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访“林徽因”：现代爱情的建筑与现代建筑的建筑
“林徽因”作为事件的重塑
林徽因（1904-1955），被认为是第一位中国女性建筑师，也可说是在中国被谈论和书写最多的建筑师。多重方面的原因使她在改革开放年代成为一个为时长久的热点话题。
搜索中文书籍，现在有453项在标题中含有她的名字，大多出版于2004年以后——这一年相关出版数目在1990年代后期和2000年代初期相对稳定地每年新增1-3项后，首次达到两位数。出版产业表现的大爆发则集中在2010年代，其中仅2015一年就新增了52项。出版数目在2019年以后则又大幅度减少。同时，林在世期间，并未出版过任何一本书。虽然截止2023年，已有391项书目记在她名下，大多数也是2010年代出版的。
她也是互联网顶流：谷歌上现有253万项查询结果，百度上则超过最大容量1亿（放入更大语境下，当红超模贝拉·哈迪德的搜索结果是百度641万，谷歌7000万）。大众媒体对林徽因的首要关注点是对她爱情生活的讨论——可称之为围绕三个男人展开的陈词滥调。首先是中国现代诗人徐志摩，徐1921-1924年期间对她的追求以及和已怀孕的张幼仪的离婚非常公开。其次是有时被大众媒体称为中国现代建筑之父的、她于1928年结婚的丈夫——名门之后梁思成。最后是重要的中国哲学家金岳霖，林的亲密好友，并广为讹传成因为钦慕林而终生单身。
这些对爱情兴趣的关注和对林的才华的讨论紧密相关。比如诗歌和戏剧上，与徐以及泰戈尔的对话；艺术和建筑上，与梁和其他同事创建中国现代建筑教育和建筑史基础。作为第一代中国建筑师群体的一员，她1924-1927年间在宾大留学，取得艺术学士学位（因为当时建筑系不招女生），但有在建筑系作为助教工作的经历。梁倒是取得了建筑学学士和硕士学位，据传他的专业选择也是基于林的影响——林很早经欧洲旅行启发就选择了这个专业。
再者，大众评论关注她的长相。延续一种图像时代媒体的创造为争夺男人而雌性竞争，并把读者放置在男人或裁判位置上的舆论结构趋向，林的早年照片被拿来与徐和梁相关的其他女性的形象一起被评价、比较、竞争。把她封印在一个没有时间性质的物化形象里。类似的才华雌竞讨论也在她与冰心、凌淑华等同期女性作家间展开。她还被拿来与其他时期语境的女性从这些方面比较讨论：从同姓的“才女”传统虚构人物林黛玉，到当代体育明星谷爱凌，抑或她有名的艺术家/建筑师侄女林璎。
林的当代翻红或可以特别追溯到一部2000年主要围绕着徐志摩的爱情故事展开的、伴随有民国情怀的电视剧，《人间四月天》——名字取于林徽因的一首诗，也是现在最出名的一首（图1）。
图1 （左）电视剧《人间四月天》（2000）；（右）《你是人间的四月天》发表杂志（1934）
然后，又有更多关于林的讨论和话语的两种分野。一种，有明显的浪漫化和戏剧化的再创造；另一种，反对前者浪漫关系和人生故事的提及，认为这降低了她的专业价值，强调历史和学术地研究“真正”的林和她所做工作。这一方面，她的儿子梁从诫1999年首次编辑出版了林的文集。她建筑师的这一角色则被她生前最后所在的学术机构——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在2004年她百年诞辰时出版的《建筑师林徽因》（同名于梁给她的墓设计的座右铭）一书及相关活动，在当代重新强调。
然而，本文不满足于这种对于浪漫故事和历史真实、爱情生活和专业生活的敌对分野，而试图将它们编织起来通过在这一视角和方法下重访“林徽因”这一事件，而非孤立英雄式人物，去思考全球格局下在中国现代爱情的建筑以及现代建筑的建筑。方法上，运用了多种具体媒介作为历史资料，包括大众网络、档案文件以及通俗小说。这本身也在拒绝大众消费和精英学术的审美分割和权力等级。
殖民潜意识下的现代爱情和建筑
1920年代，是一个中国变革集中的时期，新的主体、新的国家身份以及社会结构、家庭结构、文学方式等等各方面都在被探索和更新着。尤其是，雷俊等学者们所说的一种“新的有感觉的人/男性”。在这里，“爱情自由”服务着被期望着的个人与国家的自由和自主（Jun Lei, “New Men of Feelings: ‘Freedom of Love,’ Modern Ethics, and Neo-romantic Masculinity of the May Fourth Generation,” Mastery of Words and Swords: Negotiating Intellectual Masculinities in Modern China, 1890s-1930s,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22, p. 88-116）。这是一个新的对充满力量的知识分子男性的重建，尤其远离了在这之前中国变革中的充满身体力量的军阀男性，同时也远离了封建系统下的科举考试制度和国家行政职务体系中构造的知识分子男性。“感觉”和“爱情”在这里都成了新的范式，暗含普世价值（期待恒定、权威以及自然化），原真性（期待真正和原本），并且重要地远离野蛮暴力（趋向于被启蒙的），同时饱含微妙和复杂的预示。这也明显地与对个人自由的倡导相连，反对社会和家庭对婚姻的包办和对个人生活的制约以及其中对女性的压迫。然而奇特的是，这其实从某些方面是进一步地对女性的压迫，与国家的自我殖民一同进行。这种在两人灵肉结合中构筑主体的浪漫的爱，从恋爱到婚姻到永恒，如文学与文化学者大卫·舒曼指出的，或是一种欧美近期的发明（David R. Shumway, Modern Love: Romance, Intimacy, And the Marriage Crisis，New York and London: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3）。而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向之学习并将它当作国家和他们个人新的主体性的指导。在这种探索中，新的女性成为了新的男性可以成立的一个必需品，而后者也充当了前者智慧而有力量的导师，与欧美和中国的情形平行相映。在对欧美社会文化体系全盘崇拜和接受的危险中，另一方面，这里也有用某种抽象的欧美女性作为女性“线性进化”标杆，以产生符合该欧美女性标准的中国女性来展现中国国家的发展进步的倾向。同时，多以妻子身份驻扎在殖民地的白人女性也成为了当地女性的导师。斯里兰卡女性主义学者库马里·扎雅瓦尔德纳在《第三世界女性主义和国家主义》一书中指出，这一现象在20世纪上半叶去殖民运动的亚洲广泛出现，连同着在国家主义斗争中女性作为男性必要附属的参与和重构的存在（Kumari Jayawardena, Feminism and Nationalism in the Third World 1986，New York and London: Verso, 2016）。
在大部分中国女性都未受过高等教育的时代，有良好教育、国际眼界、文艺追求的林成为了一个可以形成灵肉连结和铸造新的有感觉的男性的稀有资产。难怪她是徐的渴求物，并且，他们的邂逅和交流也的确激起了两个诗人的形成和作品的产生。
然而，化解掉唯一的理想的爱，林的确是这一代知识交流的一个跨学科节点。除了徐——诗歌；梁——建筑；金——哲学；还有和胡适以及沈从文等人的文学交流，以至于文学评论家宋伟杰写道：林是京派文学的灵魂（见Weijie Song“The Aesthetic versus the Political: Lin Huiyin and Modern Beijing.” 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 Vol. 36 ，Dec. 2014: 61-94, p. 83.）。这一对杰出人物关联的聚焦却也夹杂着阻碍中国思想界至今的精英主义。但在林的具体例子中，我们也看到她带着同样的灵魂、注意力、和激情去和她八岁的女儿讨论建筑考察（图2）（如她给梁再冰的信，1937年7月。《林徽因文存》，陈学勇编，四川文艺出版社，2005，p. 86-88），或在农村向匿名手艺人学习陶器。
图2 林徽因给梁再冰的信中的图（1937）
另一方面，爱情范式在徐的诗意理想之外，以另一种方式崛起，具体化在建筑学科里，并需要更多其他介入和思考。
两项最初关于林和建筑的重要的专业和个人方向的讨论将林和梁作为一个整体对待。即，她的美国密友费慰梅1994年的书《梁思成和林徽因——一对探索中国建筑的伴侣》，以及央视2010年的纪录片《梁思成和林徽因》（图3）。两项都不出意外地将梁的名字放在林前面。
图3 （左）费慰梅《梁思成和林徽因——一对探索中国建筑的伴侣》（1994）
同时，由梁从诫编辑的林“自己”的建筑写作，在初版之后再出了很多版本。其中2014年的一版，它们同美术写作汇作一起形成了两卷（另外还有一卷“小说·戏剧·翻译·书信”和一卷“诗歌·散文”），包含文章：8篇林为作者；2篇林梁为共同作者，林为第一作者；7篇梁林为共同作者，梁为第一作者，其中两篇还有另一作者；以及3篇出版于梁名下但脚注了林的贡献。从一定程度，我们的确可以观察到林和梁专业上和婚姻上的“灵肉”融合。这可以被理解是历史上我们所见到的最早的业界所称“建筑夫妻档”之一（当然，就像没有全能的历史视角，也没有绝对的最早。林梁之前或有1911年结婚的Walter Burley Griffin和Marion Mohony Griffin；以及1910年代相识的阿尔瓦·阿尔托和艾诺·阿尔托），在很多最早的知名现代建筑夫妻档之前——比如开始于1940年代的伊姆斯夫妇，或是开始于1950年代的史密森夫妇，与密斯和莉莉·赖斯1920-30年代而之后才被注意到的合作同期开始。建筑历史学家比阿特丽斯·科伦米娜，聚焦在欧美案例上，写道：“1950年代见证了最早的建筑夫妻档（Beatriz Colomina, The Private Life of Modern Architecture 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chitectural Historians 58, no. 3，Sep., 1999: 462-471, p. 467）” 。林和梁作为建筑夫妻档的先锋一事并非在意料之外，如前文所提，当时时代语境是林在宾大时，建筑系尚不允许女生入学。而这一历史性别不公也尤其导致了建筑夫妻档的产生和流行，如女性主义建筑历史学家简·兰道尔写道：“在男女建筑师搭档合伙关系中扮演那个女性建筑师角色，是女性从事建筑实践的一经久既定形式（Jane Rendell, ‘Introduction: Gender, Space, Architecture’, Gender Space Architecture: An Interdisciplinary Introduction, eds. Jane Rendell, Barbara Penner, and Lain Borden，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225-239, p. 228）。”林和梁的“终身伴侣/搭档”的“成功案例”，成为了五四一代之后追求的理想现代爱情的模版，同时使得现代建筑实践也成为了这一生成的理想场所。伴随它们的是一些其他更有社会外溢性的筑造：比如浪漫的男性解救故事线，作为新女性导师的新男性，以及女性作为职业贤内助的新的家居工作。
反思流行范式
在翻红林作为理想爱人的肥皂剧上映两年后，清华大学纪念林作为第一位中国现代女性建筑师的书发行两年前，出版了一本走红的青春小说《爱上爱情》。作为2001年的现象级青春小说《我为歌狂》的续集，这本书重点聚焦了麦云洁的爱情故事。这位在第一本小说中很美很闪亮的女子乐队主唱，不知怎么的续集中在大学里很抑郁地学了建筑。这本书开篇是她在一节建筑历史课上睡着了并因此同教授惹上了麻烦，她说这是：“最枯燥、最不解娱乐为何物的课堂。”
这一形势改变了，她重新找到自己并被一段有必要夸张剧情转折的恋爱激活：对方是位叫毕世廷的男生，大个几岁的学长，从成绩到社会工作各方面都最优秀的学生，帅，身高180以上，打篮球以及所有其他。毕有“无懈可击”的基本功但欠缺一些天马行空，通过一个艺术中心为题的国家大学生设计竞赛发现了麦云洁的才华，在一位设计课老师撮合下，和她一起合作，并或引导她找到她作为建筑师的新的主体性，而他也被她精灵古怪的生命力所补全（图4）。
图4 《爱上爱情》中的建筑CP
这样一个将爱情和建筑编织在一起的流行故事出现在林徽因的当代再发现以及流行之中并不是一个巧合。它具体精准地在时间上位于林爱情故事的戏剧化和她作为严肃建筑师的再建立之间，暗示着一个现代爱情和现代建筑一体的范式在起着作用。另外，这本流行小说包含并强调了这个现代爱情和现代建筑范式的问题，潜意识地发生和追溯性地架在林身上，并在她流行的现象中进一步延续。
这个故事尤其令人“感动”，因为毕不和女生合作，十分看不起她们，有很多仰慕者但从未喜欢上任何女生，而麦这一情况十分难得，因为他被她设计上的才华吸引了——其他人也附议，比如，麦最大的仰慕者之一，看到她设计方案惊讶地说“一直以为她除了漂亮以外没什么特色了”。这些也伴随着毕对建筑系才女样子的想象：“普普通通的长相……也许相貌一无是处……”乱乱的头发，清亮的眼睛。这也在另一位女生身上得到体现：艺术系系花被毕称为“没有大脑”。
通过交织浪漫和作品，本文由此拒绝这样消耗女性和男性的主客分离，展现行动者们通过与情感一起的整体活力的流动，在常使他们静止化的既成社会关系中勃发。在这些生活的事件中，他们产生作品，作为一种有意图的副作用效果。在强调这种物质整体的存在下，外表甚至就是大脑。即，我们通过生活的经历和在环境中的存在分别接受和产生着大脑和社会形式（比如在Catherine Malabou, What Should We Do with Our Brain? 2004 trans. Sebastian Rand一书中阐明的）。我们的内部的个人大脑和我们外部的包纳个人外表的社会大脑，在时间中进行的给予和索取的过渡和跳跃中相互交换。
小说一条主要故事线是麦与毕竞争，或是向他证明自己，这导致麦决定放弃音乐并努力考入毕所在的最好的建筑学院。麦在因为各种误会导致的在她顺利入学后没得到毕的肯定后心有余悸，并在他道歉以后同意和他开始一段亲密关系。
确实，在这一爱情的建筑以及它和合作性的建筑设计过程的紧密联系中，伴侣/搭档双方互补彼此。女性主体被抬高也被贬低，在顺应寻求男性主体的认可和女性低下作为前提的状况下——尤其是那些“美女”，顺应着装饰性物品价值和有思想主体二元对立互不相容的结构预设，她的整个生命都倚仗着这一伴侣关系。
这也立刻同时抬高和贬低了男性主体，建立了一个小的与家庭生活相联的两人共同筑造的搭档关系的世界，在这基础上扩张到建筑世界筑造。这里，“建造一个房子/家”的问题被科伦米娜提出，是20世纪现代建筑的历史问题——基于她对伊姆斯和史密森夫妻档的研究（Beatriz Colomina, “Coupling,” Oase 51 1999: 20-33, p. 32-33）。这四个个体都没能成为独立行动的、可被认识的个体，这两个建筑实践都由他们的亲密关系作为盖过其他存在的能动者。同时，现代建筑和它对永恒的暗示和期待，似乎也变成了最完美的适合落地和见证爱情到婚姻到天长地久的一个常态叙述和预期的学科。
图5 （左）史密斯夫妇（1951），（右）皮诺斯和米拉雷斯（1987）
科伦米娜还观察到了建筑夫妻档之间的代入和延承，从伊姆斯到史密森到米拉雷斯和皮诺斯（图5）——他们两人的分手让史密森夫妇很担心他们的工作，因为，科伦米娜分析道：“想法是在连续的交流中形成的。当这个合伙关系也是亲密关系的时候，就有对这个想法的出处有更多的不明确了。这种不明确非常地有生产力”——科伦米娜和丈夫Mark Wigley本身也是建筑历史理论界的著名夫妻档。话虽如此，在这种不明确的建筑中，似乎有一种令人不安的唯一叙事，即，需要有一对人存在交融共生才能使一个连续的建筑项目生存（或甚至永存）。它同关系的终结一起灭亡，这关系也似乎势必需要是一个连续发展的存在。毕竟，我们还有那些姓氏机构：史密森，伊姆斯，甚至费/费尔班克斯。费慰梅在有爱地写她的中国朋友时，其实是在写与她与费正清自己婚姻和伙伴关系相平行并映射到的另一对。并且她令人困扰地将林和梁唤做“梁们”——不，徽因保留了她的姓氏，林。这对她同时代的欧美人完全是个异类，而更相近于1980年代的米拉雷斯与皮诺斯的情形。这种对一对夫妻档的追溯性的需求如此强烈，以至于在当代林和梁的再发现中，他们最有名的和费正清费慰梅一起作为两对夫妻的照片，其实是对原有照片的截取：砍掉了在另一个座位上的金岳霖（图6、7）。
图6 网络搜索结果中“费”和“梁”两家的经过截图的照片（一排左二，二排左一）
图7 截图前照片（左图到右：金岳霖、费慰梅、林徽因、费正清、梁思成）
不同的爱人
林的案例不是或远远不仅是中国男性居高临下的爱人成对，或是建筑的永恒合伙交融。或许在她早年和徐的关系中，有一些教授关系，是在他根据具体历史局限性下“爱上爱情”（Lynn Pan, “Exalting Love: Xu Zhimo,” When True Love Came to China,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5, 207-228, p. 221。评论徐 “[爱上爱情] being in love with love”），以建构他的新的现代人格时。但总体上，林作为一多维立体的个体（或节点）存在于复杂网络之中，和他人平等，他人也和她平等。尤其超越与她的出生关联的精英与大众分野，由战争促进，也与她的国际经历不无关联——在另一种殖民情境下的与她在中国的高等级社会地位的错位。虽然，在既有对权力的期待和相对应的性别价值体系中，梁有可能并不高兴她“风头盖过”他，因为大家都记得林才是交谈的中心。她创作、交流、合作，包括和梁在建筑上。这些行为并不是既定意图导向的——即初始便锁定目的出版成书、建成设计作品等——而是出于有机发展的好奇，兴趣，和正向力，并不寻求或保存权力，即使由此被描绘成梁的得力助手以及因为是女性而承担着家庭琐事。而她的思想和工作也多以生活书信，工作文稿和设计修改意见等交流事件遗留轨迹档案留存于世，伴随少量多强调合作的、发表的诗歌，文章，以及落地的设计——除一些书籍杂志的封面设计外，最为人所知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1949）以及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1953）。
另外，她在这一存在中有着多样的丰富多彩的伙伴们和兴趣们。它们波动，变化，不稳定，多方面，包括艺术、建筑、诗歌、戏剧、文学等等，远超过一个一夫一妻制的一对人共生融合的小世界。她的生活是她自己的多种媒介的建筑工作室，而并非她和梁的人生伴侣以及交织的共同作者关系。并没有一系列连续的建筑工作契合于哪个伴侣关系和哪桩婚姻。也没有一段爱情的建筑，比如她和徐的经历，契合于她的生活建筑工作。
然而重要的是，她的确是一个爱人。不同于对于主流爱人的建筑的是，她的爱是一种类似斯宾诺莎理论中的生命的正向力，交织在她的生活、感受、情绪，她的活力和敏感之中，通过多种出口，连接、合作、破裂，存在于转瞬即逝的时间性碎片事件以及物质性的“多余的”“琐碎”中——类似她1934年的小说“九十九度中”里所呈现的蒙太奇的电影的建筑（见SHIH Shu-mei, “Gendered Negotiations with the Local: Lin Huiyin and Ling Shuhua,” The Lure of the Modern: Writing Modernism in Semicolonial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 204-228, pp. 211-215的精彩分析）。她1936年2月27日给沈从文的一封信里写道：“凡是在横溢奔放的情感中时，我便觉到抓住一种生活的意义……我认定了生活本身原质是矛盾的，我只要生活……反正我的主义是要生活，没有情感的生活简直是死！”这样，或许幸运地她从没“现代”过，不论是爱情抑或是建筑。而我们或可以从中找到一些开口和空间，让它们其他的构筑可能性，在如此的有时间性、物质性和强烈生活、情感浓度的爱的事件中去显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