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作为中国文学的重镇，当代江苏文学一向新人辈出，且不乏引领潮流的弄潮儿。早在30余年前，就有批评家以“温和宁静与深沉冷峻”“飘逸旷达与执着现实”“清新自然与缜密精巧”的三个“统一”来概括江苏文学的“个性”，这种对立中求和谐的艺术个性同样被一代又一代崛起的年轻写作者所继承和发扬，比如近年颇为引人注目的朱婧、李黎、庞羽、大头马、秦汝璧等，他们不但在城市写作上各擅胜场，也以别致的文学实践共同丰富了金陵文学和江南文学的内涵。本文结合几位青年作家城市题材的近作略作解说，以期呈现他们这一代地方性知识与视野的常与变。

得益于江南丰厚的士人传统与文化积淀，新时期以来的江苏作家大都葆有一种以古典性为底子的先锋取向，这不但体现于催生了毕飞宇、苏童、格非、韩东等重要的先锋写作者，更体现为一种内在于他们身上的文体自觉和对文学语言的自审意识，这一点在近来崛起的江苏青年作家身上也得到了传承。比如朱婧，她的《猫选中的人》《我的太太变成了鼠妇》《在那天来临以前》《光进来的地方》《吃东西的女人》《思凡》等，对“家庭、女性、亲密关系”的呈现延续了其一贯的细腻和敏慧。看似简单甚至朴拙的题目之下无处不闪动着既敏感又清醒的城市知识女性对生活的“观看、倾听和关注”，她们的生活处境、日常的空荡和沉重，还有自我“那持续不断的内心的声量”，成为她表达的中心。朱婧在一个又一个关于“丧失”或离别的故事中给予女性经验以通达的理解，为困于秘境或迷径的她们修好了暗道与隘口，让她们在脱序的时刻获得依持。值得关注的还有朱婧小说的语言，细碎却又深婉，那种娓娓而谈的调性中分明有她自矜的古典气韵，也叠印着对西方现代经典之作阅读充分内化后的颖悟，处处都体现了对词语和节奏低微却沉稳的把控感。《我的太太变成了鼠妇》会让人想起莉迪亚·戴维斯和门罗。朱婧曾经谈到：“我和世界上其他女作家一样，也希望自己有能力经由一种女性自己的语言和态度去表达女性的经验和情感，并且向我生命中一切值得珍视的内容致敬。”也许在她笔下，她所居住的南京并没有获得风格化的显现，但她对“克制、平衡和稳定”的有意为之，却带来关于城市书写的新美质和新向度。

“90后”作家庞羽已然是年轻一辈的写作者中绕不开的名字，她有着与朱婧同样敏感、同样自觉的文体意识，同样习惯从日常起笔但调性又完全不同的写作风格，她的《白猫一闪》《野猪先生：南京故事集》《布老虎》《二手动物》《佛罗伦萨的狗》等，大都包含“变形记”的内核，先锋气质要鲜明得多。因此，庞羽的写作出现了三个很有辨识度的指向：其一是反讽与抒情的并置，其二是对成长叙事的动物修辞，其三是独特的青年城市经验。以《野猪先生：南京故事集》为例，叙事者所在的金陵大学后山上不断有野猪出没，而叙事者却在身处孤独的幻化中渴望着野猪先生的陪伴，而身兼馄饨摊主和诗人双重身份的老傩与野猪先生之间隐隐的镜像关系又让人牵记。这篇小说无疑脱胎于南大仙林校区频频出现野猪身影的社会新闻，但在庞羽精心的撰构之下，野猪还有它的獠牙却成为孤独的见证和疏离的抚慰。由带有谐谑味道的新闻生长为溢满疼痛的小说，也让这篇抒情况味浓郁的作品具有了一种反讽性，如识者所论：“在反讽中，我们时刻感受到否定性的力量要赛过肯定性的力量，世界、人生、自我和意义都变得暧昧不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以《野猪先生：南京故事集》为代表的系列小说其实还有较为明显的青春写作印迹，但是动物修辞的引入，让庞羽的青春书写显得截然不同，她以间离化达至深刻化，对青年心理穿幽入仄却又避免了感伤和沉溺，诚如毕飞宇所言，庞羽写了并不新鲜的“标准的南京成长和南京迷茫，但是，当这些并不新鲜的局部被捏合在一起的时候，南京很新鲜”。

另一位“90后”作家秦汝璧，来自江苏的文学之乡高邮，是汪曾祺的乡党。她的作品如《漩涡》《华灯》《思南》《史诗》《后遗症》《晚上十点》等篇什皆有一种书写江南市井“旧事”的特有余味，也颇能体现这位年轻的小说家身上的古典韵致，虽然她很强调小说的“现代感”。在叙事上，秦汝璧并不在故事的起承转合上用力，而常以家居闲谈的场景推进小说，让读者在细节的兜兜转转中进入小说的叙述之流。中篇《史诗》写绮丹和绮嫦姐妹的情感遭际，还有家族其他人物人生和情感的起落，一方面小说有清晰的标识人物成长的时间线，如姐姐的恋爱、嫁人、生子；另一方面小说在描摹每一个场景时都很迂缓，且有意容留了许多并非人生关节事件的记忆。小说中，读者似乎始终没有找到作者丢入湖心的那颗石头，却被这块石头荡开的层层波纹牵引和撩动着，感触到了绮嫦姐妹柔怯的表情之下的渴望、憧憬、无奈与困厄。秦汝璧的市井书写少了锐利，也没有范小青那种活色生香的热辣爽脆，但慢慢形成了舒徐有情的叙事语调，使得自己从“90后”的整体代际中凸显出来。

以上三位小说家风格各异，不过总体上在城市书写中都保持了一种“紧张感”，题旨、审美与情感上皆内蕴一种张力。还有几位江苏青年作家则表现出较强的“松弛感”，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审美格调，其中较有代表的是李黎和大头马。这种“松弛感”当然也是其来有自，从韩东、朱文到顾前、曹寇，江苏文学中还有着一条有意摆脱“深度模式”、重视平凡生活琐屑经验的写作路径，他们的努力就像列斐伏尔在其日常生活理论中所阐释的那样，人们一再强调的历史、文化和政治，其实都依赖日常生活这个中介和枢纽来界定，因此，人们要做的“不过是睁开我们的眼睛，离开形而上学的黑暗世界，离开虚构的‘内心世界’的深度，这样，我们就会发现日常生活的最平凡事实里所包含的人类财富”。李黎的《龙虾之夜》《碧螺春之夜》《卷纸之夜》《论坛之夜》《水花生之夜》等“之夜”系列，包括重写水浒的《水浒群星闪耀时》，都是将人恢复到“常人”来写，着重的是人的“平均状态”。出入他笔下酒局的人物虽然个性不清，来路亦不明，可每位读者几乎都能从中找到自己或自己熟悉的面孔，找到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疲惫、隐忍和自嘲，他们借着夜色和酒意吐槽不平，偶尔让自己享受飞扬的时刻，待到酒局结束，明天到来，复又回到庞大的川流不息的生活中做回平庸的自己，继续平淡无奇地去经历日往月来的一生。

大头马也写过一篇以“之夜”为题的小说，叫《梅林之夜》，说的是几个年轻人总是围聚一起，玩一个叫“阿瓦隆”的以亚瑟王为主题的角色扮演游戏，渐渐地，游戏角色和现实人生发生了隐秘的连接，甚至彼此纠缠。像大头马其他小说一样，这篇小说充满了新新一代青年亚文化的气息，叙事真幻难解，对人物驱遣自由，全无挂碍。自出道以来，她从《谋杀电视机》到《不畅销小说写作指南》再到《九故事》，主题上天马行空，题材上百无禁忌，不断从推理、科幻、玄幻等类型文学乃至电脑游戏中对小说作跨界的引渡和整合，其“松弛感”正体现在对文无定法和她自言的“活的小说”的追求上。

从籍贯上大头马是合肥人，但从文学地理上她归属江苏，这不但因为她入选了南京市第三期“青春文学人才计划”，而且如《所罗门王的指环》等作的诞生也直接导源于她对南京这座城市的深入体验。大头马之外，如孙频等籍贯外省的优秀青年小说家也在江苏打开一片新天地。江苏各地风习民俗大不同，文学也异彩纷呈，前述对几位青年才俊挂一漏万的介绍为方便而提炼其同，其实更多是和而不同，因篇幅未及谈到的作家也是在接续前人的基础上各美其美，这是必须要作出补充的。

（作者系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