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万岁——读《生活启蒙》
“启蒙”是个当之无愧的“大词”。在西方，它牵连于事关时代思想剧变的“启蒙运动”。在中国，整个二十世纪曾界定为“启蒙”与“救亡/革命”的“双重变奏”。当本应与“伟大”“历史”“绝对正义”等词汇并列的“启蒙”，转而与“生活”连接在一起的时候，已经暗示出小说可能的张力。
在既往大量的长篇小说生产中，泛滥着对历史事件和重要社会命题的迷恋，对日常生活的书写，往往只能充当其中局部。但在一个相对平稳运行的庸常社会中，与每一个普通人息息相关的，首先是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的日常经验。我们可以在互联网上对“油腻”中年男的嘲讽中找到类似诉求：他们关心美国大选，关心日本核污水，关心俄乌战争，就是不关心自己下顿能吃上什么饭。
刘汀对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怀有执迷关注，可见于散文集《浮生》，小说集《人生最焦虑的就是吃些什么》，或者就是几个月前刚刚发表的组诗《普通生活》。在《生活启蒙》开头部分，他借由主人公制作纪录片的切入点，宣示了自己的写作取向，“日常，还是日常，关注点永远是最具代表性的生活细节，越普通越好，越微观越好”。
一、重审“寻父”和“启蒙
《生活启蒙》的故事，包含婚姻问题，亲子关系，工作起伏，寻父之旅几方面。寻父是其中的主干，整部小说完全可以被概括为，主人公在工作受挫后，借由一本日记写作小说，在现实与虚构之间寻找亡父的故事。一般来说，寻父题材具有极强的寓言意味，特别是极易关联于对宏大历史、共同体的回归和想象。但在我们的主人公这里，寻父更多是作为生活的一部分出现。尽管她在过程中产生了这样的野心——
“那就是不只是去了解和重塑那个消失的父亲，还有他周围的人们，母亲，姑姑，李永龙，齐齐格，以及他们所生活的时代，她没有经历过但是影响着她的时代”
甚至产生了“一切都活了，或者，一切重新开始了”的强烈激情，但实际进行的寻父并没有和时代、历史产生过多关联，也不具备多少象征意味，更不包含什么使她脱胎换骨的事件。
与转折性事件恰恰相反，主人公丛牧之在寻父之旅中获得的认识，与他在婚姻、亲子、工作、友人等生活平常一面获得的认识，有所交叉，且同为一种渐进性认识。一方面，主人公由前面的“野心”，逐渐意识到自己对父辈历史的接近始终有限。她明白自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完全抵达，只能在承认有限性的基础上，进行最大尝试，尝试的结果也只能指向自我——“她并非只是单纯地去了解和理解丛长海和他们那代人，很大程度上，她也在创造他们，也在重塑自己。”另一方面，主人公在寻父中逐渐对丈夫、儿子、朋友、工作产生新的认知。但这种种认知，并非完全依赖于寻父之旅，更多是主人公持续思考行为的自然结果，寻父仅是提供了一个场景或触发点。同时，这些认知并不新异，当主人公意识到前夫和儿子在自己的生活中部分扮演着父亲角色时，读者早已先于她，在小说叙事中认识到了这一点，而主人公获得的最终认知或者说最重要的认知，也不过是最常见的亲情主题。由以上可见，寻父之旅对主人公的认知启蒙，并未超出日常生活的逻辑之外，在这个意义上，《生活启蒙》对“寻父”母题的使用，可被视为刘汀对惯常书写模式的一次反动。
对“寻父”母题的使用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对“启蒙”的使用。小说中，并不只有习惯“思虑”的主人公，在寻父中完成了生活的渐进“启蒙”。同事雅男在离职后认清自我，勇敢地由手术变性为男性，但又逐渐认清了自己过分理想化的男性想象，认识到自己作为曾经的女性在男性群体中的尴尬位置。前夫余作真在手术事故之后辞职，意识到自己高度理性化思维背后的冷漠局限，通过非洲医疗队之旅，获得了温情和“成熟”。甚至主人公十二岁的儿子熊仔，也在和母亲相处的过程中，由对自我世界的异样沉浸转变为开朗热情，“他重新认识，也重新理解了自己的母亲，进而重新理解了自己。”所谓“生活启蒙”，几乎可以指向小说中的每一个人。于是，“生活启蒙”由小说内辐射向小说外，询唤敏锐的读者重新认识和理解生活，在思考认知中获得启蒙和成长。
有必要在此回顾启蒙的前史。康德对“启蒙”的定义是，“启蒙就是人类从自我造成的不成熟状态中解脱出来。不成熟是指缺少他人的教导就没有能力运用自己的理智”。五四知识分子曾怀着拳拳之心，试图教导民众，在封建观念残余下运用自己的理智，走向民主与科学；尔后随革命演进，知识分子与民众的地位翻转，反过来要求知识分子以民众为师，启蒙自我。时至今日，再也没有救亡图存，战争烽火的外部压力，但康德所说的以书本代替知性，以牧师代替良心，以医生规定膳食的不成熟状态，依旧处处存在。在这一“启蒙”前史下，刘汀将生活与启蒙关联到一起，弱化了自我与他者的界限，淡化甚至消解了启蒙者与被启蒙者间的权力关系及其对抗性。《生活启蒙》的“启蒙”，改变了“不成熟状态”，但一方面，它并不包含太多强制性，其渐进性的发展变化，更像是“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这样个体的自然成长；另一方面，它不号召主体启蒙他者，也不过分强调学习他者的重要性。它依然将“启蒙”的发生设置于个体与个体之间，但扭结个体关系的，并非权力关系，而是亲情、友情、爱情这类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美好情感。在这种种意义上，刘汀对“启蒙”的使用和对“寻父”的使用一样，具有足够的独特性和新鲜感。
除此之外，小说中另有两处写法值得关注。一是知识的引入方式。小说中出现了符号学，王阳明心学，二律背反等等较硬的知识，在引入这些知识时，刘汀采取的方式是“她觉得用她某次采访一个文艺学教授的话来说更准确”“这是他从百度百科上查到的定义”，甚至就是“忘了在什么地方看到的”。这种将知识融入到主人公生活认知之中的写作方式，避免了叙事者生硬介入阐发乏味议论，既显得自然，又在阐明知识从属于生活的同时，暗示知识介入产生的启蒙，从属于生活启蒙。二是对社会现实特别是网络现实的捕捉，带来了强烈的现实感。如果说对短视频时代网红乱象、网友癫狂讨伐欲望的描写尚属寻常，那对伦理与爱观念的时代性变动的描写，已经足够敏锐。这种种社会现实和知识，共同构成“生活”的一部分，带给人物启迪和省思，极大丰富了“生活启蒙”的内涵。
二、眩晕与平静
从小说开头到结尾，主人公丛牧之的精神状态发生了明显变化。在第一章第一节，刘汀使用大篇幅描写了主人公在疲惫工作中产生的眩晕幻觉。类似的眩晕状态，在小说中前半部分，至少出现了三次。与这种眩晕状态密切相关的，是主人公高度紧张的精神状态，譬如小说写人物在“迷蒙的回忆和此刻的幸福感之中即将睡着之时”突然清醒，凌晨三点“想到了云州项目的解决方案”，写她一夜不眠后“尽管头晕沉沉，身体也是熬夜的疲劳感，但脑子却是清醒无比”，回家后并不休息，而是逐条修改工作思路。主人公之外，儿子熊仔同样有些不寻常的表现，小说第一章第二节写他在和女孩争执的过程中，“毫无征兆地爆发出刺耳的尖叫”。我们可以把这种眩晕、紧张和尖叫，笼统概括为一种“非平静”的精神状态。
十几万字的叙事之后，主人公终于在小说结尾处获得了平静——
“她灵魂里那一丝从未停止过的颤抖消失了，像是从高高的天空降落之后，终于踏实地踩在了大地上，整个人都松弛下来”。
从眩晕状态到平静状态的过程，是主人公接受“生活启蒙”的过程。这一过程以“寻父”之旅为主体，包含主人公与父亲、与丈夫、与儿子的关系变化。正如平静一句的前一句是“丛牧之伸出手，握住了熊仔的手，熊仔轻轻捏了她一下”，“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美好情感”特别是亲情，溶解了种种眩晕、紧张，主人公获得了平静，熊仔也获得了成长和开朗。
有趣的是，小说写法上，存在类似从“眩晕”到“平静”的结构。一方面，小说在前半部分反复设置悬疑，譬如开篇第一句的“死了三十多年的人还能再死一次，而活着的人，也可以因此重活一次”，不断接到又多次没能接通的电话，寻父和回忆往事前的暗示，瓷器纪录片拍摄完成后的不安，猫头鹰吊坠的材质等等，都在设置一个个悬念，吸引读者阅读。另一方面，刘汀书写了一部分奇观般的场景。这主要指余作真深夜带丛牧之到停尸房观看美丽女尸，以及为其直播手术场景的描写，实在诡异，具备足够的震撼力。及至小说后半部分，悬念和奇观一类引人惊颤的设置逐渐消失，情节设置归于平缓。小说最后一节揭示的悬疑，即猫头鹰吊坠的材质是余作真的尾椎骨所制，也并不引人惊异，而是又一次强化了温情与陪伴在小说中的意义。
张清华在讨论刘汀关注日常生活的前作《人生最焦虑的就是吃些什么》时，指出当中的些许不足：
“比如小说中的戏剧性张力略有欠缺。他认为，小说虽然来源于日常生活，但有别于日常生活，它是高度戏剧性的，作者必须从日常生活的表象当中走出来，进入戏剧逻辑。”
我在阅读《生活启蒙》时，感到的不满足与此近似。一方面是，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之难，构成小说写作的永恒主题，但在《生活启蒙》中，主人公过于轻易地实现了对他者的理解，也过于轻易地获得了平静和满足。另一方面，小说后半部分情节设置过于平缓，且多有主人公的议论和思考，阅读的趣味有所下降。情节与写法上的“平静”问题，可谓一体两面，确有张清华所说戏剧性张力不足的问题。但跳出来想，日常生活与戏剧性是否一定截然对立？我们明明在生活中体味到了无数戏剧性，而这种戏剧性又是最没有逻辑，最无情冷酷的，这同样构成普通生活的一面。在以日常生活为主题的写作中，如何兼顾日常性与戏剧性，如何在强调日常一面的同时不致使情节过于平缓，或许是值得小说写作者探索的问题。
“这才知道我的全部努力/不过完成了普通的生活”——我们不可避免地纠葛于历史和时代，但最终完成的，也不过是普通的生活。普通生活，是我们成长成熟的基本领域，带给我们启蒙，也蕴含着我们最朴素最纯真的情感，既暗藏诸多习焉不察的日常经验，也不乏难以揣度的戏剧性一面。在种种意义上，作为《生活启蒙》的读者之一，我愿意高呼“生活万岁”，也愿意将自己的目光更多聚焦于生活之上，寻找其中微妙而新鲜的经验，也寻找自我的成长和启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