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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绍俊:用启蒙的火把点燃自己的文字
来源:《南方文坛》 | 贺绍俊  2024年11月19日09:28

在毕飞宇的小说中我一直能够嗅出鲁迅的气味。不久前又读到他的一篇短文《鲁迅与“治愈”》,在这篇短文里他说:“我爱鲁迅。他让人清醒。这就是我每过几年就要读一点鲁迅的根本缘由。”①也大概就是这个缘由,他让鲁迅的气味再一次飘进了他新写的长篇小说《欢迎来到人间》之中。《欢迎来到人间》写的是一个医生的故事,这个医生叫傅睿,他是第一医院做肾移植的外科大夫,他为自己的一名患者在手术后仍然未能延续生命而痛苦,这显然是一个与“治愈”有关的故事。故事虽然与“治愈”有关,但毕飞宇写小说的目的并不在“治愈”,因为他发现鲁迅写文章从来不追求“治愈”,他在那篇短文里说:“在我的记忆里,鲁迅没那么多的美好和温暖,读多了,我们不仅不能得到治愈,相反,我们的心窝子会凭空拉出一道血口子。”②

毕飞宇对鲁迅的理解非常准确,鲁迅不写“治愈”的文章,鲁迅的文章都与“启蒙”有关。毕飞宇正是在启蒙这一点上追随鲁迅而去。

可以从毕飞宇数十年创作历程中梳理出一条粗壮的启蒙思想流。也许可以说,他最初就是怀揣着启蒙的动机而开始写作的。他最初进入文坛时明显带着20世纪60年代出生作家的特征,如偏爱先锋,如追求结构。但很快他就显出他的早熟,他并没有痴迷于先锋的游戏之中,而是对父辈的启蒙话语充满了兴趣,他转身叩问现实,“久久凝望”着“我们的命运,我们尊严的命运,我们婚姻的命运,我们性的命运”(毕飞宇语)。短篇小说《哺乳期的女人》标志着毕飞宇对启蒙话语的启用,但他同时把后革命时代的心理带进了启蒙话语之中。在长篇小说《平原》中,毕飞宇以坚定的启蒙立场叙述了“文革”时期的中国乡村史,在民间的细节化的精雕细刻背后,我们总能看到作家“思想”的痕迹。中篇小说《玉米》是毕飞宇的巅峰之作。玉米是一个乡村女孩,当毕飞宇为玉米写完这篇小说后,就觉得意犹未尽,接连又给玉米的两个妹妹玉秀、玉秧各写了一篇小说,于是《玉米》《玉秀》《玉秧》构成了“王家三姐妹”的系列,《玉米》被公认为是这个系列中最出色的一篇,它于2004年获得了第三届鲁迅文学奖的中篇小说奖。《玉米》给毕飞宇带来的荣誉不止于此,他也因此获得了一个比女作家还会写女性的好名声。鲁迅其实也是很善于写女性的,他所塑造的祥林嫂就是一个具有永久艺术魅力的经典。两位作家在塑造女性形象时都是以关注女性的悲剧命运为旨归,也都是在追溯造成女性悲剧命运的根源,并由此构成了深刻的批判性,鲁迅将批判的矛头直指封建社会的宗法制度;毕飞宇在这一点上延续了鲁迅的思考,他认为是旧的文化传统观念和习俗导致了女性的悲剧,但同时毕飞宇也看到了欲望如何在女性的身体内作祟的。

毕飞宇崇敬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所进行的思想启蒙,这是中国迈向现代化、中华民族自强自为必不可少的一个步骤。他也意识到鲁迅的思想启蒙还没有完成,他想象自己从鲁迅手上接过了启蒙的火把,要点燃自己的文字。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毕飞宇在小说中所表达的主题与鲁迅小说中的主题有很多相似之处。鲁迅将思想启蒙的火力集中在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上。毕飞宇则说:“我们的身上一直有一个鬼,这个鬼就叫作‘人在人上’,它成了我们最基本‘最日常的梦’。”③因此我们就能从毕飞宇的小说看到,他对于人性之恶的揭露同样是不留情面的。

读《欢迎来到人间》,我马上想到了鲁迅的《狂人日记》,《狂人日记》是鲁迅写的第一篇白话小说,小说的主角是一个身患“迫害狂”精神疾病的人,鲁迅通过对这一狂人心理活动的描写揭示出了专制社会“吃人”的本质。这也是鲁迅首次以小说的方式展开了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自述者“狂人”是鲁迅心目中的启蒙者,鲁迅却给他穿上疾病患者的外衣,让他以呓语的方式道出了历史惊人的秘密:翻开历史,“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而真正患病的是那些满嘴仁义道德、衣冠楚楚的人。毕飞宇的《欢迎来到人间》同样是一部以疾病为题材的小说,他在小说中也设计了一位“狂人”式的启蒙者:外科大夫傅睿。也正是通过傅睿这一启蒙者,毕飞宇揭示出今天我们社会在国民性上的某些顽疾。

PART.01

肾移植的隐喻

毕飞宇要从疾病入手来表达启蒙主题,这是非常便利的入口,因为疾病首先所涉及的就是拯救与被拯救。由此毕飞宇走进了第一医院,这里有各种科室,内科、外科、神经科、耳鼻喉科,等等,应对着身体的各个部位,毕飞宇却选择了泌尿科,因为肾移植手术就是在泌尿科,这是第一医院的品牌。但我以为,毕飞宇的这一选择还有更深一层的考虑。这就要说到中国人对于肾的看法了。中医把肾看得至关重要,认为肾是人的“先天之本”,承载着人体的元气,这是一个人生命的本钱,肾精足不足,直接决定了人的寿命长短。肾虚导致衰老,肾气盛则长寿。中医的典籍里就说:“养生必先养肾,养肾即养命。”有了中医理论作基础,就造就了中国强大的肾文化,肾成为一个包罗万象、玄之又玄的器官,肾也成为掌控男人“性能力”的法器。肾虚让人谈虎色变,补肾则在民间广为流行。且看看人们为补肾所开出的食物清单吧:依照吃什么补什么的原则,所有动物的腰子都在清单上面;柱状物也受到特别青睐,苁蓉、松茸、铁棍山药在清单中必不可少;还有海狗、韭菜等,都凭借中国人特别的想象力列入了食物清单。进而人们就把补肾等同于壮阳,肾虚成为男人们闻之色变的词语。毕飞宇应该对中国人的肾文化有所了解的,不排除他选择泌尿科就有针对肾文化的原因。肾文化所针对的是男人,从这里大概也就揣摩出毕飞宇写这部小说的用意了,他对男性有时表现出不满,当他要承续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时,他的批判矛头就直指中国男人。这样的承续具有深化的意义。因为男人的公共身份就是社会担当,社会也对男人有着无比重要的期许,强调男人应该具备阳刚之气和刚毅之美。在传统文化里,这样的男人被称为大丈夫,孟夫子说:“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④毕飞宇针对男人而展开国民性批判,具有强烈的现实性。他们的“肾虚”都严重到无法靠补肾来挽救,只能采取“肾移植”——毕飞宇便是带着这样的隐喻展开了小说的叙述。

在这样的隐喻下,小说中的男人形象可想而知不会太光彩。这些男人大多是社会上的成功人士,或者是满怀志向、勇于奋进的年轻人,在毕飞宇的笔下,这些男人都或多或少地缺乏了一个男人应有的气质和精神。主人公傅睿作为被赋予拯救者职责的形象因而有了特别的设计,关于这一点我将放在下一节专门讨论,这里专说说他的成长。傅睿的成长很顺利,他有一个完满的家庭,父亲是医院的老领导,母亲是媒体人,既有权力资源,也能紧紧把握社会走向。在母亲的精心调养下,傅睿完全是按社会最高标配成长起来的,他被造就为一个典型的“乖孩子”,学习一流,能够成为医院泌尿科的第一把刀,但他在生活上无能,只是一个“妈宝”,也是一个书呆子,他不懂得人间烟火,甚至连恋爱也是靠母亲安排的相亲才完成的。因此当他面对突如其来的医患时就慌了神,整个神经都陷入迷乱之中。傅睿这一形象揭示出男子汉精神缺失的一个根本原因:社会流行的规范化、标准化教育过早扼杀了孩子的天性。郭栋是另一个重要人物,这个人物大概是毕飞宇作为傅睿的比照物而设计的。他们是同门师兄弟,都成为医院的技术骨干,但两人的性格举止截然相反,傅睿若是不懂人间烟火的话,郭栋则是完全融进了人间烟火之中。两人虽然都是周教授精心培养出来的尖端人才,但傅睿是世袭的“贵族”,郭栋则是全靠自己一路打拼过来的“草莽英雄”。郭栋出身于平民,却能“逆袭”到精英阶层,实属不易,但他的每一点成功都要付出比傅睿多得多的血汗。郭栋摆脱不了自己底层出身的弱点,他必须拼,必须斗,“没人闹,没人斗,他的豪迈就受到了抑制”。但他的妻子东君清醒地意识到,“无论郭栋多么聪明、多么能挣,他是个乡下人,这个底子他永远也脱不掉”,这也决定了郭栋的“吃相太贪婪了,太丑陋了”,他也想装高雅,但他装不了一个小时,养不了他的“浩然之气”,这是东君对他最不满意的地方。但郭栋也是无可奈何,他明白自己顶多是一个手艺出众的打工仔而已,小说有一章专门写到傅睿和郭栋两家人一起外出旅游所发生的故事,展示了底层主体各自的心理和不动声色的交锋。其中有一个细节,郭栋让自己的孩子子琪骑在自己的脖子上做俯卧撑,傅睿的孩子面团也爬到郭栋的背脊上,两个孩子的重量让郭栋起不来了,他趴在地上,气喘吁吁地说:“面团,老丈人起不来了。”郭栋在与孩子的游戏中发出了对于阶层固化的哀叹。从郭栋这一人物身上可以看到阶层固化对男子汉精神的致命摧残。

肾移植的隐喻在老赵这个人物身上得到集中的表现。老赵是报社的领导,分管广告,这使他有了进军房地产的优势,等到退休的时候,他在全国各地乃至美国都有了自己的房产。就在他享受着一个人既可以住在这里又可以住在那里的得意时,他被命运给了当头一棒,他得了尿毒症,最后是傅睿给他做了肾移植手术,他的命算是保住了,从此他也仿佛换了一个人似的。过去他在家里是霸王,甚至还要动手打自己的妻子爱秋,如今颠倒了过来,他一言一行都得听爱秋的,他的生活也严格地规律化,甚至都齿轮化了。保洁阿姨明理的一句话勾起了老赵的欲望,他想自作主张地生活,他从吃药做起,不听爱秋安排,要自己去取药吃,但他的挑战失败了,他只好不顾脸面地抱着爱秋像孩子一般大哭起来,以此表达自己的后悔。吃药这么一桩很不起眼的日常小事,毕飞宇以一种庄严的戏谑笔法,将其写得风生水起,入木三分地揭露了一个男人在丧失了男人威严之后心有不甘的微妙心理。傅睿深夜的突然造访,先是让老赵紧张了一番,但随着傅睿的一句“很好”的结论,老赵身体内部被压抑的男性荷尔蒙又有些蠢蠢欲动了,“像水草一样摇荡起来”,“腹部也有了异态。这个异态就是暖,暖洋洋的”,毕飞宇不惜用这样妩媚的句子来形容老赵的心态,继而又让保洁阿姨拍了一个意味深长的马屁,她夸老赵的样子“都能耕田了”。耕田在民间隐语里就是指的男女性事,这也正是老赵期待肾移植手术所带来的效果,果然,他对在他眼前做清洁工作的明理有了特别的关注,关注她翘起的臀部,还在上面拍了两巴掌。但傅睿的第二次造访让他头脑清醒了,他知道自己身体内装着一个别人的肾,他的命由别人控制着,于是他不由自主地跪在了傅睿的跟前,从此屈膝跪下就成了他的仪式性动作。老赵是一个符号化的人物,毕飞宇正是通过这个人物表达了他对男人的绝望,肾移植也挽回不了他们的男人本性,跪倒是他们的归宿。毕飞宇通过老赵这个人物顺带也嘲弄了男人们对于肾功能的无限幻想,爱秋审问老赵的场面极具喜剧效果,老赵在爱秋面前低声下气,实在是因为肾移植给他带来的硬度不够呀,而爱秋更是轻蔑地对他说:“你又能硬到哪里去?”最终老赵老实了,老老实实在电脑上供奉起药王菩萨。

老赵是做了肾移植手术的男人,而更多的男人则是走在要去肾移植的路上,如小说中的胡海。胡海的父亲做了肾移植手术,他在医院照看术后的父亲,但他的关注点不在父亲身上,而是在护士小蔡的“胸部相当地挺”。胡海以很娴熟的手段就把小蔡带到了酒店的房间,显示了他在肾功能方面的“稳妥,绵长,不逞能”。但这位海润公司的大老板内心并不快乐,他来到小蔡这里更像避难,他想在这里得到起死回生。胡海是那些成功人士的真实写照,他们在商业上或专业上是成功的,而他们的肾虚症状集中表现在他们的精神上。郭鼎荣是另一个走在肾移植路上的男人。这位银行的行长,是凭着自己数钞票艰难地从底层打拼上来的,他没有显赫家族也没有强硬后台,因此知道攀附贵人的重要性,当他意识到那些能够去做肾移植手术的人不是权贵就是大款,他就知道了必须与傅睿搞好关系,他把傅睿当成了一条走近贵人的捷径。郭鼎荣为了攀附权贵而在傅睿面前所呈现的奴婢相,是男人肾衰竭的另一种形态。

PART.02

行动的狂人

毕飞宇选择傅睿来担当拯救男人的职责是有道理的,因为傅睿是一个贾宝玉式的人物,或者说,毕飞宇是有意要将傅睿设计为贾宝玉式的人物。贾宝玉虽然生活在污浊的大观园里,却因为他“天生丽质”,成为封建大家庭的坚定反叛者。傅睿也缺乏男人应有的阳刚之气,是个典型的乖孩子,但从小在家教严明的环境下长大,反而使他游离于社会之外,身上没有一点浮浪气,内心没有被污染。且看他的妻子敏鹿是怎么看傅睿的吧:“傅睿的眼睛是多么地好看哦,目光干净,是剔透的。像玻璃,严格地说,像实验室的器皿,闪亮,却安稳,毫无喧嚣。这样的器皿上始终伴随着这样的标签:小心,轻放。”傅睿不仅是一个贾宝玉式的人物,也是鲁迅《狂人日记》中的狂人的再生。这是毕飞宇选择傅睿来担当拯救男人职责的另一个原因。

《狂人日记》中的主人公(即叙述者)是一名患有被迫害症的病人,曾经学医的鲁迅完全是按被迫害妄想症的言行方式来描写这个人物的,他在小序中称:“持归阅一过,知所患盖‘迫害狂’之类,语颇错杂无伦次,又多荒唐之言。”⑤作品中狂人的思想和言辞确实像一个精神失常者的臆想,他有一种强烈的恐惧感,觉得周围的人要吃他。鲁迅恰是利用了迫害狂的特征,以一种反讽的手法,塑造了一位思维超前的“狂人”,并尖锐揭露了中国封建社会“吃人”的本质。这是新文化运动中最有力的一声“呐喊”。因为鲁迅是以反讽手法通过一个精神病患者发出这一声“呐喊”,便取到了更加有力的效果。毕飞宇同样采取了反讽的手法,同样通过一位精神病患者来传递批判之声。但显然《欢迎来到人间》并不是简单地学习《狂人日记》,我更愿意将其视为鲁迅在毕飞宇创作中的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欢迎来到人间》的艺术构思更为丰沛,反讽只是其中的一种手法。因此,傅睿也不是直接对狂人的模仿,狂人在鲁迅笔下是一个符号化和象征性的人物,但毕飞宇所塑造的傅睿具有充分的现实依据,这是一个来自生活的形象,经毕飞宇的艺术提炼,将某些方面施以夸张从而更具典型性。傅睿是一个“乖孩子”,这样的乖孩子在现实中并不少,他们能够轻松进入中国知识阶层的高端,但他们应对复杂社会的能力却很低。傅睿是第一医院泌尿科的第一把刀,他的技术是过硬的。但毕飞宇专门写到了傅睿的紧张,每一次做手术他都是紧张的,紧张自然也说明了他的认真态度,但这种紧张更加证明了他的内心并不强大,因此当他突然处在一场医患事件的中心时,他的心理几乎就要崩溃,他的精神变得恍惚不定,死去的田菲还是一名青春年少的中学生,田菲姣好的面容占据着他的神情。这是他精神患病的先兆。最强烈的刺激来自领导们的粗暴主张,医院决定要将傅睿树立为医院的优秀的劳模,要讴歌他的先进事迹,但他“承受不了讴歌的残暴,讴歌在蹂躏他”,于是他开始产生幻觉了,在幻觉中,他拿起桌上的烟缸,将烟缸里的烟头和烟灰一股脑儿撒向了雷书记的脑袋。这是典型的幻觉病的症状。在这一点上,毕飞宇显示出反讽的狠劲来了,这与鲁迅以狂人进行反讽有相似之处,但毕飞宇完全采取了另一种叙述策略,他不是借狂人之狂来达到反讽,而是通过一个正常人如何被逼成狂人来达到反讽。毕飞宇所反讽的对象是一个缺乏担当精神的社会现实,一个完全被格式化的、教条化的公共理念,一个失去男人本性的男人世界。而将傅睿逼成狂人的正是他的亲人父母和妻子,以及他的上属或社会权力的掌控者如雷书记、范院长、中心主任等。毕飞宇为了强化反讽的效果,他将当先进人物的情节又重复了一次。傅睿被派去参加高级培训班,在培训班里,他每天晚上出现夜游症,在楼道里来回拖地,有人从楼道的监控摄像头里发现了这一行为,汇报给中心主任,中心主任马上有了主意:“宣传一下吧,借他的光,中心也得宣传我们自己。”于是在培训中心的大会上,中心主任“盛赞傅睿、讴歌傅睿”,傅睿当时的感受是他被捆好了固定带,推上了手术台,中心主任、雷书记、父亲老傅齐刷刷地站在他的身边,给他做切除脸皮的手术。在这里,毕飞宇让中心主任、雷书记和父亲老傅同时出现在傅睿的幻觉中,并说他们之间是“传承有序”的。显而易见,毕飞宇是要暗示读者,要把一个男人逼成狂人,这种做法历经久远,已是我们社会的一个传统了。

不同于鲁迅写《狂人日记》,毕飞宇重在写傅睿从一个乖孩子到一个患幻觉症的狂人的思想变化的情景。这一构思也大大提升了作品的思想深度。其思想深度是通过两个方面加以拓展的。其一是写了傅睿的思想质变,其二是写了傅睿的行动。

傅睿接连两次被“讴歌”后,在心理上受到强烈震撼,这一震,就把傅睿心底长期被压抑的男人的本性震醒了,过去,他是个乖孩子,“不争辩,不抗拒,你安排什么他就是什么。他只管学,从不让别人失望”。现在他有了异样的思想,他觉察到身边熟悉的事物不对劲,这种不对劲首先外化为一种难以忍受的瘙痒,他迫不得已只得悄悄求小蔡为他挠痒。这个挠痒的情节亏得毕飞宇想出来,这是一个非现实的情节,其象征意味也因其非现实性更为彰显。毕飞宇似乎是想说,一个男人如果有所觉悟,会出现一种浑身瘙痒的难受状态,但也许有一个女人来给他挠痒他的症状就会得以缓解。这也是大多数的男人最终不能真正觉悟的原因。傅睿却不是这样,他要追究“我的后背究竟出了什么问题”。于是他“陷入了漫长的自我挣扎”,他“多么希望自己的身体内部能诞生一个新自己”。他回到家,可是妻子已经不能接受一个变异了的傅睿,他又迷茫地离开家,开始了满世界的游荡。他在游荡的同时也在重新认识这个世界。他会对灯光下死去的昆虫心生怜悯,要给死去的独角仙入殓。他发现了草坪上的一组人物雕塑,这些人物雕塑曾经排在图书馆门前的大道两旁,他们是中外先贤,左边是老子、孔子、屈原、司马迁、杜甫、朱熹、王阳明、汤显祖、蒲松龄、曹雪芹;右边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奥古斯丁、哥白尼、莎士比亚、培根、笛卡尔、康德、莱布尼茨、牛顿。因为图书馆扩建,这些雕塑被施工人员弃置在这里,其中哥白尼的雕塑还被搅拌的水泥浆覆盖住了。觉悟后的傅睿面对这些伟大的先贤驻足停步。这段情节应该是全书反讽叙述的高光时刻。毕飞宇以这20位中外先贤,代表着人类数千年创造的辉煌文明,但毕飞宇要告诉读者的是,现在社会已经把他们弃置在一旁了,甚至有的还被水泥覆盖着。这才是男人们缺失阳刚之气和担当精神的根本原因。毕飞宇详细描写了傅睿面对这一场景的惊恐和伤心,其中不少细节都具有明显的寓意性,如傅睿“他看到了哥白尼窒息的表情。哥白尼已不能呼吸了,他的瞳孔里全是求助的目光。傅睿企图用他的手指和指甲把哥白尼的鼻孔解救出来,徒劳了”。“哥白尼被水泥淹没了……傅睿所听到的不是呼吸,是水泥、黄沙与石子们的抽搐。那是凝固之前的抽搐。这让傅睿无限地难受,是那种接近于死的难受”。然而傅睿也正是在难受之中脱胎换骨般地成为了一名拯救者。

作为一名拯救者,傅睿意识到必须采取行动。毕飞宇塑造了一名行动中的狂人,这也是与《狂人日记》中的狂人所不一样的地方。或者说,《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发现了中国历史一直在“吃人”的秘密,并发出“救救孩子”的呐喊,但他不知道该采取什么行动才能遏止住“吃人”,最终他也只好去做“候补”了。毕飞宇则在鲁迅止步的地方继续向前走了一步,于是他所写的傅睿开始行动了。傅睿的第一个行动就是要将哥白尼从水泥浆中抢救出来。他打电话让郭鼎荣来帮忙,郭鼎荣带着铁锤和钢錾过来了,两个人卖力地要把哥白尼身上的水泥浆除掉。这时候,毕飞宇又把一个反讽甩了出来。他写郭鼎荣想在傅睿面前表现积极一些,挥起铁锤去敲打哥白尼肩部的堆积物,没想到他的铁锤下去,竟让哥白尼出现了身首分离的局面。毕飞宇煽情性地写道:“这是一个惊人的现场,骇人的现场,石破天惊的现场,差不多也是谋杀的现场,近乎恐怖。”接下来毕飞宇继续发挥,他让郭鼎荣为了弥补错失,私下找到朝霞机械厂(怎么是机械厂制作雕塑?这一点毕飞宇没有透露)。郭鼎荣直接问老板:有没有哥白尼?老板的回答很惊艳,他说:“不要说哥白尼,古今中外的先贤都有,就看你要谁。”郭鼎荣很得意,他没想到这么容易就帮傅睿把事情解决了,容易到“相当于在大街上买一个西瓜”。郭鼎荣并没有马上告诉傅睿,他要等新的雕塑拉运到图书馆前时给傅睿一个惊喜,但傅睿会惊喜吗?我猜想傅睿不但不会惊喜,而且还会愤怒不已。因为这分明是在以假换真!当然这也意味着傅睿的第一个行动失败了,他凭一己之力,又怎能扭转全社会轻视和亵渎文明的趋势呢?这大概也正是毕飞宇要通过这部小说所揭露的现实吧。

傅睿的第二个行动是拯救正在遭受男人侵害的小蔡。小蔡是第一医院的护士,在傅睿的手术室工作,在医患事件中,她勇敢地冲出去保护傅睿,自己却被患者家属打伤了。在傅睿的眼里,小蔡应该是名副其实的“白衣天使”了,因此当他得了莫名的瘙痒时,他第一时间会想到要让小蔡来帮他挠痒。但他没想到竟然在观自在会馆里看到了小蔡与一个陌生男人玩起婚礼的游戏。观自在会馆是一个成功男人聚会的场所,聚会时,男人们都携带上各自的女伴,这里还有一个特别的项目,为一位男人和他的女伴举办“婚礼”,所谓婚礼只是晚宴的别称,是男人荷尔蒙的一种表演,因此婚礼会办得像模像样。当傅睿看到小蔡竟然成为了这种婚礼的角色时,他第一印象是她堕落了,他为此很痛心。他在幻觉中与小蔡面对面,他明确地对小蔡说:“你把你的生命弄脏了,你需要一次治疗,治疗!”他又听到埋在草丛中的哥白尼的脑袋对他说:“你要挽救她,你是医生。”于是傅睿决定要设法拯救小蔡。他认为小蔡是灵魂出了问题,肾移植不能解决灵魂问题,拯救灵魂必须让患者呕吐,“肮脏的灵魂完全可以伴随着体内的污垢被剔除干净”。他驾驶着帕萨特小车,载着小蔡在培训中心的足球场上狂奔,直到车子冲出跑道,一头扎进球场边的小树木,小蔡终于呕吐了。傅睿虽然撞出了鼻血,但他特别兴奋,他认为,“事实证明,小蔡的灵魂被拯救了”。傅睿决定回医院后要建立一个全新的学科,一个拯救灵魂的新学科,它将比泌尿外科重要得多。拯救灵魂,这应该就是毕飞宇写作这部小说的根本缘由。

PART.03

余 论

我有一点疑问,明明是男人出了问题,为什么要先去拯救女性?傅睿最初的出场有点像贾宝玉,但他并没有像贾宝玉那样,认为女人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显然毕飞宇有着不一样的女性观。他更多的是从男性的立场出发去评价女性的,当然,他是力图站在一个真正具有男子汉精神和社会担当意识的男性立场,而不是“肾衰竭”甚至“肾移植”的男性立场。但毕竟是男性立场,就会忽略了女性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因此《欢迎来到人间》中的几个主要女性角色多少都是作为男性的附庸出现的。敏鹿也好,东君也好,她们一方面把自己的幸福依赖于夫君事业的发达,另一方面她们也想方设法要在家庭里具有掌控权。但真正有了绝对掌控权的是老赵的妻子爱秋,因为老赵的肾彻底衰竭了。也是从这一角度,毕飞宇在小说中将女性视为男性世界的受害者,男性的问题越大,女性受害的程度也就越大。这就是为什么傅睿会在他的幻觉中出现小蔡跳江自杀的情景,因为觉悟后的傅睿认定了像胡海这样的男人摧残女性会相当严重。为什么要先去拯救女性?答案也许就在这里,在毕飞宇看来对于男性已相当悲观,他无法为傅睿安排一个拯救男性的好办法,那么,就先从拯救女性做起吧。

当然,毕飞宇知道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在一定程度上涉及今天的教育制度,因此小说中有不少篇幅涉及人物的求学经历,以及家长们为后代的教育而操心的情景。小说中写到,敏鹿被精神恍惚的傅睿激怒了,她决心要做一个独立自主的女人,于是她给东君打电话,没想到东君正在为她的才十岁的女儿训练英语。这让敏鹿再一次清醒了过来,原来别人早就开始为孩子们的高考做准备了,她才意识到一个残酷的事实:她的儿子面团已经被时代拉开了好大的一段距离,她必须把面团的损失补回来,她为自己的失职号啕大哭起来。毕飞宇将真实的现实袒呈在我们的面前,他在小说中设定一代人被困在时代设置的茧房里,他们不仅不懊悔,还要设法让下一代继续困在这样的茧房里。这是我们所面临的严峻问题。毕飞宇看到了这一点,于是他采取鲁迅的方式,让一个患幻觉症的狂人来喊醒国人,他甚至还让狂人有所行动,但他也明白时代的趋势太强大,他无法让狂人的行动有一个圆满的结局,他只能让傅睿在幻觉中将自己包裹起来,等待着师父回来。

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最后发出“救救孩子”的呐喊。毕飞宇也在《欢迎来到人间》中有所回应,他不希望像面团、子琪这一代人仍然被他们的父母逼着走他们的老路。但他同时也相信,以后的孩子们未必会听从长辈的话,因此他想象着傅睿一家三口来到河边,面团必须渡过大河去对岸读大学,他们正为没有大桥能过河而焦急时,面团却知道自己该怎么过河。真不知道毕飞宇为什么给这个孩子取一个面团的名字,他的性格确实像面团一样缺乏一点男孩子的野性和强悍,但他最终并没有成为父母手上的“面团”,他告别父母,独自下到河边,河水结冰了,他走上冰面,“张开了双臂,身轻如燕”,流畅地滑向了北岸。毕飞宇以如此美好抒情的文字献给了这位敢于挑战寒冰的孩子,表达了他对孩子的信心和期望。◎

【注释】

①②毕飞宇:《鲁迅与“治愈”》,《文艺报》2024年5月20日。

③毕飞宇:《我们身上的“鬼”》,《小说选刊》2001年第6期。

④焦循撰:《孟子正义》上册,中华书局,1987,第320页。

⑤鲁迅:《狂人日记》,载《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4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