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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11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发布了首批博士生指导教师（即“博导”）名单，列名者皆为一时之选，代表了当时我国学术界的最高水准。南京大学程千帆先生、南京师范学院（今南京师范大学）唐圭璋先生、扬州师范学院（今扬州大学）任中敏先生、江苏师范学院（今苏州大学）钱仲联先生一起成为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的博导。这次评选既重公平，也重平均，一般来说，每个专业在某个省内只会选出一位博导。就全国而言，中国古代文学专业仅选出十一位博导，而像江苏省这样，在该专业一下子评出“四大导师”，是极罕见的。四十余年来，四位先生不负国家重托，各自为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研究领域拓展、学术与文化传承等鞠躬尽瘁，做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其遗泽也一直沾溉学界、炳耀后昆。

四位先生中，程、唐、任三位早年先后在南京求学，多直接或间接受教于著名学者吴梅门下，定交极早，其友谊自少及老而无间。钱先生则与三位先生定交稍迟，尤与程先生定交最晚。但尽管“晚交”，却堪称“殊密”，其“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朱熹《鹅湖寺和陆子寿》）的佳话也一直流播学林，脍炙人口。

一

其实，并列“四大导师”，不是程、钱交谊的开始，他们定交要略早些。

改革开放伊始，万象更新的春风也吹进了学术界。1979年3月，古代文艺理论学术研讨会及教材编纂会议在云南昆明召开，这次会议达成了诸多目标，会后专门成立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可谓开启了古代文学研究的新时代。程千帆、钱仲联等先生皆应邀赴会，正是在这次会议上，他们才相识，并与参会学者们一起同游石林，赋诗唱酬，商榷学术，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钱先生回忆道：“晚游昆明，识程先生千帆，宁乡楚望阁主之族后人也。”不仅说明了二人定交的准确时间，也连带透露了二人家学、诗学的渊源。

钱先生提到的“楚望阁主”，即程颂万（1865-1932），字子大，一字鹿川，号十发居士，著有《楚望阁诗集》《石巢诗集》等，是程千帆先生的叔祖父。程颂万是近代著名诗人，是“湖湘派”重要成员，钱先生早年即已关注。1926年，钱先生在《学衡》上发表《近代诗评》，历数自清代咸丰、同治年间以来的诗坛名宿一百家，各以九字比喻句论述其成就、特色，其中论程颂万“如波斯之贾，莫数奇珍”，意思是说程颂万善用典故、辞藻，就像波斯胡商，珍宝层出不穷，令人应接不暇。

同样在1926年，钱先生与在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早两届的师兄王蘧常合刊诗稿，因王蘧常字瑗仲，钱先生原名萼孙，字仲联，遂命名诗集为《江南二仲诗》。该集刊行后，流传较广，“江南二仲”的名头不胫而走，成为新典故。程先生或许在当时或稍后些就已知道这个新典故，很多年后，程先生在回答一位后学的信件中，曾特别点明：“江南二仲系指王蘧常瑗仲及钱萼孙仲联，二人并工诗文，有声于时，王并兼工章草。此今典，非故实也。”

所以，程、钱两位先生皆是世家子弟，皆在1920年代中期崭露头角。若说他们在定交之前已经相互知闻，应是能成立的。类似的线索还有一些，比如：

1952年至1955年，程先生的发妻沈祖棻先生在苏南师范学院（先后更名苏州师范学院、江苏师范学院，即今苏州大学）中文系任教；1955年9月至1956年秋，沈先生调往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工作，并于1956年秋调往武汉大学中文系。钱先生于1957年调往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主持古代文学函授工作；两年后，复调任到江苏师范学院中文系。虽然时间上并不重合，但无论是在江苏师范学院，还是在南京师范学院，沈先生与钱先生都可以算是前后同事。

此外，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的一批老先生，比如孙望先生，是程先生、沈先生、钱先生共同的知交，彼此间常有往来通信。有了这些间接关系，程、钱二先生虽各处一方，久未谋面，但“神交”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可以说，这双向奔赴的“久仰”无疑为两位先生后来的交谊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

二

钱、程二位先生的友谊，较早表现在为对方及其亲属诗词所作的评价上，尤其以钱先生表现得更为明显，所涉及的程先生亲属，除了前面提及的程颂万，还有沈祖棻先生。

1977年6月27日，沈先生遭遇车祸，猝然离世。7月，程先生奉命从武汉大学中文系“自愿退休”。虽然迭遭打击，程先生并没有垮掉，程先生后来总结：“我之所以没有完全垮掉，至少还是希望把损失的时间赶回来，主要有大一点的理由和小一点的理由，那就是对传统的珍惜，很强烈的感情；再就是我的个性，说到底我就是不服。……我觉得也要使后人知道，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不是那么容易被摧毁的。哪怕很软弱，但是又很坚强。”而编辑出版沈先生的遗著，让其不至于湮没，也肯定是支撑程先生没有垮掉的一个重要因素。

料理完沈先生的丧事，程先生便开始悉心整理沈先生遗著，并在1978年5月在南京自费油印出版了沈先生的《涉江诗》四卷、《涉江词》五卷，并将之分寄国内外好友及公藏机构。沈先生的诗词创作成就因此迅速地广为学界所知，比如朱光潜先生即因而慨叹“易安而后见斯人”，将沈先生推举到与宋代女词人李清照媲美的地步。

但钱先生对沈先生的关注和评价，则似乎早在油印本《涉江诗》《涉江词》面世之前。1977年冬，钱先生写就《近百年词坛点将录》时，就以“地慧星一丈青扈三娘”拟沈先生，并说：

子苾女词人，出汪旭初门，能传旭初词学。著《宋词赏析》，剖析精微。姚鹓雏谓其词“短章神韵，直欲胜蓝”。旭初序其《涉江词稿》，谓其所作，十余年来有三变，“方其肄业上庠，覃思多暇，摹绘景物，才情妍妙，故其辞窈然以舒；迨遭世板荡，奔窜殊域，国忧家恤，萃此一身，故其词沉咽而多风；寇难既夷，政治日坏，灵襟绮思，都成灰槁，故其词淡而弥哀。”姚、汪月旦，良非轻许。三百年来林下作，秋波临去尚消魂。

子苾是沈先生的字；汪旭初即汪东先生，是沈先生的受业恩师；“林下”语源自“林下风气”（《世说新语·贤媛》），专指女子风度。“三百年来林下作，秋波临去尚消魂”一句，既将沈先生的词作推举到三百年间女性词人第一的高度，也对她猝然离世寄予了无限的遗憾和同情。

沈先生的著作，生前仅有《微波辞》一种于1940年在重庆独立出版社出版。钱先生“点将”时，载录汪东序的《涉江词》要在一年后才出版。钱先生如何得知《涉江词》中的信息？ 已不得而知。很有可能，这来自于友朋间的通讯。正因这样的时间差，钱先生的这则评论，很可能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除程先生外，对沈先生诗词的最早的正式评价。

后来，钱先生在《近百年诗坛点将录》中，仍以“扈三娘”拟沈先生。点将录“借说部狡狯之笔，为记室评品之文”，是一种体例非常特殊的文学批评著作。《水浒传》一百零八将中仅有三位女性，故“点将录”中录入的女作家只能有三家。《近百年词坛点将录》中，另两位女将分别是吕碧城（“地阴星母大虫顾大嫂”）、左又宜（“地壮星母夜叉孙二娘”）；《近百年诗坛点将录》中，另两位女将分别是王真（“顾大嫂”）、秋瑾（“孙二娘”）。这也表明钱先生对沈先生的诗词，一样地推崇和赞赏。

1979年在昆明定交后，程、钱两位先生互出诗集求正。古代文艺理论学术研讨会及教材编纂会议期间的3月25日，程先生在日记中记“仲联惠诗集”。1981年冬，程先生更以《闲堂诗存》求序于钱先生，其时钱先生正卧病在床，但仍坚持口授，并令弟子记录整理成《闲堂诗存序》。

在序中，钱先生叙述了他与程先生的诗学渊源及定交经过，又简述了程先生诗集在十年浩劫中损毁及历劫重辑，“益以劫后新制”的情况，随后论述了对程先生诗的评价：

其神思之窎远，藻采之芊绵，不懈而及于古。空堂独坐，嗣宗抚琴之怀也；天地扁舟，玉溪远游之心也。时复阑入宋人，运宛陵、半山、涪皤于一手。其乡先辈王、邓诸家所不能为者，而先生能之。于并世作者，风规于蒹葭楼主人为近，而初不以审曲面势伏人，斯又难矣。……秋菊春兰，无绝终古。此集也，谓为并世一家之《离骚》可也。

此处钱先生至少表达了四层意思：一，程先生的诗具有思远辞富的特征，并兼具阮籍（字嗣宗）《咏怀》、李商隐（号玉溪生）《安定城楼》之类诗的寄托与怀抱；二，程先生诗兼师宋诗，特别是融汇运用北宋梅尧臣（号宛陵）、陈师道（号半山）、黄庭坚（号涪皤）等人的技法，超越了湖南乡贤王闿运、邓显鹤等；三，就当代作者而言，程先生诗与黄节（号蒹葭楼主人）的最为接近，没有那种类似于木匠验看曲直、择料做工的匠气。四，程先生诗远绍屈原《离骚》，别具怀抱。

钱先生的论断和评价很中肯、细致而且深刻。程先生收到此序后，迅速回信表示感谢。除此序，程先生诗集并无别的序，亦可见程先生对钱先生论断的珍视与肯定。

三

程、钱两位先生的友谊，也表现在古籍整理工作的互相支持，以及新学术领域的协力开拓方面。

改革开放初期，百废待举，古籍整理工作迎来了新契机。程、钱两先生先后被评为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分别负责重大工程《全清词》《清诗纪事》的编纂。而且，他们不仅仅为了编书，还藉以“培养一批人才，出版一批新的研究成果，开拓一个新的学术领域”。

《全清词》编纂自1983年启动，到1988年前后已然有所成就。程先生邀请钱先生及饶宗颐先生为《全清词》写序。据莫砺锋老师回忆，“当时，有一位领导提出：‘《全清词》不要请人写序。’程先生却坚持从学术的角度着手，请了饶宗颐、钱仲联两位学者为《全清词》写序言，发表在《南京大学学报》上。”

在序中，钱先生首先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夫一代之文学，后世果不能继之乎？”对王国维著名的观点“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提出了针锋相对的意见。接着，钱先生从五个方面论证了清词的独特价值：一，清词作者高扬的爱国精神、清词境界的拓宽、清词内涵的真善美，都较宋词远胜，因此，“清词之缵宋之绪而后来居上”；二，清词的最重要作者往往兼具学者身份，宋词中则仅有朱熹、叶适数家，作品亦仅数十首，因此，“清词根茂实遂、膏沃光晔高出于宋”；三，宋词仅分风格，不分流派，清词则“各派词流之众多”；四，清人词论卓绝，使得“词体益尊，词坛益崇”，“不复蒙小道之讥”；五，清代“词人之数，宋亦非清敌”。基于此，钱先生认为，清词较之宋词，“何止中兴，且又胜之”。从根本上破除了清词不如宋词的成见，不仅启迪来学，也预示着一个新的学术研究领域——清词研究，必将被开拓出来。

实际上，破除“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理念迷思，一直是程、钱二先生的共同期待。在清词研究如此，在清诗研究更是如此。

1983年12月，钱先生主持的苏州大学明清诗文研究所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遗产》编辑部联合举办了全国首次清代文学研讨会。这次研讨会规模空前，程先生、季镇淮、蔡仲翔等六十余位学者都应邀与会，“最集中的话题就是清诗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一种意见认为清代不是诗的时代，它不可能与唐宋抗衡，也不可能与同时代的小说、戏曲相提并论。而多数代表的意见则认为，就数量而言，清诗作家的众多和作品的丰富远远超过唐宋，也有不少超过前代的新成就。清代特定的历史环境，为清诗注入前所未有的思想内容。在艺术形式上，清代诗歌流派之多，诗学研究之深，都非前代可以比拟。许多名家、大家的优秀作品，较之前人不仅毫无愧色，而且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和超越。结论是应当还清诗以中国古典诗歌终结阶段的较高历史地位”。（详参吴承学、蒋寅、曹虹《一个期待关注的学术领域——明清诗文研究三人谈》，《文学遗产》1999年4期）

与钱先生呼应，程先生翌年在《光明日报》刊发了《清诗管见》一文，认为当时学界对清诗研究投入严重不足的原因之一，即是“由于‘一代有一代之所胜’这种论点的影响，文学发展史被简单地理解为文体变迁史”。程先生认为，“评价一代的文学，主要是看它比起前代来是否提供了新的东西，无论在思想内容方面或艺术形式方面”，清诗至少在推陈出新、熔铸新风格、非汉族诗人作品众多等三方面，值得研究者特别关注。而且，研究时不仅要注意“清代诗人所面临的时代比以往的任何时代更为复杂”，也要注意“具体分析某些诗人的政治立场，从而对他们作出正确的评价”。在文章的结尾，程先生还呼吁“清诗研究大有可为，所需要的是有志之士付出艰苦的努力”。（详参《光明日报·文学遗产》，1984年2月21日）

正是怀着对开拓新学术领域的期待，程先生非常积极地参与了对钱先生主持的《清诗纪事》的讨论和评价：1985年5月，程先生应邀赴苏州，参与《清诗纪事》定稿会；1993年4月，程先生应江苏古籍出版社冯保善要求，为《清诗纪事》出具鉴定推荐书。《清诗纪事》出版后，程先生也作出了高度评价。

不过，程先生也不为友者讳，对钱先生清诗研究的不足，以及学界可以继续推进的方面有非常清醒的认知。1995年8月19日，程先生在致弟子蒋寅的信中说：“清诗乃至整个清代文学可致力者极多。梦苕先生博览，遂以此名家。然仍囿于字句笺释、文献纂辑。以现代史学、美学深入钻研，明其源流正变，则殆非所能任，此时代限之，非先生之咎也。弟能以数十年之力，锲而不舍，必能大放光明。然研清不能目光止于清，就清论清，恐亦不能通观历代，否则很难说明为什么是清而且只能是清也。”“梦苕先生”正指钱先生。程先生面向未来，向弟子提出了更进一步的要求，具有很敏锐的学术眼光。因而此信虽是师生间的“私语”，但至今读来，仍觉精湛。

如今无论是清词研究，还是清诗研究，都已成为方兴未艾的学术领域，程、钱两先生的门生们早已成长为相关领域的重量级学者，清诗、清词的价值和地位也被众多的专著和论文不断证明、提升。回首过往，两位先生的开拓之功，是必须要被我们深刻铭记的。

四

程、钱两位先生的友谊，还表现在培养人才和启迪来贤的通力协作上。

1984年10月22日，在南京大学鼓楼校区老图书馆的报告厅，举办了一场非常隆重的博士论文答辩会，江苏省电视台、南京市电视台特地派来了采访记者，南京大学中文系还组织了三百多人到现场旁听。报告厅中济济一堂，座无虚席，现场盛况当晚在江苏电视台播报，第二天被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转播。（参见许金晶、孙海彦《开山大师兄：新中国第一批文科博士访谈录》，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

为什么这次答辩会如此隆重？ 因为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第一位博士的答辩会。被答辩者是后来蜚声学界的莫砺锋教授，而答辩委员会则由钱先生、唐圭璋、徐中玉、舒芜、霍松林、傅璇琮、管雄、周勋初、程千帆等九位先生组成。其中，钱先生为答辩委员会主席。

据当时参与答辩会，并担任答辩秘书的张宏生教授回忆，整个答辩过程既紧张，又融洽，莫老师的论文获得了诸位先生的一致好评。作为答辩主席，钱先生还专门问了一个问题：“对于朱弁《风月堂诗话》所说，黄庭坚‘独用昆体工夫，而造老杜浑成之地’，怎样理解？”莫老师的论文最终被答辩委员会全票通过，程先生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上午请假回校参加答辩会，甚快。”他此一时期常住医院养病，至是方心胸豁然，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答辩委员会主席和成员，都是被答辩者的“座师”。因为这层机缘，莫老师和钱先生保持了很好的师生关系，后来，他的博士论文《江西诗派研究》出版，还曾寄送一册给钱先生，书内扉页题着“仲联先生诲正。学生莫砺锋敬呈。一九八七年七月”。（此书今藏于苏州城市学院图书馆专辟的钱仲联先生藏书室。）2002年10月，钱先生九十五岁生辰庆典，莫老师也作为南京大学的代表前来祝贺，并献诗祝寿。

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南京大学与苏州大学中文系的硕士、博士论文答辩中，程先生、钱先生通力协作，为一批又一批的人才培养做把关工作。从程先生的日记可见他常常参与苏州大学的硕士或博士论文审核或答辩。例如，1985年10月28日，“得苏大（请任博士生答辩人、主持人）”信；1987年10月10日，“得苏州大学邀任博士答辩评委书”，马亚中教授正是当年毕业的两位博士之一，据他回忆，程先生看到他论文中论及桐城诗派的部分，特别批注：“老眼为之一明。”奖饰有加。有趣的是，1999年5月，莫老师也曾被钱先生邀请，担任其及门弟子赵杏根老师的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成员。当年的座下弟子，已成为新的座师，学术的年轮周回轮展，不变的是友谊之树常青。

因此，程、钱两位先生及座下弟子、再传弟子们结成了非常好的友谊。程先生的日记中，有不少钱门弟子前来问学及馈赠著作、礼物的记载。钱先生九十寿辰时，周勋初先生作为南京大学的代表亲赴苏州贺寿，程先生特地托他捎去寿礼人参两支。同时，程先生也常托付钱先生关照门下弟子，试举一例，曹虹老师的博士论文《阳湖文派研究》需要出版资助，程先生即曾两次致函钱先生，请他写作推荐书。后来，《阳湖文派研究》被列入中华书局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丛书”，于1996年顺利出版，曹老师在骈文研究方面的独特贡献因此很快地被学界所知，并进一步引发了国内外学界对清代骈文研究的重视。

1994年9月8日，程先生有五律诗一首赠送同系的许永璋教授，起句谓：“晚交殊未密，共喜少陵偕。”意思是两人晚年交往并不多，但因都喜好杜甫诗，所以很投缘。就程先生与钱先生而言，却正当得上“晚交殊密”的评价。如前所叙，这种交谊，不仅体现在他们的私人友谊上，也体现在他们对对方崇高的学术品德、深厚的学术业绩和素养的认定上，以及他们共同的学术追求、相近的学术领域开拓、相似的教育理念等方面，并必将在学术的不断推进中，以及学者的代际承传中发挥越来越深远的影响。

（作者为苏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