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怡：走在乡间的小路上
初为人师是我大学毕业，在四川渠县三汇中学支教之时。受西南师范大学的指派，我作为青年教师支教队的一员，在那里做了一年的乡村教师，教高中一年级两个班的语文。
1980年代末的青年教师支教活动，在全国范围内蓬勃推进，刚刚毕业参加工作的高校青年教师一律都需到偏远山区或农村支援基层教育，应届考取研究生的也得首先到乡村学校任教一年，升入大学一年级的部分新生则开始了为期一年的军训。就像当代教育史上曾经有过的教育革命一样，这可能也是新中国教育发展中重要的转折，对学生，对老师乃至社会都发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在我个人，也是如此。
一
渠县三汇中学是达州市的重点中学。渠县是拥有近百万人口的川东大县，历史文化悠久，有“人故里、国古都”的美誉。不过，在80年代末的我看来，却远在天边。从重庆出发，先搭乘襄渝线列车，大约整整5小时到达渠县下车，再转乘县级公交车前往三汇镇，这一路都是农村公路，破破烂烂，两小时颠簸，稍不注意就是翻江倒海般的难受。到了三汇还需下至渠江边的水码头，等待轮渡过河，河倒是不宽，十来分钟即可至对岸，但上得岸来还要步行半小时方可望见一座简朴的校门，简易的砖砌门柱，刷上白色的石灰，颜色已经斑驳陆离。
出发之前，学校召集准备会，交代行装和纪律，特别提醒我们最好每人随身备好一双长筒靴。我十分不解，这是童年时代见过的行路装备，笨重碍事，在到处都是柏油马路的今天，还拿它何用？就在我拖着沉重的行李，吃力地爬上河岸，向远远的“汇中”艰难前行的时候，突然就懂得了这番交代的良苦用心。在艳阳高照的时节，这半小时的乡村机耕道虽然尘土飞扬，倒也行动无碍，然而一旦阵雨来袭，则很快就变成了泥泞不堪的畏途，没有高至膝盖的长筒靴，根本就是寸步难行。这一年中，我多次在雨中来回于学校与渠江码头之间，即便有长筒靴护航，也时常跌跌撞撞，浑身泥浆。
三汇中学的校舍包括一幢年久失修的礼堂，十来间川东农村的竹编夹泥墙房舍，既当办公室、教室，也作年轻教师的宿舍。跨进门槛，只见黑乎乎的地面上，到处都布满了煤球一样的“千脚泥”，简陋的桌椅板凳就摆放在这凹凸不平的地面上。房舍返潮严重，飞蚊众多，稍微多待一会儿就会被咬得浑身是包，让人心烦意乱。礼堂被用作部分住读学生的寝室，地面抹过三合土，但依然渗着水渍，沿着墙壁一字排开学生的床铺，所谓的床铺，其实不过就是直接平放在地面的木板，垫上一些稻草，稻草上就是学生从各自家中带来的被褥了。
学校只有一幢砖混结构的楼房，刚刚落成不久，用作老教师的宿舍，在一片简陋的平房中，显得巍峨挺拔。我们七人组成的支教团队，得到了特别照顾，被安排进这幢楼的一层。楼房一梯三户，左右两边是套房，中间是小单间。我们男生3人一间，住左边的套房里，女生4人就挤在中间的小单间中。套房是原来的教务主任分得的房子，他在对岸镇上另有居所，这房子的一间便由他还在上学的侄儿暂住，另外一间空着，就借给学校用作我们支教队男生的寝室了。对于刚刚走出大学校门的我来说，在一套有厨房、有卫生间的砖混居所中生活，还是第一次。稍微安顿下来之后，环顾四壁，有书桌有书架有台灯，虽然还是学生宿舍的上下铺铁架床，但也基本具备了一个“家”的雏形，心中也就生出了几分惬意和满足，有时候甚至闪过这样的念头：如果就在这里生活下去，也不是不能接受啊！
三汇中学对支教团队的优待反映出他们对师资的强烈渴望。这所在当地赫赫有名的重点中学，其实很少有学历达标的教师，除了几位年级组长、教研组长是本科毕业外，相当多的青年骨干都还是专科生，教书育人之余，还忙碌在各自的自学考试中，即便如此，也存在严重的师资缺口，如果没有我们支教团队的到来，可能许多课都难以顺利安排。学校为我们的到来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仪式上，我们每一位老师都被用不无夸张的语气郑重介绍，每一位老师的登场也都会赢得台下学生雷鸣般的掌声。
初为人师的我，就在这热烈的欢呼声中走进了高中一年级的教室。
二
学校食堂是一大间平房，主体部分就是厨房，学生排着队在窗口外打饭，没有餐厅餐桌，学生打了饭菜，就在操场或别的什么地方站着蹲着吃。菜的品种并不多，一律都混合了红彤彤的豆瓣酱，不过许多同学都很少打菜，就是一碗白米饭加一勺自家带来的辣椒酱。周末返校的时候，也有学生到食堂上交背来的大米，以此换取饭票，打饭就餐。
和这些农村孩子相比，我们毕竟已经有了工资，能够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几天以后，大家都表示食堂的饭菜不适合我们的胃口，于是共同商议集体开伙，轮流排班下厨，两人一班，交替进行，每月消费按照人头平摊。这样坚持不懈，竟然撑过了一年。除了备课上课，大家也多了些操心的事项，每顿吃什么，米面肉菜，油盐酱醋，都得安排和计算。
大家都是从城市来到乡村生活，一系列新的生活问题陆陆续续出现了，好在都逐步获得了对付的办法。
首先是饮水问题。学校有自来水，但是我们很快发现，这水时清时浊，尤其雨后洪水流过州河，接入碗中的水竟有小半碗黄沙。几经打探，从老教师口中获知，这是因为水虽然“自来”，却只有一个简易的抽水设施，从州河抽上来的水，并未经过水厂的过滤和处理，直接就输送给了周边的居民用户。热心的老教师指点我们多买些明矾备着，水浑了就先用明矾沉淀，之后再烧开饮用。不过，水中看不见的泥沙还是不容易过滤掉，长期饮用会增加各种结石的风险，据说三汇当地人患胆囊结石比较普遍，不知道是不是和这个有关。所幸我们支教的这一年，三汇发洪水的时间还不多，所以需要沉淀净水的时候也不太多。
剩下的问题在于，明矾浸过的水，喝下之后容易泛“潮”，也就是馋肉，即便没有频繁沉淀，也已经出现了这样的生理反应。于是每日设法买肉买菜，置办特色餐食就成了轮值当班者的任务。经过侦察，我们很快在离学校不远处发现了一条不长的街道，当地人称作“渡江街”。街道不足百米，稀稀拉拉立着几家灰暗的店铺，理发店、药店、杂货铺、小面馆，等等，在坑坑洼洼的街道边间或也摆着几副菜挑子，放着一张肉案板，菜和肉都是附近的农民临时拿来卖的，很是新鲜。于是，大家牢牢抓住这一货源，发挥各自的想象力，煎炒烹炸，花式上阵，算是解决了最基本的生存问题。到了周末，如果当班的厨师心情大好，还可以舍近求远，渡河到三汇镇上采办一些更有特色的食材，如猪蹄髈、白芸豆、黑木耳，等等，为大家炖上一锅蹄花汤，炒上一盘木耳肉片，那就会赢得一众男女的赞美和恭维了！
可惜的是渡江街上的食材还是有限，包括蔬菜的品种也不够丰富，每每让当班的厨师捉襟见肘，颇多踌躇。有一天晚饭之后，天色尚早，大家结伴走出校园，在田间小路上散步。但见远远近近，各种农作物郁郁葱葱，令人爽心悦目，久居城市的我们都有点喜不自禁，仿佛回到了童年，奔走跳跃间不断辨识草木之名，正在亢奋之中，不知谁说了一句：这不到处都是瓜果蔬菜，品种多多吗？我们何不趁着夜色拔几棵回去呢！此言一出，大家又惊又喜，惊的是这种行径无异于盗窃，如果被人发现，岂不是颜面丧尽，喜的是困扰多日的食材问题轻松解决，这里遍地瓜果蔬菜，取之不尽！迟疑许久，大家还是抵挡不住诱惑，纷纷动手，或摘或拔，收获满满。当大家欢声笑语返回学校踏进校门的那一刻，却突然紧张起来，就这么拎着抱着各种战果走在学校，会不会引起其他老师的怀疑？尤其最后进入我们所在的老师宿舍楼，套间里还有借宿的中学生，一旦发现这些老师竟然也有如此缺乏文明教养的时候，岂不贻笑大方？于是，刚才的热烈欢快立马烟消云散，每个人都心怀鬼胎，做贼心虚起来。经过一番商量，大家决定分散前进，三三两两，分路入校，蔬菜瓜果都尽量隐藏起来，或揣进裤兜，或收入衣襟，或设法另寻口袋，但这些措施其实不过是掩耳盗铃，一个个鼓鼓囊囊又蹑手蹑脚地穿过校园，实在是欲盖弥彰。是夜，两个学生居住的小间虽然房门紧闭，却不时传出奇怪的笑声，大家面面相觑：莫非他们已经发现了我们“偷菜”，正在一起嘁嘁喳喳，大肆嘲笑？这么一想，便更加紧张，也后悔起来。
一连好几天，我们在套间里进出，都匆匆忙忙，心虚得不敢抬头视人，饭后的田间散步也一度中止，总觉得有人在指指点点，或者暗中潜伏，伺机抓我们的“现行”。
当然，时间长了，散步终归还得有，因为除此之外，我们的确已经没有任何的课外放松了。又是一天，我们一行沿着松软的田埂走到了更远的庄稼地，一大片冬瓜横躺在那儿，胖乎乎的甚是可爱，但再也没有谁提议下手摘取了。就在大家恋恋不舍地即将走出冬瓜地之时，突然从地里站起来一位干活的农妇，笑嘻嘻地对我们说：没有见过你们呢，刚来的新老师吧？大家恭维她的瓜长得好，农妇更高兴了，说：今年的冬瓜很好吃，你们想吃就自己摘吧！大家吓了一跳，莫非她知道有人偷菜？连忙辩白说我们就是散步，就是散步。农妇也不听我们解释，径直割下一个大大的瓜，执拗地捧给我们带回，理由是地里的东西，路过的人摘点很正常！这份慷慨让人意外，也勾起了一些难以启齿的歉疚……
那一天，大家抬着大冬瓜回学校，大摇大摆的。再以后，晚饭后到田间散步成了每日的功课，只是，不记得再有“偷菜”了。
三
支教老师，一般都没有兼班主任，所以课余时间还是比较多的，于是我搞起了科研。一天下课回寝室，同事告诉我：曾冬瓜刚刚来过，问你稿子打字的事情。这“冬瓜”可不是地里的收成，而是学校食堂里一位帮厨的工人，长得高大浑圆，被其他人戏称为“冬瓜”。他是一位热心的人，认识他是在食堂打饭时，他热情地和我打招呼，从泡菜坛里取出鲜嫩的仔姜和萝卜塞到我的饭缸里，那架势，也容不得我推辞。后来有一天，我需要些复写纸誊抄文稿，向办公室一位老师打听，曾冬瓜正好从旁边经过，他大声说：要什么复写纸，那东西沾手，弄得满手是油墨，不如用打字机打印。打字机？这里有吗？能打字吗？我完全没有想到，这所乡镇学校还有这样的设备。曾冬瓜得意地拍着自己的胸脯说：怎么没有，就是我负责打字！这实在让我大吃一惊，没有料到一位食堂的工人还兼着这样的高级事务。
曾冬瓜是个急性子，立即向我要稿，说下班后就开打，我反倒有点犹豫了，一是贸然将自己新写的手稿交给一位并不大熟的人不太放心，另外从心里也有点怀疑他的打字能力。但是经不住他的多次催要，就将一篇复写过的旧作交了过去，心中也不抱多大的期待。没想到他竟然很快就打字完成，还来找我去校正。
我找到了曾冬瓜的住所，一间最简陋不过的小平房，除了床铺，就只有两样东西引人注目，一是到处堆放着的大大小小的泡菜坛，二是一台半新不旧的打字机，还有好几盘铅制的字钉。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打字设备，好奇地询问起来，曾冬瓜耐心地对我讲解了一番，还怂恿我现学现用，用机器打出一段话来。
但是，当看到曾冬瓜为我打好的稿子时，我失望了，原稿中的许多字在字钉中都没有，满篇出现了不少的空白，而且这位老兄还自作主张，一边打字，一边根据自己的理解加以修改，从字词句到段落排版都留下了不少“修订”的痕迹。这稿子肯定是不能用的，但我又不愿拂了他的面子，辜负了他的一番好意，便嗫嚅着一边致谢，一边借故带着稿子要走。见我不打算继续和他讨论稿子的打字问题，曾冬瓜从刚才的喜悦转为明显的失落，讪讪地和我告了别。
以后，我再也没有找过曾冬瓜打字，他也再不提打字的事情，但偶尔在食堂见了，还是热情地问我要不要他泡的萝卜和仔姜。
我曾经猜测曾冬瓜这么热情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找我，或者托我为他在重庆帮什么忙，但是直到我离开三汇中学返回重庆，也没有见他来找我交代什么具体的事情。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了，我再也没有回过三汇中学，也不知他是否还住在三汇，更重要的是，我发现，自己竟然说不出他究竟叫什么名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