走，串联起文本建构的基本内容。作者既是一个叙事者，如同资深“地导”，引领读者跟随着他观览贵州山乡新变后的种种风景，同时又是一个被叙述的对象。作者以多种方式在作品中出场，如采访者、见证者、思考者，相应地，作品由叙述、论议、描写等多种笔墨汇成。对于脱贫攻坚、乡村振兴这样重大的国家行动，欧阳黔森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在场者。这样的在场，既反映出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同时又表征了作者对于贵州大地的一往情深。“走在春天的田野上，眼前一片生机盎然，黄的是油菜花，红的是桃花，白的是梨花，晨风吹满了山谷，一时芳香弥漫。”（25）此可谓一切景语皆情语。

注释：

（1）（2）（8）（12）（17）（19）（23）欧阳黔森：《江山如此多娇》，第38、39、23、9、26、20、108页，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21。

（3）（4）（5）（6）（9）（10）（13）（18）（25）欧阳黔森：《黔村行记》，第7、22、46、118、1、2、1、33、7页，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24。

（7）周立波：《谈谈报告文学》，《读书生活》第3卷第12期,1936年4月25日。

（11）（20）茅盾：《关于“报告文学”》，《中流》1卷第11期，1937年2月20日。

（14）（15）〔美〕罗伯特·博因顿:《新新新闻主义：美国顶尖非虚构作家写作技巧访谈录•前言》，第4、15页，刘蒙之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16）李敬泽：《结构与事实的力量——评长篇报告文学<神山星火>》，《光明日报》2024年5月9日。

（21）〔美〕杰克·哈特：《故事技巧：叙事性非虚构文学写作指南》，第74页，叶青、曾轶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22）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5日。

（24）册三，公路名，起于贵州册亨，到达广西三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