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回望过去的一年，自媒体平台所催生的全民写作和碎片化阅读情况依然如故，短视频行业如火如荼，人工智能写作软件以惊人的速度迭代升级，这一切都给全体文学创作者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在这个五光十色、令人目眩的新语境里，湖北散文作家保持朴素的创作初心，紧贴着乡土大地和日常生活展开稳扎稳打的及物写作，同时也秉持敏锐的问题意识，对物质表象背后的群体精神状态进行观察和思辨。在如何更好地落实文艺和文化政策，如何应对视听时代的挑战，如何进行散文本身的理论创新，如何吸收其他学科的技术方法进行创作实践，如何建立物质世界和个体精神世界的链接，如何从“我”出发书写外在和内在的真实等方面，进行了百花齐放式的探索，用多样化的视角和声音，塑造出复杂多彩、立体生动的人物形象，表达了丰富多层、迅速变化的当代生活。

一、乡土情结、问题意识与时代图景的刻画

把握民族复兴的时代主题，书写时代图景，展现时代精神，是当前每个文艺工作者都应自觉担负的重要使命。高密度、快节奏、多信息的时代，本身就蕴含着足够丰富的角度和素材，作家所需要做的是提高写作的敏感性和纵深性，精准选择切入这个时代的角度。过去数年间，精准扶贫作为时代强音中的重要声部，吸引着散文创作者纷纷将视线投向扶贫的主战场——乡村。从乡村的经济振兴和精神文明发展的过程中，去发现并讲述中国式现代化的故事，成了众多湖北散文家在面对“刻画时代图景”这份考卷时，寻找到的破题之眼。

徐鲁的《奔腾的春溪》是一部人物群像式散文集，正如集名所隐喻的，时代如一往无前的春溪，每个普通的人只如溪流里的一滴水，但正是无数水滴汇涌奔流，才能消融封冻的冰面，把春天唱响。全书分为三辑，第一辑是各行各业的奋斗者：防疫物资运送车队的志愿者、摆渡人、退休后自费开书屋的老人、养蜂人……以故事中的人继续讲故事的方式，铺展开无数平凡英雄的事迹。第二辑是写自己熟悉的亲友，在念亲怀旧中体现中华美德的传承。第三辑是科学家传记，赞颂在过去的岁月中，为建设国家默默奉献的前行者。全书写到的人物和事迹，岗位有大小，时间有先后，不变的是勤劳勇敢、心怀他人、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李专的《路自通山》是在《崇山之阳》《幕阜长歌》之后，写给家乡的第三部长篇散文。和前两部的创作宗旨一致，《路自通山》是一部围绕着通山展开的百科指南，关于通山的地理特征、历史文脉、自然风物、民俗民风都有详细全面的介绍，同时也在时间的源流中，写出了通山的新兴产业的发展过程。通过当地人与景的新旧面貌对比，反映出乡村振兴战略带来的可喜变化。

土家族作家温新阶虽然身在城市，却心系乡土，视野所及和选材取向偏重于鄂西一带的村镇故事。和广大的书写乡村的作家不同的是，他拒绝将乡土和城市置于传统与现代的两端的二元叙事模式，更不满足于从精神怀旧出发，建构一座只存在于回忆里的纸上故园，而是在现实生活里保持着与故土乡人的密切互动，深入当前乡土的发生现场，反复观察、辨识自己的书写对象，以完成对当代农村的拆解、描摹和还原。他笔下的乡村，既有古旧的习俗和淳朴的人情，也有新旧思想的碰撞和衣食住行的变化。在传统和现代之间，他不秉持个人立场厚此薄彼，只是忠实记录现代化的风吹过原始村庄时，如何推动一朵又一朵云，如何改变一条又一条路，而那些虬劲的老树又如何努力维持自己生长的形态。他笔下的村庄是温暖的，也是动态的，如《地名的隐喻》由古及今，以“我”在胡家湾、庙垭子和杨家冲三地旅居、工作或采风的见闻，串联起一个甲子里跨越三四代人的人事变迁，不仅记录当地老人们口口相传的祖上奇闻，追溯各具特色的民风习俗，也生动描绘农村盖洋楼、刷抖音、发展电商的新闻新变。《古树下的村庄》由今怀古，从央视在五峰仁和坪镇杨家埫村古栎树下的一次慰问演出说起，怀想263年前古树落地发芽的过程，感叹年年岁岁树还在，岁岁年年人不同的时光流转，最后依然落脚于当前的现实，为村庄借助古树这一稀缺资源大力发展旅游经济的脱贫奋斗成绩而赞叹欣喜。《文家坪的琴声》从宜昌市文家坪丰收节切入叙事，赞颂基层干部有担当敢作为，个人担保村民贷款搞大棚种植西红柿，推动山乡经济发展。温新阶还极爱为乡人立传，偏重选择德行可靠，又有一技之长，同时人生有着跌宕际遇的人物作为写作对象，如《黄治明的背影》《瓦匠发哲》《村医李发从》等篇幅不长，极少超过五千字，但浓缩了无数普通乡人的精彩一生，更让人深切感受到个体的命运与家国命运的一体性，哪怕是自认为默默无闻的渺小个体，也只有把个人的追求和家国的需要联系在一起，才能奔向光明的前途。

李兴艳的《一江清水》和兰善清的《临水而起的城》《秋果累累》都是关注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但角度各有不同。李兴艳侧重于摹人，让读者看到这项巨大工程背后，无数个劳动者日复一日所付出的努力；兰善清侧重于绘景，呈现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对十堰城乡面貌和生态环境的有益影响。

此外，还有刘益善的《灵山蝶变记》展现乡村的生态修复，郑能新的《尧治河的幸福画卷》赞颂基层干部发挥领头羊作用，带领村民走上致富之路；李勋的《寻找故乡的源头》介绍故乡的新兴产业布局；梅玉荣的《五峰值得》记录五峰最前沿的文旅现象……角度和题材各异，多方位多层次地刻画出生机勃勃的时代图景。

散文家们秉持真诚的创作态度和敏锐的问题意识，积极发现“光”，也不回避“影”。当前，我国正在快速步入老龄化社会，人口结构变化给社会带来了方方面面的挑战。面对数量急剧增长的老年群体，如何平衡各年龄层次的人群需求，继续提升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是一个极其复杂、十分艰巨的时代难题。散文家们对此问题有着清晰的洞见和审慎的思考，比如刘平在《母亲“抢”了我的“台词”》中陈述了老人随着年龄增长，对子女在生活和精神两方面越来越依赖的事实；罗日新的《一池荷叶衣无尽》和鲁杰红的《这一世母女情缘》在感念亲恩的同时，所流露的对老人陪伴不足的自省和遗憾；曹军庆的《老来仍是少年》通过记叙“我”与文友赵金禾之间的趣谈和趣事，在三言两语间使得一个年逾八十却老当益壮，仍怀赤子之心的形象跃然纸上，同时也捎带普及了一种小众化的养老方式，即以文会友，抱团养老。一群同样怀着文学理想和爱好的人，因为志同道合，跨越经济、性别和年龄的差异，相互陪伴、互帮互助，在不能以生命长度取胜的人生阶段，转而以精神的丰盈滋养生命的厚度，为当下社会越来越紧迫的养老问题，提供了多样化的解题思路。

二、世间有“我”、“我”观世间与在场表达的自觉

好的散文和无数其他文体的文学一样，因为发自内心，也因为对生活的精准还原和提炼，才能够在最广泛的读者中激发共情，获得精神认同。与此同时，好的散文又不能仅仅只是充当大众的代言人，还需要给出自己的视角和观点，因为“我”的个体性和主体性的确立，凭借的是“我”与他人的同中之异，取决于“我”对生活的洞见和思考。抒发世间有“我”的写作是和大众求同，寻求情感链接；“我”观世界的表达是和大众存“异”，无惧表达自我。在求同与存异之间，如何把握尺度，是一门艺术。不少湖北散文家在此方面，展现出示范级的分寸感。

刘醒龙最新的系列散文集《刘醒龙地理笔记》共分三部曲，《脉脉乡邦》《上上长江》和《天天南海》，收录了作家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创作的逾百篇地理随笔。爬梳这些随记，能够很清晰地看到作家几十年间在物理空间进行位移的轨迹，绘制出刘醒龙个人的文学地理图。《脉脉乡邦》中的地图是以湖北武汉为中心，顺着武汉周边四通八达的铁路轨道拓展出去；《上上长江》中的地图是沿着长江下游入海口一路到青海通天河，自东南向西北溯源而上；《天天南海》中的地图是从海口到三亚，再延伸到南海中的数个岛屿。每一张地图都脉络清晰，可作为从文学地理学角度，进行作家研究的翔实素材。这三部集子中的系列散文，篇幅短小，议论精辟，艺术手法五彩纷呈，难用寥寥数语概括。如果非要描述整体的风格特征不可，那么大概可以从内容和视角出发，提炼出如下三组关键词。一是行走与遇见。作家所追求的行走，是阿斯塔菲耶夫《鱼王》式的，先铺陈宏大广袤的自然图景，再把自己在内的人类个体放置其中，书写各种计划之中却又意料之外的遇见。如《汨罗无雨》和《走读第四才子书》共同串连起的一段奇缘：作家在端午节期的汨罗江追怀屈原，却无意得知不远的平江安葬着杜甫，“完完全全是一种在今生遇见自己的前世，在前世遇见自己的今生般的错愕”。又如在长江源头的通天河畔偶遇一只野狼，于是有了《吉祥是一匹狼》式的“平生第一次”的经验书写。类此篇章，仿佛展开一幅动态的千里江山图卷，人与人、人与景、人与物的聚散不期而至，瞬间即分，惟其如此，才令观者目不暇接。二是自然与文化。脱离自然影响的文化是不存在的，没有文化积淀的自然是不耐咀嚼的。作家每到一地，都悉数人文典故，探寻地方文化的解码法门。如《珠崖紫贝是文昌》从文昌的曾用地名“紫贝”“珠崖”说起，历数当地尊文重礼的乡风民情。三是历史与当下。作家不仅从空间的横向维度描写人的动态际遇，也从时间的纵向维度串连命运的起承转合。如《两棵树上，一棵树下》截取1998年和2021年两次到湖北簰洲湾的经历，以树喻人，展现自然灾害下生命的坚韧。又如《万事千非朱砂红》历数与朱砂有关的历史典故，对照当下朱砂资源枯竭的现实，文末复又历数与朱砂有关的唐诗，提出赋予自然资源以文学价值、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文旅建议。如上种种，在行走中遇见，寻找自然背后的人文底蕴，怀古思今，大开大合，气象万千。

周芳的随笔集《我亦是行人》是一部具有强烈生命意识和鲜明女性视角的作品。她此前的《重症监护室》和《在精神病院》等非虚构作品以疾病和死亡作为最主要的题材，《我亦是行人》中进一步反复记叙普通人的生老病死：舅舅漫长的和死亡拉锯的过程，大妈的猝然离世，夏老师的意外车祸，汪老师的投河，夏梅梅的癌症……但对疾病和死亡的重复性书写不是目的，而是一种手段，即将人放置在一个极端的处境中，看此时此刻各色各类的人性表现。死亡和疾病就像一个三棱镜，在常态生活中面目一致甚至模糊的世俗凡人，通过这个三棱镜，得以析出灵魂深处最本真的光谱。死亡与疾病是坚硬、冰冷、强势且不容抵抗的，在死亡和疾病面前，所有人都是弱者，更何况周芳关注和聚焦的还是身处底层的“无名者”；而她的书写却是柔软、有温度、带着悲悯色彩的，她一方面诚实地呈现在极度困顿处境下人的种种表现，不回避人性中的怯懦、糊涂、自私，另一方面她又用女性特有的细腻和包容，写出那些不光彩或者不伟大背后的其情可悯，通过既理性又感性的叙事，赋予人之所以为人的价值和尊严。

冰客的散文集《汉江书》共分五辑，分别为“行走记”“故乡忆”“亲情书”“岁月想”“人生悟”，作品创作时间跨度达三十余年。《体验到校园收购旧书的感受》等早期作品，固然文笔青涩，行文稚嫩，说理浅白，但已展现出作家对生活的敏感性，折射出观察、捕捉日常素材转化为文学题材的天赋，为作家其后三十余年的文学创作打下了基础。《梦回那年<山道弯弯>》等中期作品在排篇布局方面的技法已臻成熟，通过人生中不同阶段阅读同一篇小说的相关故事，勾勒出一个嗜书如命的文人剪影，尤其是十岁那年，在汉江特大洪灾背景下阅读小说的那一段写得极为精彩。小说内人物命运的起起落落，和小说外洪水肆虐的惊涛骇浪形成互文，惊心动魄，引人入胜。及至近年来的作品，就更见作家下笔的审慎，在选材、结构、词汇、声韵等各方面，都反复推敲锤炼。如《一湖烟波任畅想》描绘了湖北省十堰市郧阳区的郧阳湖国家湿地公园的美景，侧面反映了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十年来对郧阳区自然生态的重视保护和积极影响，一方面用翔实的数据列举了湿地公园的生态种类、面积、湿地率等，使文本读来恳切可信，另一方面在语句方面精心锤炼，辞藻华美，大量句式对称，声韵和谐，读来朗朗上口，富有诗意。可以说，《汉江书》这本集子里收录的作品，如同他人生之旅的数个切片，以定点连线的方式，较为完整地描绘出一个作家的思想轨迹和创作变化。

王倩茜散文集《漫游的人》围绕着家族谱系展开回望式叙事，写尽自家三代人在尘世的波折与悲欢。“漫游”是地理性的，老虎沟、江苏路3号、汉江，以及同名散篇《漫游的人》中提到的“我”辗转搬迁过的数个住处，如同地图上被圈红的坐标，标识这个家庭在地理空间的迁徙变化。“漫游”更是精神性的，生于世间，每个人都无法回避精神上的迷惘、孤独、焦虑或安全感缺乏，心灵永远都渴望寻找归栖之所。作家冷静地直面人生是一场漫游的本质，却依然用沉郁蕴藉的文字，写出每个生命的坚韧力量。

朱朝敏的《渡与归》记叙了自家祖孙三代人想逃离孤岛，最终却因种种羁绊未能逃离或离而又归的家族史。文中的核心意象“孤岛”表面上看是作家故乡的地名，实则泛指人生的各种归途终点，比如羁旅之人的返乡，又比如所有人都无可避的死亡，具有丰富的可阐释空间。李小坪的《仿佛若有光》《如寄》如实曝露了自己在成长过程中的大小伤痕，对个人生命体验的深入挖掘，折射出写作者直面内心的勇气。段伟的《行在川藏天地间》对西藏风物的书写，不是一种久居内陆城市的人偶得返自然式的猎奇打量，而是对气象万千的雪域高原表达发自内心的赞叹和恋慕，全文洋溢着对世界的旺盛好奇心和拥抱生活的热情。成丽的《火笼》通过回忆童年时带火笼上学的故事，塑造了一位具有慧眼仁心、公正公平又富有人情的基层教育者形象。在她的笔下，贫穷像一阵阴冷的风，倒逼人们相互依偎，抱团取暖，物质的匮乏与人情的充沛形成反差，令人感慨。叶牡珍的《光亮书》以幼年祖父遇红军得赠马灯的传奇，隐喻党给贫苦大众带来的光明，同时也提出“灯需人养”的观点，富有深意。

三、史学视野、地方视角与文化的传承转化

当文化的“双创”成为文学创作者共同聚焦的命题，湖北散文创作者进一步感受到从历史素材和地方传统中获取灵感和汲取营养的重要性。一方面，散文作家从个人出发，对历史和地方的多样化书写，使得传统与地方的文化基因，得以在文学描述中，转化为大众共同的文化记忆，推动文化的内在延续与外向扩布；另一方面，作家本人也在对历史和地方，以及“历史中的地方”和“地方上的历史”的反复书写中，得以确立独属于自己的创作标签，进一步强化个性化的创作面貌。

熊召政的《家住长江边》收录了自上世纪80年代至今，他为湖北创作的60篇散文，分为“我自故乡来”“猿啸中的乡愁”“武汉王者归来”“湖北赋与记”“荆楚文化演讲录”五辑，主要内容大略可归为三类。第一类是溯源文化根脉。从上古炎帝在巴东的功绩（《乙未年颂炎帝文》），到李白、杜甫、张居正等文化名人与荆楚各地的渊源（《诗中的三峡》《谒张居正墓》等），再到近现代的红色记忆（《武昌首义碑林记》《访牛背脊骨山战场遗址》等），沿着纵向的时间脉络，历数荆楚各地为中华文明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展现楚文化的丰厚底蕴。第二类是思辨地域精神。在《武汉的性格》《武汉王者归来》《文化杂谈四题》等篇章中，赋予城市以性格特征，提炼湖北人尚武好斗、敢为天下先和求新求变等群体特色，并分析其利弊，试图从文化地理的角度，获得荆楚大地未来发展的经验启示。第三类是展现地方生活。从自身衣食住行的日常细节出发，描摹荆楚风俗画卷。通过从历史、地方和个人三重维度对湖北的别样书写，呈现荆楚文化的独特风情，深化读者对荆楚文化的理解。无论是对荆楚文化的述，还是评，都折射出作家对生于斯长于斯的一方水土的深厚情感和积极期许。

陈应松的随笔集《文化的森林》和他过往的大多数创作一样，依然是围绕神农架展开的。集子里的十余长篇，从地理、气候、植物、生物、历史、民风民俗、民间文学等多个角度，对神农架的自然和人类生活进行了全方位的纸上还原，并致力于对神农架进行形而上的塑造，从生态哲学的角度，赋予神农架独特的精神价值。在这部随笔集之外，他也为读者奉上了不少无关神农架的优秀散篇，如《高高的洛茸村》《云滇漫记》《尖尖小荷上的那一只蜻蜓》等，同样展现出陈应松强烈的生态意识，以及在创作中整合传统文化资源的写作功力。最典型的是《尖尖小荷上的那一只蜻蜓》，从千古名句“早有蜻蜓立上头”中的“蜻蜓”写起，追溯诗人杨万里的生平，进而引出对三种传统的梳理：第一种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自陶渊明时期便有的弃仕归隐、乐享田园的精神传统；第二种是自杨万里开始，文人们见景入诗，师法自然的创作传统；第三种是蜻蜓这一古老物种在我国分布和活动的生物学传统，不足三千字的短文容纳了异常丰富的知识含量。

舒飞廉的散文集《云梦泽唉》是作家自2016年至今，发表于《文汇报》“笔会”副刊专栏的文章结集。他通过定期返乡居住的方式，摆脱了自五四时期开始，知识分子对故乡作旁观式写作的路子，转向体验式写作，写出乡村的底色、细节和根须全貌。他打开乡村生活的写法是用小切口，以点及面，从枫杨、菜薹、南瓜灯植物，到蜻盏、牛、戴胜等动物，又及臭豆腐、猪油饭、瓠子汤等吃食，还有神鬼传说、人生礼俗、人情百态，间或穿插方言俗语，篇幅都不长，但秉持鲜明的细节现实主义态度，包含浓稠的地方性知识和密集的人情关系信息。最令人动容的，是作家在字里行间表达出的敬畏。在前序中，下决心“沉浸到乡村活泼泼的声色中去”的表态，是对创作的敬畏。在《柳椅》《安州血桃记》《金神庙抬故事考》等篇章中，“我”板起认真的面孔考据民间志怪故事，不是出于简单的信或不信，而是出于对神秘复杂的楚巫传统的敬畏。《上花山记》中“我”听素不相识的老者葬礼上的哭灵歌听到热泪盈目，是对生命的敬畏。《颇回故人车》里“我”与小店主狭路相逢后的默默退让，是对有别于自身的另一种生活样态的敬畏。唯有敬畏，方显虚怀若谷，质真若渝。

刘诗伟的《赶轮渡的日子》选材巧妙，“赶轮渡”是一种特定时间段内特定地理条件下的行为，记取这样一段标签明确的、且已经在逐渐消失的城市公共记忆，无疑能够精准激发有过同样经历的读者的怀旧情绪。作家掺杂使用了很多湖北方言，尤其是“乜斜一嗤”“搂袖子”等动词，及“那冇得问题”“莫急”“那冇得办法”等口头禅，通过语言的爽、辣、脆、黠，精准刻画了武汉这座城市的文化性格和市民精神。

凡夫以寓言作品享誉国内外，但围绕他的家乡襄阳的自然风土，也创作了不少散文佳作，如《五彩的冬天》和《挂天灯》。前者写冬天的风景，用大量的颜色书写，打破了大众关于冬天的阴沉单调的刻板印象；后者介绍春节“挂天灯”的节俗，并通过回忆幼时“挂天灯”的旧事，生发出为人处世的智慧。

近年来国家大力推动中医学发展，湖北的散文家们也用自己的写作，助推这一古老优秀文化的传承。过去数年，医学世家出身的楚林写作了大量关于中医草本的散文，编辑成集后，受到不少读者的喜爱。她于去年发表的《身体里的天空》依然紧扣中医学，但叙论对象不再是草本，而是针灸，不仅通过梳理针灸的学科发展和历数名医趣事，写出了针灸的过去，也通过针灸在海外的传播以及自己女儿学习针灸的记叙，让读者看到针灸所具有的广阔的未来图景，语言清丽，叙事角度也精巧。陈鸿波的《草木医人》从家人亲身经历出发，论证中草药的神奇，同时也在人与草本的关系中，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和体悟，生发出哲思或情怀，提炼出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观念的超越性，文本可读性强。

此外，还有不少作家通过对个人生平和故乡发展的书写，解码传统文化基因，分析地方人群的心理结构，强化地域历史与现代生活之间的精神链接。董宏量的散文集《六色谱》从武钢人的角度，细述个人回忆和人生体悟，同时总结武汉辉煌的工业发展历程，进而向新中国的钢铁事业致敬。成丽的散文集《文宣逸语》以文宣村的“物”“事”“人”为主要内容，站在当下回望记忆中的故乡，以现代意识烛照故土现实，发掘乡亲故旧的人格内核，展现农民朴素的生活智慧，是文辞优美、情感真挚的乡愁之书。张玉华的散文集《南风过郧阳》从明代郧阳设府的经过写起，讲述郧阳自古至今的历史传奇，以及作者身边发生的平凡故事，既有基于地方志的严谨考据，也有从创作规律出发的合理想象，更有多年如一日的扎实观察。彭定新的散文集《与故乡书》重点在于记录乡人旧事，在人物对白中使用了大量的方言俗语，这些方言词和语的使用，塑造出生动立体、各有特色的人物形象，同时增加了文本的风俗意蕴，但部分词与语有过于生僻之嫌，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阅读的通畅感。

四、“内跨”“外跨”与文体创新实践

近十年来，散文的文体创新一直是散文理论界和创作界关注的热门问题，尤其在李修文举起“散文小说化”的旗帜，并进行一系列成功的创作实践以后，散文文体“跨界”是否合法，如何适度，引发了空前热烈的讨论。早在2019年，就有学者提出了散文“内跨”和“外跨”的概念，将“内跨”定义为“散文文体内部种类的跨界”，而“外跨”“主要是指散文与小说、诗歌等文体的交叉、重叠与交融”。后有学者补充，“外跨”的内涵和外延可以再大一些，应该再包括向文学以外的艺术门类进行借鉴。与众声喧哗的学界相呼应，湖北散文创作界早已开始了灵活多样的文体实践。

成君忆的《你好，优诗美地》是一部在文体上难以归类的作品。尽管出版界将其定位为长篇散文集，但实际上融合了小说、诗歌、寓言和童话等多种写法。作家作为外派干部，在巴东县野三关镇开展乡村振兴工作已经数年，积累了地理和人文方面的丰富素材，同时也对自己身处的巴山秀水有了熟稔于心的了解。在日复一日的田野调查中，他对这片土地的观察和由自然生发的种种思考是真实的，但正因为这种观察太厚重、太深入，如若采取常规的、单一的叙事方式，可能会形成通篇的长篇大论，在艺术上失于枯燥。故而，作家虚拟了唐代诗人武静安、初恋情人阿紫和由武静安的魂魄变成的鸟类小武，通过“我”与这三个虚拟形象的对话，表达作家在心灵深处与文化传统、与自我、与大自然的对话，更好地展现个人思辨的轨迹，也在艺术形式上进行创新，营造陌生化审美效果。

凡夫的《寓言五峰》以寓言为名，写法却是散文和小说的融合，主要内容是“我”在宜昌五峰采风期间，偶遇一位老人，并记叙老人所讲的数个当地的民间故事。老人讲述的故事都是神话传说，是当地民众在漫长的历史中，通过口口相传的方式集体虚构而成，而“我”偶遇老人的这件事又是否真的发生了呢？从字里行间看，“我”与老人的邂逅充满太多巧合，且老人谈吐不凡、仙气飘飘，更像是在无数民间故事中都出现过的、担任着“点化凡人”叙事功能的“世外高人”。因此，“我”与老人的相遇，更像是作家为了将数个不相关的民间故事，整合到一个长篇幅中的一种结构设计。但作家将这次相遇，放置在真实发生过的采风过程中，又用了“同一件事，在小说家眼里是小说，在散文家眼里是散文，在诗人眼里是诗歌，到了寓言作家眼里，则变成一篇寓言”这样意有所指的开头。文学作品从来都是实中有虚，虚中有实，即便是以“真”为文体标签的散文也不例外，但“真”如何定义？“虚”与“实”的比例如何把握？凡夫用自己的创作，对大众认知中泾渭分明的文体概念，发起了挑战。

金克巴的《无滞之境》从陶渊明的无弦琴引出关于“自由之思”的思辨，思绪如倾泻的月光，上下古今，中外求索，无边无形，文本内核是发自内心的、真实的体悟，但其写法是意识流式的。忽兰的文集《人间难站》从人物塑造、语言风格、修辞手法、细节考据等各个方面，巨细靡遗地评析《红楼梦》字里行间的真意与美学，同时融入自己的人生体悟和生活哲思，其写法偏重文学批评，而用语轻快流畅，与学院派所做的《红楼梦》批评研究比起来，保持书卷气，少了学究气，多了几分风流蕴藉。

蔡家园《茶乡人物速写》的标题，已经点明作家从绘画中进行艺术借鉴的文本特色。作家遵循了绘画中人物速写的基本步骤，对三位来自五峰的“文化人”进行描摹。在绘画艺术中，人物速写首先要在观察中抓住人物突出特点，初步构图，进而填充五官服饰等细节，最后增加画面明暗对比，强化画面的动态节奏感或视觉立体感。蔡家园也是首先抓人物最突出的特质，提炼出人物最核心的关键词，“日白佬”刘德培、“拼命三娘”邓继琼、“通才”祝家家，通过关键词给人物定性，等于搭好了基本的框架，进而再通过“我”和这些人物接触的细节，充实人物形象，最后再把时间线拉长，或者把叙事场景扩大，在时间的变迁中对人物进行动态塑造，或在更大的叙事场景中，通过人与环境的对比，进一步凸显人物的独特之处。《茶乡人物速写》中，每个人物只用了千余字来刻画，却个性迥异，风格突出，令人过眼难忘。

菡萏是在写作、绘画、书法等方面皆有涉猎的通才型女作家，艺术方面的知识积淀，影响了作家文本风格的生成，也提升了作品中蕴含的审美水平的高度。如《与新华书店有关的日子》，文中对绘画艺术的品鉴看似闲笔，实则起到了极为重要的氛围渲染和情节隐喻的作用。开篇介绍的主题为“大地解冻后的一个静静春日”的俄罗斯风格的绘画，呼应了1981年的时代背景；对“老贺”所写美术字的节奏韵律的赞叹，是为了进一步说明“老贺”庄重典范、正派热情的品格；强调“老薛”对低饱和度冷色调色块的偏好，也是为了体现“老薛”优雅自持、超然物外的作风。又如《范家渊笔记》，对中、日和西方园林美学的比较，加强了作家所表达的生态修复应该师法自然的观点的说服力。以及《绿儿》《开倦了的牡丹》《范家渊的晚秋》等多篇随笔中，都能看出作家对自然界里丰富色彩的敏感性，以及将国画中所使用的传统颜色信手拈来的从容风雅。

如前所述，散文是一种由“我”出发的文本，记录“我”的观察和发现，抒发“我”的真情与实感，叙述“我”的经历与经验。正因为无数个“我”有着不同的立场、识见、视角和际遇，“我”们的视线交错，声音交汇，才得以尽可能全面地展现人类精神世界和所处物理世界的立体性、丰富性和复杂性。但是随之而来的问题是，由“我”出发的创作往往使用第一人称“我”为叙述声音，从艺术手法上看缺乏创新变化，易致读者审美疲劳。因此，不少湖北创作者尝试使用第二或第三人称进行散文的创作。如吴佳燕的《动物温柔》《无名者想象》和《严重的时刻》，采用了“你”或“她”的叙事人称，叙事者仿佛是一个旁观者，对“你”或“她”的生活进行复盘或者剖析。文笔细腻真诚，带领读者达到了“你”或“她”思想和情感的极隐蔽处，尤其是对自身因丧父所造成的情感伤痕的勇敢展示，使读者迅速打破了第二、三人称与第一人称的间隔，意识到叙事者和文中主要人物的重叠关系，进而被激发共情。林东林的《致有巢氏》亦是用“你”展开关于自我的叙事，但他的笔调是散漫而调侃的，因而他的自我剖析，就带有几分自嘲的冷峻与通达。谢伦的《陌上桑》是“我”“你”“我们”多种人称混用，在这篇以乡村一年农事为情境的长散文中，涉及作家童年独特经验时，用“我”；谈及乡村务农的普泛经验，则用“你”或“我们”。叙事人称的灵活转换，形成了一种作家和读者的对话效果。还有一些作家尝试了“无我”式的写作，如田芳妮的《一米茶历》从“芳”的视角出发，铺展凉水寺茶农春日里采茶、制茶、通过网络直播卖茶的日常画卷，讲述的是普通老百姓最平凡不过的生活。虽然没有一波三折，也没有大起大落，更没有悬念反转，作家却靠着一颗在生活中发现无穷意趣的慧心和一枝生花妙笔，写得妙趣横生，充满诗意，就像春天里的一杯清茶，入口极淡，却余味悠长。段吉雄的《丰硕的麦粒》《晒秋》以一个不断变换的全能式视角，描绘农人收麦、晒秋的全景图，作家不再强调文本内容的亲身亲历，他承担的更像是进行补充说明和点评的画外音工作。张宇潇的《蛾与火与月》以“蛾”的视角讲述扑火的过程，语言优美，充满隐喻。

结语

如上种种艺术多元、情真意切的写作，展现出散文这种以“真”和“我”为标签的文体，在人工智能越来越发达的未来，所具有的一种先天优越性。写作是一种人类自发的高级需求，它关系人的自我实现，包括“被抒发”和“被看到”两个方面，其中“被抒发”所具备的精神和心理上的疗愈功能，使得自发的写作永不可能被AI写作所替代。在技术可以被超越，文风可以被批量模仿，创意可以被复制的智能时代写作背景下，散文所独有的格外强调真诚和自我的文体素质，或许是散文跟其他文类相比，在未来的写作竞技场中保持“不下桌”的潜力的独特优势。

在“被看到”方面，散文则相对弱势：它既不像诗歌，篇幅较短，便于读者利用零碎时间阅读；也不像戏剧，姿态先锋，话题度高。传统散文范式难以“出圈”，非虚构写作作为“大散文”概念下的一个与新闻通讯交叉的创作分支，却已蔚然成风，尤其是不少素人的自传式写作，在读书销售市场上取得异常漂亮的成绩，再次印证了一手经验与素材对于创作的重要性。这也是老一辈湖北作家在去年的散文创作中，反复强调的方法论，如刘益善的《我陪徐迟在葛洲坝工地行走》、於可训的《永不褪色的记忆》等篇章，都回忆了老一辈文学从业者重视亲身调研和真切体验的优秀创作传统。在过去的数年中，湖北省作协组织作家组成基层采风队伍，鼓励作家驻村，并以创作指导、经费扶持等方式，鼓励基层写作者写作“家乡书”，从近五年的湖北散文创作实绩来看，确实发挥了正确的导向作用，产生了较好的指导效果。

综观去年的湖北散文界，在时代重要命题的表达和日常生活的审美再发现方面，反应快，挖掘深，观察细，但在关注社会现实生态，尤其是揭示现代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心灵危机，承担警示和批判功能的方面，发力略显不够。散文家们如若放弃自身的锐气和锋芒，可能也就出让了使自己的创作在精神层面进一步纵深的机会。未来，我们期待在湖北散文中，读到有质感的生活气、有温度的烟火气，也乐见更多有情怀的侠气，毕竟敢于亮剑，也是荆楚文化优秀传统的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