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许再佳：欧逸舟老师您好！非常高兴能有机会就南北文学的相关话题和您进行访谈。南北文学的话题甚广，其畛域辽阔，难以一眼览尽、一言道尽。细察当下文学场，“新南方写作”“东北文艺复兴”“新北京作家群”“文学新浙派”等文学理念、文学现象正如火如荼地进行。作家、批评家和各大学术刊物、杂志及出版社的专业人员积极参与其中，他们从不同角度的探讨都给人以深刻的启发。深度介入当下文学场域，成为南北文学新理念、新口号的一大表征。您在《小说选刊》杂志社有着丰富的工作经验，对当下文学场域也有着深刻的切身性和真实的现场感。能否请您谈谈对正在发生的文学新思潮、新转向、新症候的看法呢？

欧逸舟：再佳你好，谢谢你对主题的悉心梳理。如你所言，在文学场域中，编辑确实是有着深刻的切身性和真实的现场感。我从事编辑工作仅七年，不敢称经验丰富，但我是当代文学一名谦卑的读者，一直渴望向我的作者、读者、编辑同行以及诸位学者多多地学习。唐诗人老师主持这个专栏有两年多，我也在这个专栏读到了非常多关于“新南方文学”以及地方性写作的文章，不乏新鲜、热切甚或尖锐的观点。因此我更加不敢妄谈，只是与你分享一些自身的经历和随想。

关于“南北”，我想起十多年前的一件趣事。那时去广西出差，与当地作家闲聊，说起我是土生土长的福建人，大学毕业后前往北京，我的“南方人”本体意识才愈发强烈，才发觉南方深藏在我的血液之中。然而对方不可思议地说：“你哪是南方人，你是福建人，福建是北方啊！”彼时，我没有再去细论古书中记录的东瓯、西瓯、闽越、南越在今天的版图上分属什么位置，强调它们曾以相同的物质艰难与精神困顿的面貌被记录于那些赠别诗中。我心中“绝对的南方”并没有湮灭，但“相对的南方”逐渐升起了。

在我们的历史上，北方的边界是截然分明的，而南方的边界则总是摇摆不定的、含混的、暧昧不清的。此处的边界不是指南北的边界，而是北方与北方以北的边界，南方与南方以南的边界。地域文化受之影响，文学气质与审美价值自然也得之塑造。当你站在南方的外部，或许可以笼统地称之为“南方”；但当你由文本进入南方的内部，发现它们符合你所理解的南方，或者反之，遭遇了面容模糊的新鲜事物，又该如何评价？文学意义中的南方以南，除了炎热、台风、水汽氤氲、波浪滔天、开不尽的花和永不消逝的绿，还该显现出怎样的特质？相对南方，更加南方，超越南方，非常南方，或者，非常不南方？如果作品不符想象、难以理解、风格有异，就要取消它们内在的共性，消解它们的地理学意义吗？如果南方是我们的生存境遇与生存符码，我们又为何不能以其命名？

作为一个“南方人”，我喜欢以“南方”为视角去理解文本，去认识作品与作家。我曾经在读解张惠雯的小说时选择了“南方的踪迹”为切入点，虽然张惠雯并不是一位南方籍的作家，她的小说书写的并不是我国的南方，但我也借机表达我的理解与困惑：“那些我未曾抵达的南方，是什么样貌，有什么风景照与游记无法提供的经验，那里的水系如何滋养她的人民，他们身上有怎样独特的精神使他们不同于别处？”

所以当我看到“新南方文学”的理念在2020年被正式提出，并且得到文学界持续而广泛的关注与讨论，我内心是欣喜的，我感受到同代人的共振。“新南方文学”不是一个简单的答案、模糊的感觉、生硬的概念或短暂的现象，不是被发明的口号。“新”是更广义的南方，由一批富有见地的批评家敏锐捕捉到，是一股有着旺盛生长力且无限开放的思潮，甚至不顾冒犯与僭越，对异质性经验的追求。有太多的名字在不同的时间节点以不同的色彩、气味与声音汇流而入。曾经，他们在层峦叠嶂的另一边，经历漫长的遥望与蓄势，他们辨识出了彼此，共同构成我们这个时代文学景观的重要部分——那生长在山崖与海岸之间的巨大而芳香的树木、藤蔓、草花，兰科与天南星科，在沼沼雾气的氤氲与亚热带、热带的骄阳中，再也不用焦虑自己一生也不能写成整齐划一的白杨或雪松。

许再佳：“绝对的南方”和“相对的南方”，这个说法很有意思。“绝对的南方”以自然地理上的南北为界，自然环境和地域文化相互交融、凝练出独特且可辨认的美学特质，而“相对的南方”则越过纯粹的地理概念，指向了边界尚未明晰、意涵丰富多元的南方以“南”。有学者还提出“南方”实质上属于一个地缘政治的文学概念，其精神诉求和“全球南方”的话语构建有着某种一致性。如您所言，南北文学新理念、新话语的出现是一股有着旺盛生长力且无限开放的思潮。其当代性体现在诸多作家、批评家所立足的文学立场，它是自由、开放的，它不满足于传统文学对地方相对单一的想象模式，而是试图去拓展和丰富基于地方、又超越地方的异质性审美经验。

新世纪以来，从陈彦《说秦腔》系列文学作品到陈崇正《半步村叙事》、陈继明《平安批》、蔡崇达《命运》、厚圃《拖神》、葛亮《燕食记》等，作家一方面延续着对地方传统多重可能性的发掘，又对其限度有所省思；在对地方传统进行当代性转化时，又不忘观照和守护传统的恒常价值。在这一系列作品中，我们依稀可见其与《红高粱》《白鹿原》《马桥词典》《无风之树》等经典作品的某种黏连，风土风貌、地域文化、传统经验的书写之外，更有对生养于一方水土之人的持续关注与深入探勘。南北文学之“新”与其传统及历史感似乎难以决然地割裂。能否请您就当下南北文学创作中的当代性及历史感问题，谈谈您的看法？

欧逸舟：这个问题唤醒了我沉睡多年的课堂记忆。《红高粱》应该是1986年左右的作品，《马桥词典》虽然比它晚十年面世，却仍然延续了寻根文学的精神旨归，相比之下《白鹿原》则有着更为强烈的现实主义写作风格。莫言笔下魔幻的高密东北乡、韩少功醉心寻觅的迷失的楚文化与陈忠实笔下风云变幻的渭河平原家族争斗是截然不同的创作风格，他们共同构成了对乡土中国的重要书写，但在文学史上，我们不曾以地域之名定义他们的写作流派。

我个人对当代性的认识是：无论是传续还是割裂，它都承载了一部分的历史。无论是1980年代先锋派的横空出世、骤然转身，还是1980年代新写实登场、多元化写作的发展，就连网络文学都已延伸出众多的分支，到今天我们谈“南北文学”，不仅有“新南方”“新东北”还有“新北京”“文学新浙派”“新中原”……其中隐现的共性是：单纯的乡土书写变少了，关于城市的故事越来越多了。无论是乡村发展城镇化，还是北上南下新移民，我们的文学对乡土与城市的情感表达不再是歌哭空山或漂泊天涯，不再只是为了回避现实生活而逃向传统。

现在的作家在把握社会生活和传统经验的时候更具备主动性与灵活性。这是因为我们的生活在过去的三四十年间发生了高速而巨大的变化。1980年代是一个开端，1980年代的文学固然是当代的文学，但它们也已经进入历史了，正如我们言谈的此时，也会顷刻成为过去。在这样的变动中，我们逐渐适应了生活经验的驳杂，历史现象的源端不再只伏笔于乡土的深处。

你提到的几位作家中，陈崇正的小说里，魔幻现实主义游走于城乡之间，历史叙事也可以变得很科幻；葛亮小说中饱含古典韵致的市民生活，展现了他对历史情境与当代社会的特殊敏感与表现力；又比如蔡崇达，从聚焦个体经验的小叙事逐渐拓展至更广阔的文化视域，他小说的内核是我们福建人非常熟悉的海洋文化，命运不是一次拍浪飘摇颠沛流离的旅程，而是一次次的出发与复返。我以为这也应是我们面对当下与传统的姿态。

许再佳：您的分享使我很受启发。确实，《红高粱》《马桥词典》《白鹿原》等作品共同构成了对乡土中国的重要书写，但我们不曾以地域之名定义他们的写作。尽管上述作品对地域文化、地方经验的书写有着极高的辨识度，但“乡土中国”依然作为更恰切也更有力量的词汇对其进行了统合。反观当下，我们谈“南北文学”，却着意于凸显“新南方”“新东北”“新北京”“新浙派”“新中原”……这或许印证着，南北文学的地方性书写及话语建构并非某种文化、政治的审美剩余物，它不是乡土中国的单一想象，而是具有当代性的经验主体。这一经验主体在面对当下与传统时，时常来回踱步，保持着出发又复返的姿态。以葛亮《燕食记》为例，他沿袭《朱雀》《北鸢》“新古典主义”的艺术风格，以一个时代的在场者观人、观物、观史，力求“一时一事皆具精神”。历史在不断地守正与创新中延续，而作者也从中深耕着崭新的“想象文化中国的方法”。

回到我们的话题。您方才提到彼时属于“当代”的文学须臾间已进入历史，犹如我们言谈的此时也会顷刻成为过去。这点明了当代性流动的特质。流动的当代性既有历史维度，也指向某种有待召唤和建构的“未来”维度。我们好奇的是，从历史景深中涌现又不断流向未来的文学，有什么是其变动不居中恒定的元素吗？

欧逸舟：我想分享一段有意思的体验。有段时间，我沉迷于约翰·契弗的短篇小说《德国黑啤与百慕大洋葱》中的两个故事：《秋河》中“河水与季节兀自来去，而机器却不再作响”；《一个旅行推销员的自白》以子一辈的视角写大背景下小人物的悲哀，一个曾经令人引以为傲的职业将要迎来它的终结。与此同时，我读到班宇的短篇小说《肃杀》（此篇发表在《芒种》时，被改名为《去五里河》），又于其后在《作家》读到他的《山脉》。班宇笔下的故事不曾定格在至暗时刻或高光时刻，就像我们的真实生活，不会为任何破碎或完满而停留，时间呼啸向前，人也始终面向未来。半年后，我在贵州出差时遇到青年作家刘继钦。对班宇小说的阅读感受是我们结下奇妙友谊的重要前提。虽然继钦写得不多，但他的小说也流露出一种看似平淡却又不失冷峻的气息。契弗笔下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美国工业小镇、班宇笔下游离在荣光与困顿之间走向新生的东北、生活在黔西南对文学有着纯粹热爱的刘继钦和我，我们在2018年相遇——不是老乡见老乡的相遇，是文学与人的相遇。这实际上是一种超越时空和文化的心灵共振，它关乎人，人的心性与闪念，际遇与取舍，骄傲与失败，困顿与坚定。而这点也应当是文学在变动不居中持守、恒定的重要质素。

许再佳：文学与人的相遇最值得珍视！我们知道，对文学新变的嗅觉和感知往往来自文学现场。最后，能否请您在“新南方”“新东北”“新北京”“新浙派”等文学现象中择其一，为我们做一些南北文学新可能性的分享呢？

欧逸舟：我们在谈论南北文学的时候，也是在谈论一种流动性和开放性。“新”定义的不仅是之前涌现、当下存在的，更是对未来性的召唤。我想以“新北京”为例。其实京派写作的包容性和丰富性是一以贯之的，从沈从文、老舍、汪曾祺、林斤澜到1990年代邱华栋、徐坤、丁天，再到后来的冯唐，作为一个超级城市，不断注入的新鲜血液丰富了北京的文化。因此我们看到“新北京”作家群中，既有石一枫、侯磊、孙睿、常小琥、杜梨、于文舲这些生长在北京的作家，也有求学、生活于北京的马小淘、刘汀、张天翼、文珍、阿乙、郑在欢等，他们共同构成了北京新的文学景观。比如杜梨写颐和园，形形色色的游客与奇奇怪怪的事都构成北京生活的一部分。比如孙睿写二环与五环之争，聚焦北京城市版图的变化和人们生活重心的转移，反映了关于“新旧北京”的认知冲突。文珍写跳广场舞的大爷大妈，那些退休后进京跟随子女生活的中老年人，也成为一个逐渐庞大并倾情演绎他们的北京故事的重要群体。又比如郑在欢，他在一些小说中不断回望故乡和那些在成长过程中失散的年少时的同伴，这又何尝不是你我他？我们生活在此地在当下，有时故乡是异乡，有时当下溢满过往。或许有一天，“新北京”作家的群体中，有人离开北京，去往北方以北或南方以南，北京再度成为异乡，又或者成为他们的另一种故乡，他们完全可能成为“新南方”中的一员，用新的视角写出我们南方的故事，也可能在南方回望北方，写出新的北京故事。无论如何，一切可能性值得我们期待。

许再佳：您的分享为我们展现了“新北京”文学在写作精神、时空意识、文化想象、人文关怀等方面的嬗变。这使我联想到部分南方作家，或许可以稍做呼应：林白笔下的“北流”从南方葳蕤的草木丛林、方言土语里迸发出蓬勃的生命力，它不是审美对象化的客体，而是寻求与公共世界对话的主体，作家借此同家乡对话、同时代对话，同整齐划一的文学观念对话；王威廉《野未来》、陈崇正《美人城手记》《悬浮术》等软科幻呈现的并非技术主义的线性发展，它试图在后现代后人文语境中对人、机器及彼此生存境遇进行新的思考；林棹《潮汐图》则将语言、艺术、生态凝定于共在的时空，跳脱的运思、诡谲的物象以及富有质感的方言相互交融，形成富含主体间性的诗学表达……

当然，南北文学之“新”是一个不断敞开、位移的过程，它有着诸多面向等待着我们去发现和拥抱。最后，再次感谢您来自文学现场的充满温度和热情的分享！

对谈者简介：

许再佳，福建师范大学在读博士生。

欧逸舟，女，1985年4月生于福建福州。现居北京。供职于《小说选刊》杂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