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与中国今词学
图一：20世纪词学传承图
图二：百年词学开辟图
20世纪60年代，就读大学本科，接触到王国维。本科毕业，报考研究生，入读夏承焘先生宋词研究课程。夏先生出了四道考题，各占25分。其一曰：说一说你所喜爱的三部词话。三部词话，我选二部，张炎《词源》及王国维《人间词话》。另一告缺。应当是词话考题以外，其余各题答案都较圆满，全卷合计，得分91.5。进入70年代，至1978年，我以研究生身份“重新报考”研究生。报考专业，唐宋文学；导师，吴世昌先生。初试后复试。在“贡院”（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接受主考官吴世昌先生面试。问：你最喜爱的词话是哪一部？ 答：王国维《人间词话》。又问：为什么不是况周颐的《蕙风词话》？ 但未及应对，吴先生便自己说了起来，并且足足说了将近一个小时。当时，欲辨忘言，尚未知晓此中真意。这是我两度报考，两回读研，与王国维《人间词话》所结下因缘。甲辰仲秋，第十一届中国词学研究会年会暨词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于广州中山大学召开，主事者邀为学术研讨发言，还是离不开王国维。因时间关系，未能尽所欲言，今特借《中华读书报》之一角，略尽所未尽之言。
一、古词与今词以及古词学与今词学
研讨会上，我的发言题为：《20世纪词学十事》。说的是中国今词学在20世纪这一时间范围内所发生十件大事。中国今词学，这是与中国古词学相对应的一个学科概念。表示中国倚声填词，其倚声及倚声之学，亦即龙榆生所说填词与词学，经由唐、宋、元、明、清，一路下来，直至民国、共和，可划分为古今二段，即古词与今词以及古词学与今词学两个片段。这是依据中国倚声填词相关人物及事件所进行确立及划分。古词与今词，以清季五大词人王鹏运、文廷式、郑文焯、朱祖谋、况周颐为界线进行确立及划分。凡与清季五大词人同时或之前出生作者所创作歌词统称古词，五大词人之后出生作者所创作歌词统称今词。古词学与今词学，以1908年王国维发表《人间词话》为标志，进行确立及划分。凡于1908年之前所创立词学为古词学，于1908年之后所创立词学为今词学。本文所说为王国维所创立中国今词学。
我将1908年断定为古词学与今词学确立及划分的年份，这是因为这一年为王国维《人间词话》最初刊行年份。王国维《人间词话》提出“词以境界为最上”，倡导以境界为标准，评论作品高下。这是与王国维之前以本色论词所不同的一种批评模式——现代词学境界说。王国维之前，通行本色论，以似与非似为标准说词，只重意会，不重言传；王国维之后，以境界说词，所谓有与无有，可以现代科学方法加以测量，也可以现代语言加以表述。从本色论到境界说，批评模式的转换，这是中国倚声填词古今演变过程一项重大变革。依据中国倚声填词在20世纪的发展、演变及相关人物世代传承状况，多年前，我曾以篮球队与足球队组合方式，对于20世纪中国五代词学传人进行编排列坐（见图一）。
20世纪中国五代词学传人，代表五个不同世代或者辈分。一个世代二十年。以出生年份计，但非以单个人计，而是以世代计。如图所示：第一代，1855年（清咸丰五年）至1875年（清光绪元年）期间出生者。五人组合，一支篮球队。代表人物朱祖谋，“集清季词学之大成”“为词学之一大结穴”（叶恭绰《广箧中词》）。五大词人业绩建树，主要在继往。而活动年代，除文廷式、王鹏运外，郑文焯、朱祖谋、况周颐三人均进入民国。第二代，1875年（清光绪元年）至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期间出生作者。十一人，一支足球队。代表人物王国维与胡适。一个着眼于意和境，以有尽、无穷，评定优劣、高下；一个着眼于人和事，以匠手、天才，评定高下、优劣。前者以治哲学方法治词，能写、能观，善入、善出，充满睿智；后者以治史学方法治词，设想、求证，选择、去取，代表识见。中国词学之由旧到新的推进，亦即由传统向现代化的推进，王、胡二氏，已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作充分准备。第三代，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至1915年（民国四年）期间出生作者。二十二人，两支足球队。百年词业之中坚力量。甲队领军人物夏承焘，民国四大词人之首。在词的创作、词学考订以及词学论述几个方面，均有卓著建树。乙队领军人物施蛰存，继龙榆生之后，创办《词学》刊物，主持全国规模词学讨论会，于词学蜕变期，发挥一定组织、领导作用。所谓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其于词学的特别贡献，无可取代。第四代，1915年（民国四年）至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期间出生作者。二十二人，两支足球队。由正到变的转换。两位领军人物，邱世友和叶嘉莹，着力于论述与评赏。其正与变，导向并不完全一致。第五代，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至1955年期间出生作者。崛起于20世纪之最后二十年。共和国第一代。其代表作者及座次，留待后来者论定。
我说《20世纪词学十事》，20世纪是一个时间概念，借以界定今词学在中国词学发展进程中所占据位置及所涵盖范围。就构成历史的人物及事件看，20世纪五代词学传人中以清季五大词人为代表的第一代词学传人，属于古代而不在其范围之内；21世纪五代词学传人中1955年至1975年期间出生的新一代词学传人，于1995年间登场，属于新世纪新一代，亦不在其范围之内。因此，记述20世纪中国今词学这段历史，乃自1908年起，至1995年止，而非自1900年起，至1999年止。这是中国今词学在20世纪的一段历史。这段历史所构成学科，名曰：20世纪中国今词学。
二、学科的创建及学说的确立
中国今词学，这是有关20世纪中国倚声填词实践及理论亦即创作及批评的一门学科。这门学科，由三个部分所组成，其发生、发展时间自1908年至1995年，包括三个时期。三个部分，曰：词的创作、词学考订、词学论述。统称倚声三事。三个时期：开拓期、创造期、蜕变期。三个时期，相关人物及事件共同构建中国今词学。多年前，依据这门学科在20世纪的生成状况，我曾效法胡适《千年词史开辟图》（参见拙作《百年词学通论》），制作《百年词学开辟图》，将王国维所创立中国今词学三个时期的发展、演变，如图加以展示（见图二）。
下文就中国今词学历史发展三个时期有关人物活动及事件组合，说一说对于今词学科及境界之说古今过渡及正变转换的认知及批判。
（一）开拓期（1908-1918）
王国维发表《人间词话》，倡导境界说，创立中国今词学。这是中国倚声填词史上一项重大事件。是有关新与旧、能言不能言的变革，也就是批评标准、批评方法的运用及变革。20世纪中国今词学，将1908年断定为古与今转换的分界线，既确定其性质，亦代表一定立场及观点，是一种识见的体现。因自20世纪下半叶，学界将1840年鸦片战争后的中国历史划分为近代、现代及当代三个时间段，随之，便有所谓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及当代文学的划分。这是以政治事件为依据所进行的划分，代表历史学家的立场及观点，文学史家没有自己的立场及观点。没有立场及观点，就是没有识见。故此，今日说中国今词学，其起始点不采用1919年，而采用1908年。这既是事件发生的偶然，也是历史演进的必然。开拓期十年，1908年至1918年，王国维开拓之功不可没，20世纪第二代词学传人于古今之间的转变及过渡，亦为创造期今词学的发展准备条件。
（二）创造期（1919-1948）
这一时期，词界三翼对于现代词学境界说、传统词学本色论以及新变词体结构论，各自有所承继，有所创造。胡适、胡云翼的推演，为境界说异化的开始；顾随、缪钺的阐释，为境界说的再造作准备。实际上，词界所通行，仍然是传统词学本色论。图中所说境界说的改造与充实以及本色论的充实与改造，分别说明现代词学境界说及传统词学本色论的构成及运用。
1.境界说的改造与充实
代表人物，胡适与胡云翼以及顾随与缪钺。胡适、胡云翼就境界说中的意和境两个方面所包含意思加以生发。既在意之上使得王国维重意轻境的论述进一步向左倾斜，又在境之上将王国维有关意与境的论述分别加以延伸及推演。此外，胡适、胡云翼以创造新体诗为目标，将王国维的两宋词说延伸为苏、辛词说；以男性与女性的区别，将王国维以意与境所构成的境界说推演为以豪放与婉约为标志的风格论。以上两个方面，延伸及推演，既在整体布局上，为宋词的两派说提供实证依据，亦为蜕变期词学以“词以豪放为最上”替代“词以境界为最上”提供理论依据。胡适与胡云翼，既将“词以境界为最上”，转换为词以天才和感情为最上，令王氏新说向左倾斜，又将词体划分为女性和男性两种，将词风划分为凄婉绰约及豪放悲壮二类。王国维境界说即被推衍为风格论。这是词界左翼对于境界说的改造。胡适、胡云翼之外，作为词界中翼代表顾随与缪钺，或者对于王国维所提出若干重要命题，诸如境界、神韵、高致等，尤其是高致，从思想、文化层面，作两面观，以体察其“上下床之别”；或者将叔本华关于内忘其生活之欲，外忘物之一切关系，以领略其永恒，与王国维以物观物，遗其关系、限制之处，联系在一起，以体察其通贯之处，都令得王国维的境界说更加富有诗学依据。顾随、缪钺，进一步给予添加及说明，则为一种补充。合而观之，改造与补充，令境界说这一新兴批评模式于词林占居一席地位。这是对于王国维境界说首度异化及再造。
2.本色论的充实与改造
夏承焘、唐圭璋、龙榆生、詹安泰以及吴世昌作为右翼代表，对于传统词学本色论进行充实与改造。所谓充实与改造，功夫主要用在言传上面。几位代表人物分别从词学考订、词学论述、词体结构诸多方面，现身说法，以断定其确实存在。尤其是吴世昌，推行结构分析法，不仅为本色论的言传，提供事实依据，而且亦为词体结构论的创立打下坚实的基础。这是词界右翼代表对于传统词学本色论进行的充实与改造。
创造期三十年，经过由古到今的过渡及转变，词学各领域的建设已由变而重归于正。声学与艳科并重，倚声三事全面推进。词学各领域的建设，至此已具备一定规模。在中国倚声填词史上，这是出大师、出经典的黄金时代。20世纪，几部经典著作，诸如《唐宋词人年谱》《姜白石词编年笺校》《全宋词》《词话丛编》以及《词体之演进》《今日学词应取之途径》与《论寄托》等重要论述，都是这一时期的产物。此外，缪钺《诗词散论》一书及吴世昌《论词的读法》四论，也在这一时期问世。词学各领域的建设，至此已具一定规模。
（三）蜕变期（1949-1995）
1949年，今词学进入蜕变期，所谓“蝉蜕龙变，弃俗登仙”，词界的变异，主要体现在对于学科性质及学说内涵的认知上。例如，由于相信胡云翼的话，“要词学、不要学词”，倚声三事，只剩下词学论述一事，其余二事，词的创作及词学考订，备受忽略，只是在一定范围内、有限度地展开及推演。一时间，完整的词学，被切割为残缺的词学。此外，也由于相信胡云翼的风格论，王国维的境界说，经历二度异化及再造，词界对于境界说的认知，迟迟未能到位。五十年间，今词学的蜕变，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1.批判继承阶段（1949-1965）
这一阶段，自50年代至60年代，大约十七年时间。学界出现批判继承三段式：时代背景+生平事迹=历史评价。一般文学史著作及研究论文，皆依此模式如法炮制。词界左、中、右三翼，以左的一翼，最是当时得令。由境界说推衍而成的风格论，逐渐占居主导地位；而且以风格论词，逐渐升级为以豪放、婉约“二分法”论词。王国维的“词以境界为最上”，变作“词以豪放为最上”。所谓重艳科、轻声学，重豪放、轻婉约，及至以政治批判替代艺术研究，已是极其明显的异化。
2.再评价阶段（1976-1984）
所谓再评价，即将上一阶段的褒扬与贬斥掉转过来，为原来被轻视的婉约派翻案，但换汤不换药，有些问题比如重豪放、轻婉约的趋向，尽管掉转头来，进行平反，变而成为重婉约、轻豪放，在一定意义上讲，仍然是以政治批判代替艺术研究，所采用批评模式仍旧是自己所否定的豪放、婉约“二分法”。这一阶段，词坛四大飞将缪钺、吴世昌、万云骏、黄墨谷，以推尊词体为己任，相继发表一系列文章，对于蜕变中词学进行拨乱反正。文章针对豪放、婉约“二分法”而发，或从词之特质、或从词之结构，纠正因境界说被异化所出现的偏颇。这一阶段的再评价，为王国维境界说的重构与再造扫清障碍。
3.反思探索阶段（1985-1995）
1985年，反思、探索，学界进入所谓“方法年”。三翼人马，形成三支队伍。以胡适、胡云翼为代表的左翼词学家，变豪放、婉约“二分法”为各种风格并存共荣的“多元论”，为濒临绝境的风格论寻求生路；以缪钺、叶嘉莹为代表的中翼词学家，竭力引进、添加，为重返境界说带来生机；以吴世昌、万云骏为代表的右翼词学家，提倡结构论，为本色论的继续发展指示门径。三翼人马，各有开辟。但是，蝉蜕龙变，实际并未终止。十年期间，其所反思者，主要是对于词学误区的检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于词体的认知，弄清楚词之为体究竟为何与词之为体究竟如何，二者有何不同；另一方面是对于王国维境界说二度异化根源以及王国维误人误世后果进行揭示与反省。两个方面的反思，重新确立，重新建造，返回本位。对于王国维境界说的创立而言，这是一种还原与回归；而从20世纪中国今词学发生、发展的进程看，这又是一种变异与归正，是毁灭中的重生。
总之，自1908年起，20世纪中国今词学经历开拓期、创造期、蜕变期，亦即所谓生、住、异、灭，到1995年，今词学学科创建初步告一段落，王国维以境界说词的境界说在词学史上地位基本确立，20世纪中国今词学已走完其全部历程，但其新生亦随即开始。如何于烈火中重生，这应是21世纪中国今词学所当承续之要务。这是我对于王国维所创立中国今词学及其境界说二度异化与再造的总观感。
三、词学与词学传人
上文已就王国维在学科创建及学说确立两个方面有关事项作简要说明，下文拟以20世纪中国第五代词学传人立场为之再作补充说明。
（一）王国维以境界说词的历史功过
王国维提出“词以境界为最上”，既为中国今词学学科定性，亦为现代词学境界说学说定位，颇具开拓之功。但其学说之被异化，究其原由，除了学说自身固有偏颇之外，还在于王国维本人有意无意地误导及因其误导所产生的错解。如曰：“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三句话，不说词之为体，究竟为何，而说词之为体，究竟如何。不回答词究竟是一种什么文体，而回答词这一文体究竟是怎么样一种文体。为何、如何，是什么和怎么样，一个直面词体自身，说其本质属性；一个偏离本体，说其外部特征。两种导向，目的地各不相同，若用之于填词及词学，即有两种不同结果：一种注重词体的内部特质发掘，着力于词的本体研究；一种注重词体的外部形态鉴赏，着力于词的形貌品评。蜕变期词学，注意力集中在“要眇宜修”四个字上面。不说其能言不能言之文章体制，只说其美与特别美之形貌特征。许多论述只是在词体外部做功课，只是赞赏其美与不美，而忽略其怎么样才能达至于美。这就是一种误导和错解。这一事实说明，王国维学说，对于今词学学科创建，仍有误人、误世的另一面。
（二）境内之境与境外之境
王国维《人间词话》中境界二字，大致可作两种解释：一是作为名词的境界解，表示一种高度或品位；一是作为批评模式的境界解，以之与沧浪所谓兴趣、阮亭所谓神韵相提并论。此二解说明其立说用意，但对于境界自身尚未有明确定义。今据王国维探本目标及达至目标步骤，将境界之说的三层意涵依次揭示于下。其一，境界是疆界，是一具有一定长、宽、高的体积空间，或者载体；其二，境界是意境，意即欲，境即时间和空间加上时间空间里的人和事，是一个将西方哲思引进并加以中国化所形成“意+境=意境”的综合体；其三，境界是境外之境，在境之外，而非境之内。三层意涵，由近及远，自内而外，于三个不同方位为境界二字确立义界、确认性质。三个探本度量单位，为疆界？ 为意境？ 为境外之境？王国维选择境外之境，并用之于作品解读及理论建设。例如：李煜《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往事为何？ 两种不同意见：一种认为，往事为故国、为雕栏玉砌；一种认为，往事为春花秋月。一个在境之内，一个境之外。王国维选择境之外。王国维并通过境内、境外二物，雕栏玉砌及春花秋月，联想贯通，将李煜和宋道君皇帝（赵佶）联系在一起，谓其所作虽同为以血书者，但二者并不相同。王国维称：“道君不过自道身世之戚，后主则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其大小固不同矣。”这是因大与小的比较以及从个别到一般的推演所引发联想。这一联想，不仅在精神上超越人天界限，体现出对于人类的一种大承担，而且在理论上为中国今词学学科创建奠定基础。今之论者说李煜，大多将往事解为不堪回首的故国，或者改变了朱颜的雕栏玉砌，均未道及春花秋月及与春花秋月一般美好的人和事。只是在境内，未到境外，体会不到王国维的精神、思想以至大承担的襟抱。
（三）成名之作与奠基之作
行文至此，我问AI，何谓成名之作及奠基之作？ AI以民国四大词人为例，一一作答：夏承焘《唐宋词人年谱》奠定词学地位，开创词人谱牒之学，为成名之作，亦为奠基之作。唐圭璋《全宋词》代表当代词籍辑集校勘之学最高成就，为成名之作，亦为奠基之作。龙榆生《词体之演进》《今日学词应取之途径》，改变过去评点论词形式，推动当代词学研究学科建设，为成名之作；《词学十讲》系统阐述词学问题，对词学研究和教育产生重要影响，为奠基之作。詹安泰《论寄托》一文，为常州派寄托说确立义界，为词学文化学建造奠定基础，为成名之作；《李璟李煜词》系统而集中地论述对李煜及其词的看法，曾在全国学术界掀起一场讨论，为奠基之作。AI所提供，不仅材料集中及编排快速有序，而且对于材料本质属性，如成名之作与奠基之作所具学术价值及词史意义，也能适度进行分辨。不过，AI所提供，还是不够全面、不够精准。例如夏承焘，一代词宗及一代词的综合。一部年谱无法为其论定。依我考察，夏承焘而立之年写成《白石歌曲旁谱考辨》一文，为顾颉刚发现，带往《燕京学报》发表，为其成名之作；十年后所撰《词四声平亭》一文，以实证方法演绎李清照“别是一家”词说，于体式与体制两个方面为词学本体研究奠定基础，为其奠基之作。此文后改名《唐宋词字声之演变》，收入《唐宋词论丛》。又如唐圭璋，中国词学文献学奠基人。《全宋词》为奠基之作，当无异议，但成名之作应另推《南云小稿》。此稿录存小词三十三篇。时人赞曰：“清泚骚雅，足以方驾宋贤。”这是唐氏与夏、龙、詹并称四大词人的重要依据。又如龙榆生，中国词学学奠基人。所撰《研究词学之商榷》一文，界定词学内涵，确立学科规范，堪当世纪词学奠基之作。至其《词学十讲》，列归成名之作，似较适宜。又如詹安泰，中国词学文化学奠基人。就学术影响及词史定位看，宜将校注《李璟李煜词》列归成名之作，而推举《论寄托》一文为奠基之作。此文阐发意内言外之旨，于有寄托、无寄托以及词内与词外的联想与贯通，并于个别、一般以及形下、形上的推广与提升，于学科建造原理以及方法运用为中国词学文化学学科建设确立基础。以上是我对于AI答问所作修订。
作为20世纪第五代词学传人，生当今词学之蜕变期，经历词学蜕变全过程。兴衰正变，探索反思；幸与不幸，冷暖自知。目下，21世纪中国今词学经过开拓期，进入创造期；开拓、创造，乐见新世纪、新一代传人，各有成名作之作及奠基之作行世，乐见王国维所创立中国今词学名正言顺地进入第二个词学世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