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玄同的“开放心”
说起钱玄同，许多人想到的是他的激烈。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初，他与刘半农演“双簧”，借机将旧派人士骂得狗血淋头；他觉得汉字笔画太多，难懂难写，应该在条件成熟时彻底废除，走世界共同的表音文字的方向；他认为人活在世上，总的倾向是越来越保守……此类言论一向被人当作另类，在其生前招来关注的同时，也惹来了大量的非议。
然而，言论的偏激并未妨碍钱玄同做一个忠厚、宽容的人。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高步瀛中过举人，是桐城派古文家吴汝纶的学生，曾经留学日本。他性情耿介，在任国民政府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时，看不惯“大元帅”张作霖的所作所为，辞官进大学任教。高步瀛旧学功底深厚，对古典文学一往情深，而钱玄同曾将旧文学概括为“选学妖孽，桐城谬种”，特别惹高步瀛生气。
一次，高步瀛给学生讲《文选》，讲着讲着，突然大发脾气：“有人说‘选学妖孽，桐城谬种’，谁是‘妖孽’，谁是‘谬种’？他们懂吗？”而此时，高步瀛所指责的钱玄同正担任北师大国文系的主任。高步瀛每年的教授聘书，都是钱玄同送到府上的，高步瀛在课堂上想骂就骂，钱玄同的聘书该送就送，从未想过要将此人换掉。
钱玄同胸襟之博大，更体现在他对黄侃的评价上。黄侃与钱玄同师出同门，都曾经做过章太炎的学生，最初关系非常好，1926年黄侃来北师大教书就是钱玄同推荐的。那年，钱玄同妻子患重病，必须请假半年，他觉得黄侃正好可以补这个缺。后来，他们一个倾情于“小学”（训诂之学），天天穿行在发黄的故纸堆中；一个钟情于新文化运动，主张白话文、提倡新道德，因此二人志趣渐行渐远。又因为与师大国文系主任吴承仕相处不谐，黄侃第二年便辞职南下。
1932年，黄侃与章太炎来京，与钱玄同在老师的住处相遇，几个人一同等着老师出来。当年在日本留学时，黄侃戏称钱玄同为“钱二疯子”。此时，他突然说：“二疯！我告诉你，你很可怜呀，现在先生来了，你近来怎么不把音韵学的书好好读，非要弄什么注音字母，什么白话文……”钱玄同听了勃然大怒，拍着桌子大吼：“我就是要弄注音字母，要弄白话文！混帐！”两人大声吵了起来。章太炎听到赶快出来劝解，希望他们“以国事为重”。
黄侃取笑钱玄同，有时到了让人无法忍受的程度，比如他曾在课堂上对学生说，钱玄同的文字学讲义是因为他撒了一泡尿而得来的。当年两人同在日本留学，时相过从，交谈间，黄侃生了便意，去上洗手间，回到宿舍发现一册笔记已经不见了。他猜想是钱玄同偷去了，但钱玄同死不承认。
对于学者，学术原创等于生命，黄侃此语绝对称得上是“诛心之论”。钱玄同虽然极为不满，但他非常了解黄侃其人，没有与他过多计较。1935年，黄侃因饮酒过度死于南京，钱玄同写了一副催人泪下的挽联：“小学本师传，更细绎韵纽源流，尾勉求之，于古音独明其真谛；文章宗六代，专致力深思翰藻，如何不淑，吾同门遽丧此隽才。”
钱玄同对陌路者的态度，也与其“开放心”深度相关。1926年4月8日，钱玄同给周作人写了一封信，里面有这样一段话：“中国人‘专制’一尊的思想，用来讲孔教，讲皇帝，讲伦常……固然要不得；但用它来讲德莫克拉西（民主）……讲赛英斯（科学）……还是一样要不得。反之，用科学的精神（分析条理的精神）、容纳的态度来讲这些东西，讲德先生和赛先生等固佳，即讲孔教，讲伦常，只是说明他们的真相，也岂不甚好。”在信中，他还明确反对当年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那种“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的霸道，觉得这种观念理应改变。换句话说，他把手伸给陌路者，不是为了表演，不是为了趋利避害，而是源于内心对民主、自由精神的尊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