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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写晚明史》由《晚明大变局》《新政与盛世》《朝廷与党争》《内忧与外患》《王朝的末路》五卷本构成，全书两百余万字，图文并茂，篇帙浩繁，描绘了处于历史转型阶段的晚明社会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巨大变化，形象再现了在“晚明历史大变局的帷幕慢慢拉开”之际，明王朝在内忧外患双重压力之下走向灭亡的历史进程。全书视野开阔，文笔生动细腻，读后令人扼腕。

如何理解“晚明大变局”

第一卷《晚明大变局》是五卷本《重写晚明史》的焦点，可视为全书的导论，是理解晚明史的关键。在这一卷中，作者围绕“海禁—朝贡”体制的突破、卷入全球化贸易的浪潮、繁荣的江南经济与早期工业化及晚明思想解放的潮流、西学东渐、文人结社等篇章，阐述晚明社会的巨大变化，并认为这种剧变是前所未见的，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全书最突出的特点，是将晚明史的研究置于全球史背景中，从“全球化”的角度关注晚明社会的变化，从而理解晚明大变局。

“晚明大变局”这一提法给我们带来了更宽广的研究视野，它不再单纯地从传统中国社会内在变迁的角度看问题，而是关注到了外来的、“全球化”的影响，“晚明的大变局自然不是中国内部悄悄发生，而是有世界背景的，或者说是在世界潮流的激荡下逐渐显现的”。这是较之以往在研究视角上的极大拓展。

以全球史的视野观之，晚明所处的时段，正是新航路开辟后的全球化起步阶段。15世纪末、16世纪初的地理大发现，进一步打破了世界各地的隔绝状态，开拓了世界市场，使各个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更加具有世界性意义。故而有近代早期的全球化最早始于经济的全球化之说。“当时不仅邻近的国家要与中国保持朝贡贸易，或者以走私贸易作为补充，而且遥远的欧洲国家、美洲国家都卷入与中国的远程贸易之中，使以丝绸为主的中国商品遍及全世界，而作为支付手段的占全世界产量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白银则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这一切，都刺激了中国东南沿海商品经济的发展，并将中国市场卷入全球贸易的网络之中，江南经济成为中国最早卷入经济全球化的地区之一。明清江南市镇的兴起与江南经济的繁荣，与其生丝、丝绸、棉布、瓷器等商品的出口持续增长，不无关联。因此，当时的中国，虽然政府还是推行闭关政策，但实际上中国的经济已开始融入全球化的贸易网络之中。

同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大量白银不断外流继而带来的经济几近崩溃相比，晚明时期中国的对外贸易交流，是一种无可争议的辉煌。这一时期的中国经济充满生机，社会充满活力，也充满了发展的机遇。史景迁就曾说过，“十六世纪晚期，明朝似乎进入了辉煌的顶峰。其文化艺术成就引人注目，城市与商业的繁荣别开生面，中国的印刷技术、制瓷和丝织业发展水平更使同时期的欧洲难以望其项背”。同时，晚明社会思想解放潮流及对外来文化的包容度也是超出我们想象的，这说明中国在经济上融入世界的同时，在文化上也开始接受外来文化，逐步走向融入世界的过程。这是晚明大变局的深意所在。

关于“新政与盛世”

第二卷《新政与盛世》的重点是张居正的改革。在作者看来，万历朝堪称有明一代最为繁荣昌盛的一段时光，是中国融入世界、与全球经济发生密切关系的时代，也是中国伴随“西学东渐”而发生巨变的时代。这期间，万历初年，由张居正纵横捭阖、劳瘁心骨主持的万历新政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影响，无疑是最为值得关注的。

关于万历新政，以往给大家印象最深的是经济上的一条鞭法等措施。其实，万历新政中最震撼当时晚明政坛的是考成法。

万历新政之前，明政府面临着皇室骄恣，庶官渎职，吏治因循，边备松驰和国用不足等诸多困难，当时的官场，官员“毁誉失实”，“名与实爽”，公文政治盛行，官僚主义、文牍主义、形式主义泛滥。对此，张居正提出了“国家兴亡，重在吏治；朝廷盛衰，功在财政”的对策，围绕吏治和财政进行改革。吏治整顿的原则是“综核名实”，“精核吏治，章之以雷电”，“用人唯才”。政府对各部机构和官员采用定期考察和随事考成的综合考核，检查名实，信赏必罚。强调公诠选，专责成，行久任，严考察，大破常格地进行政治革新，力争从制度上防范玩忽职守的现象。应该说，考成法的实施还是富有成效的，当时“大小臣工鳃鳃奉职，中外淬砺，莫敢有偷心”。万历新政时期成为明代历史上继洪武朝之后，又一个官场行政效率比较高的时期。

新政在经济上不仅把一条鞭法由南方推广到了北方，而且由于开源节流双管齐下，财政赤字渐趋消失，为明政府集聚了巨额财富，解决了濒临破产的财政危机。史称太仓粟可支数年，府库积金不下四百余万。因此，万历时期成为明朝最为富庶的几十年，决不是偶然的。但是，由于雷厉风行的改革树敌过多，张居正本人又以威权震主而获罪于皇帝，随着张居正出人意料的溘然长逝，他一腔心血苦心建树的新政，也随之付诸流水。十年新政，毁于一旦。

万历新政的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制度安排的角度言之，新政只能是当时传统政治体制内的一种调整行为，而这种体制内的调整终究是有限度的，它要受到既得利益集团等多方面制约，而这些都是当时的改革者难以逾越的一道坎。最终，改革无法完成令传统体制拥有自我适应和自我调整的能力，而仅仅依赖于体制内个人的良知与威权，则难免人亡政息的失败命运。

值得注意的是，书中还在翔实文献资料的基础上，从长时段政治文化与大众心态的角度，以白描式的细微手法，通过当时、当事人的言谈评论，特别是新政过程中围绕张居正“夺情”的争议，从另一层面为我们展示了新政实施的艰难性，让人们实实在在地感受到：制度缺陷固然是新政失败的重要原因，同时，在传统社会中，人们对于旧价值理念的习惯性依恋，社会总体的伦理价值取向，传统思维定式的强大阻力，都会成为影响改革成败不可忽视的因素。

新政的失败，给晚明社会带来了难以估量的负面影响。首先，张居正身后的个人悲剧，极大地恶化了晚明的官场生态。张生前荣蒙隆恩圣眷、死后皇帝翻脸无情的悲惨下场，令继任者们深以为戒。他们不再象往日那样直言谏诤，勤勉敬业，而是变得小心谨慎，唯唯喏喏，只要能够应付皇上和朝臣，也就得过且过。而随后而来的“倒张运动”，形象再现了在中国古代社会，皇帝一言定法或废法的时代，改革往往政以人举也必将以人亡的悲剧性结局。同时，由此引发的朝中大臣相互诋毁的翻案风，则开启了晚明政坛的派系门户之争。士大夫们意气用事，争名逐利，互相攻击，是非不分。这种“党同伐异”之风在随后的晚明政治中愈演愈烈，致使朝政在派系斗争和“朋党”政治的泥淖中越陷越深。

此前的“万历三大征”已将万历新政的经济红利基本耗尽，如今的朝堂党争更是将万历新政带来的社会新气象折腾得荡然无存。这是张居正的悲剧，也是晚明政府的悲剧，它失去了一次最好的中兴机会。后来，当明思宗“抚髀思江陵，而后知，得庸相百，不若得救时相一也”时，已是大势已去，无可挽回了。

朝廷党争与王朝末路

当万历朝富庶的光环渐渐褪却之时，明王朝开始了其不可回转的颓废之路。全书的后三卷《朝廷与党争》《内忧与外患》《王朝的末路》便形象展示了明王朝的没落之路。

皇帝昏庸，必有奸佞。熹宗，这个被视为明朝历史上“至愚至昧之童蒙”、“一字不识，不知国事”的文盲皇帝，在位七年，一心专注于其爱好的木匠手艺，不事朝政，任凭大权旁落而无所顾惜，结果导致了宦官魏忠贤专权，“阉党”当道，残害忠良。如果说万历朝党争的排斥异己，官员主要是被逼辞官或免职罢官，天启朝则是毫无人性的肉体消灭，经过“六君子之狱”和“七君子之狱”等大狱的荼毒，朝臣死于诏狱十余人，逮捕入狱及谪戌者数十人，削职者三百余人，其他被“革职贬黜者不可胜计”，“朝中善类为之一空”，正义之士几被迫害殆尽。

到明思宗即位之时，所接手的已是一个内外交困、难以收拾的烂摊子了。他不仅要面对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更要面对前朝留下的颓靡政局——吏治腐败，国库空虚，境内民变不断，边境狼烟四起。“今日吏治、民生、夷情、边备，事事堪忧”，“此时不矫枉振颓，太平何日可望”之感叹，透露了当时思宗的内心焦虑。为了拨乱反正，为了大明王朝的中兴，他几乎食不甘味，寝不安枕，孜孜不倦地探究新政的举措。《明史》说他“即位之初，沉机独断，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在位十有七年，不迩声色，忧勤惕厉，殚心治理”，是并不为过的。

然而，长年累月形成的官场积弊，已经成为一种风气，上下左右莫不如此，决不是思宗明察苛求所能奏效的。崇祯时期朝政的一大特色，便是深得思宗宠信并居相位达八年之久的温体仁，推行没有阉党的阉党路线，党争持续不断。“体仁以告讦见知于上，结党之说深启圣疑，攻者愈力，而圣疑愈坚矣”。这种局面使得思宗希望禁绝朋党的急切期望化作泡影，在强大的惯性带动下，朝内士大夫“各是所是，各非所非，恩怨相寻，冰炭互角”。思宗也不禁喟然长叹：“诸臣但知党同伐异，便己肥家！”

思宗求治心切，却又刚愎自用，猜疑多心，对臣下要求近乎苛刻。他在位十七年，兵部尚书换了十四人，刑部尚书换了十七人，内阁大学士前后任用五十人，还有七名总督被杀。这就必然造成臣下终日处于畏怵之中，畏首畏尾，而最终沦为皇上一人独劳的局面，导致“君子尽去，而小人独存，是毅宗之所以亡国”。

党争令朝堂之上朝臣“几无善类”，这一恶果也直接影响到边疆防卫。以辽东边防而言，万历后期，后金势力在东北崛起，虎视关内。万历四十七年，明军与努尔哈赤的萨尔浒之战，成为双方势力的转折点，此后明朝控制后金的凶猛攻击已属不易，遑论收复失地。明政府起用堪称帅才、在战略上有独到之见的熊廷弼为辽东经略，出来收拾残局，但却受制于“阉党”支持的辽东巡抚王化贞，致使经抚不和，酿成广宁战役的惨败。熊廷弼被逮入狱，最终被杀后又传首九边。随后出任的进士大将孙承宗也因受阉党无端攻击，被迫辞官回乡，而最终寄希望于力挽狂澜的袁崇焕，更是因阉党诬陷而落得个千刀万剐的悲惨下场。

就这样，从熊廷弼，到孙承宗再到袁崇焕，这三个进士出身，文韬武略的朝廷大将，莫不因朝内党争而受牵连，袁崇焕的悲剧固然有皇太极反间计的影响，但同时也是明末党争的直接恶果。对思宗而言，杀袁崇焕无异于自斩手脚，自毁长城，此后再难谋求足以克敌制胜的帅才，辽事更加难以收拾。“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

与此同时，与辽东恰成犄角之势的陕西黄土高坡上，“成千上万为生计所迫的明朝子民们悄悄地举起了造反的大旗”。但面对日呈燎原之势的民变危机，以温体仁为首的朝臣仍然无动于衷，醉心于党派争斗：“当是时，流寇躏畿辅，扰中原，边警杂沓，民生日困，（温体仁）未尝建一策，惟日与善类为仇”，“不计国事”。从内阁到六部依然我行我素，丝毫没有改弦更张的意思，听任局势的日益恶化。

因此，说明末党争是导致明朝覆亡的重要原因，是毫不为过的。为了达到个人或一己小集团的利益，往往欲置对方于死地而无所不用其极，更把国家和民众利益丢诸脑后，这是明末党争最典型的特点。无谓的内耗争斗，直接削弱了明政府的统治力，加剧了日益严重的边防与内政危机，使得明政府面对着内外交困的社会危机，自乱阵脚，力不从心，日渐丧失了全面掌控内外局面的治理能力。面对日益严重的民变危机，在抚与剿之间犹豫不决，举棋不定；面对日益恶化的边境局势，在对清的和与战中优柔寡断。最终在攘外与安内的两难选择中，在内忧与外患的两面夹击下，明政府陷入了无可挽回的危机。

《重写晚明史》以其细致入微的“工笔”画手法，以娓娓道来的叙事方式，为我们描述了晚明社会的政治体制面对外来经济文化冲击时的麻木不仁与无所作为，其跌宕起伏、生动形象的历史画卷，令我们如身临其境地看到，虽然明代开始的全球化对当时中国的经济和文化已经开始产生重大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并没有改变中华帝国的统治者对世界的看法，对统治者来说，“政治体制与权力运作仍然是中华帝国的老传统。从万历到崇祯的几十年间，朝廷上下都忙于政治派系之争，忙于窝里斗”，而且斗得不可开交，“听任政治的腐朽性极大地消耗它的国力，使它在经济全球化中的优势逐渐丧失”。因此，明亡的祸根，实在是历久深远，不待义军蜂起、清兵入关，明朝的生命力已在人与人之间无尽的内耗中厮杀殆尽了，至崇祯时，已是腐因毕呈，沉疴难起，“大势已倾，积习难挽，在廷则门户纠纷，疆场则将骄卒惰，兵荒四告，流寇蔓延，遂至溃烂而莫可救”。晚明时局的历史变迁表明，晚明政府实已无力支撑与掌控晚明历史的大变局，最后只能在这大变局的时代，在“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无奈中，悲凉地谢幕。

晚明大变局与晚清大变局的对话

晚明大变局的提出，令人们将“变局”的视野从晚清向后回望，从而清晰关注到历史进程的动态性与延续性。两个时代的变局有其共同性：都有外部世界影响的因素，但又不完全相同。晚清时已有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大量侵入，社会的变异有外部力量的强力渗透和参与，带有更多的被动色彩。晚明则不一样，晚明大变局虽然有外部世界因素的影响，但总体来看，十六、十七世纪的中国，尚未面临外来资本主义的强权干预，晚明社会内部的变化较之晚清更多地带有中国社会自身运行的轨迹，此时尚没有西方政治理论的引进，耶稣会士传来的西方文化，影响也不如晚清普及，晚明社会对外来文化的主动接受与晚清时期的被动输入也迥然有别。因此，研究晚明大变局有其自身的特殊意义：考察这个时期的社会变化，有哪些到达传统社会所能容纳的极限，又有哪些可能越出常规而有所突破，为真正了解晚明时代的国情和民情，提供了一个可资观察的解剖平面，具有揭示中国古代专制主义盛衰规律和省察社会发展趋向的深刻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