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色》：草原上的另类“哈姆雷特”
在长篇小说《野色》（中信出版集团2024年7月版）中，青年作家索南才让所讲述的，依然是那些发生在草原上的爱恨情仇故事。《野色》形式层面上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与双重第一人称叙述方式相匹配的双线并置艺术结构的特别设定。
第一条结构线索所集中讲述的，是一个带有三角恋色彩的情感纠葛故事。故事的讲述者，是一位名叫那仁的青年牧民。在近乎劳役一般日复一日的日常游牧生活过程中，那仁在一个名叫察拉龙洼的地方，意外邂逅了一位名叫白玛格妮的漂亮女性。白玛格妮和前夫育有一子，她儿子初中没毕业就辍学四处游荡，后在一次车祸中不幸丧生。或许与爱子的不幸过早弃世有关，悲剧发生后不久，她便和前夫离婚，一个人独自生活。数次有意无意谋面的结果，自然就是那仁和白玛格妮之间情感的如期升温。但就在他们俩的一次两情缱绻之后，那仁却因为从白玛格妮那里了解到她曾不幸而陷入到了痛苦的泥淖中一时难以自拔。作家所着力书写的，不仅有草原牧民们整日为生计奔波劳碌的日常生活图景，而且也有如同昂沁夫这样一类草原盗猎者的犯险生涯。在国家政策已经以法律的形式三令五申必须保护草原野生动物的前提下，昂沁夫的盗猎行为显然已经触犯了相关法律。既如此，昂沁夫为此而付出代价，也就是预料中事。故事行将结束时，昂沁夫之所以要丧心病狂地不惜开枪击中白玛格妮，正是为了能够最大程度地逃避法律惩处。
与情感纠葛这条线索相比较，《野色》思想艺术层面上更具创造性的一点，其实是另一条集中聚焦于那头名叫小妖的公牛曲折跌宕命运故事的结构线索。这条结构线索的第一人称叙述者，也正是这一头很是有点另类色彩的公牛。如果说在卡夫卡的《变形记》里，是那个名叫格里高尔·萨姆沙的银行职员在某一天早上突然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大甲虫，那么，到了索南才让的这部《野色》中，作家则是赋予了小妖这头公牛以“人”的眼睛和思维。在亲眼目睹了小妖母亲的难产过程后，那仁的“脑子里全是刚刚那双眼睛——那双绝对的、确定无疑的人的眼睛。那双眼睛本身并没有错，错的是长在了一头牛身上，一头出生不到十分钟的小牛身上。还有比这更诡异的事情吗？”一头牛，不仅拥有一双人的眼睛，而且竟然也还可以像人一样地进行思维，索南才让在这里所设定的，当然是一种典型不过的现代主义叙事方式。从根本上说，正因为小妖可以如同人一样地拥有思考能力，所以，我们才把它（他）看作是草原上的思想者“哈姆雷特”。
一方面固然是一头牛，另一方面却又有着类同于人一样的眼睛和思维能力，这就使得小妖总是会处于某种自我分裂的状态之中：“我的语言，正在经历着某种我有所察觉却无能为力的灾难，我正在经历着遗失自我的全部过程，而与此同时，我对人类的感知愈加鲜明、敏锐。我正在脱离我命定的物种，转而靠近危险的不可预知的另类身份。当我的牛的存在黯然失色的时候，我的意识已经悄无声息地另起炉灶，并深入探索得有声有色了。”个体的人会在现实生活中处于各种精神分裂的状态之中，所以，作家借助于小妖的如此一种“非牛非人”感受，写出的其实是人类某种共性的生存境遇。既然被赋予了人的思维能力，那小妖更多时候身处其中的也就是一种难以摆脱的精神痛苦状态。比如，它（他）曾经为不能够替母亲复仇而犹豫不决和焦躁不安：“杀母之仇，不共戴天，这没什么可说的。但是，我向谁报仇呢？那仁？旭儿干？宝音？母亲的死，他们都有责任。要报仇，是把他们都杀了？还是让他们吃尽苦头？我不想让宝音死，也不想让她伤心。这让我很痛苦，不知道该怎么办。”再比如，有着感同身受般悲悯情怀的它（他），也曾经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路遇陷入困境中的小羊和小鹿时，凭借自身的智慧和力量帮助它们脱离生存险境。当然，更重要的一点在于，由于敏感到“人生如锒铛之狱，我们也同样如此”，小妖牛生中的一大壮举，就是不仅自己数度出逃，而且到最后竟然以极大的勇气携带着妻与子一起毅然奔向祁连山腹地，奔向自由之境：“真正的祁连山是一个荒凉的，野生动物繁多而没有人烟的地方。那是无人区。我想要自由，保护我的家人，不能在有人的地方。有人的地方没有安全。所以我要到没人的地方去，祁连山腹地就是最好的选择，那里有一个地方叫野牛沟，生活着数不清的野牛。”由于无人管束，所以才会被叫作野牛沟。对如同小妖这样的牛们来说，要想获得真正的自由，野牛沟自然是上佳的选择。为了奔向野牛沟，获得想象中的自由，小妖它们不仅要长途跋涉，而且还得面对来自狼群的生命威胁。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他）那最终选择奔向祁连山腹地的壮举，就绝对称得上是一次向着自由的生命长旅。从索南才让《野色》中关于小妖的这一条故事线索的一种寓言化的书写，读者看到的，是人类所面临的普遍生存困境，以及他们为了摆脱生存困境所付出的不懈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