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洱：未来的中国小说必须寻找一种新的叙述方式
我们今天所说的小说，跟我们通常所说的神话、史诗、寓言和传奇故事都不一样，而是植根于神话、植根于史诗、植根于传奇故事。
有一个说法，认为小说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社会和市民的产物，就是我们今天的小说，跟以前的传奇和《三国演义》不一样。黑格尔干脆说，小说是近代市民阶级的史诗，它表达了散文性质的现实世界，比如说以前的小说，或者说以前的文学表达的都是过去的世界。比如说用论文和诗歌形式来表达过去的世界，小说表达的是现实的世界。
在黑格尔之后，俄国有一个著名的批评家巴赫金，他认为小说是史诗的后裔，按他的说法小说现在远没有定型，其中他强调他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在他的小说里面罪犯、流氓将同时发出自己的声音，以前会有一个主导的声音，但是在他的小说里面，所有人发出的声音地位是平等的，也就是说每个人每个声音都具有同等重要地位，在各抒己见。有多少个人，就会有多少个声音。
但是非常有趣的是，在1934年就是跟巴赫金发表这个小说的同时，本雅明发表了一个论文，题目是《讲故事的人》。
本雅明的观点与巴赫金相反，他认为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里面，个人的经验和个人的价值已经贬值，个人的存在已经没有这么大意义了，他用一句德国谚语来说明这个问题，说远行者必定会讲故事。什么意思呢？从远方归来的人，那些水手最会讲故事，那些走街串巷的人最会讲故事，因为他讲的故事是我不知道的。
那么他说讲故事的人就是从远方回来的人，他带来了远方的故事，带来了不同的知识，不同的价值观，用一个术语来说就是带来了经验的差异性，这句德国谚语与一句中国的谚语非常相近，就是远方的和尚会念经，我愿意相信从远方过来的人，我愿意相信他的经验，我愿意相信他的故事。
但是本雅明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来临，随着现代传媒的发展，远方的地平线消失了，经验和差异性消失了，远方来的和尚是怎么念经的，我通过报纸、电视、微博我已经知道了，你的经验和我的经验之间没有那么大的差异性，你讲述的故事我提前就知道了。
在这种情况下，本雅明认为小说的存在价值几乎被取消了。本雅明对这样的状况深感悲切，他甚至认为由于现代传媒的高度发达，人们已经不需要通过文学作品来认知世界，来感知世界，来提高自身的修养。
我们知道新闻特性是，坏消息就是好新闻，最坏的消息就是最好的新闻，只有最坏的消息才能引起我们的兴趣。
这么一来当代人每天就生活在一个由各种坏消息所构成的世界里面。当人们不是通过文学作品，而是通过新闻来认知世界的时候，我们发现当代人变得越来越浅薄了，因为你每天接触的消息全部是坏消息，全部是坏人坏事，而坏人坏事通常来说他的修养没有那么高，这么一来本雅明认为，当代社会就成了一个没有教养的文明社会，看上去是文明社会，但这个社会已经没有教养了，这是巴赫金和本雅明对小说产生的两种基本上截然相反的判断。
但是比较有意思的是，巴赫金和本雅明对小说的判断，跟他们自己的经历有关系：
巴赫金在30年代研究陀斯妥耶夫斯基小说的时候，他刚从北哈萨克斯坦的一个小镇流放回来。而本雅明讲故事的时候，他为躲避希特勒刚开始流亡。也就是说批评家对小说和小说史未来的判断，跟他们自己的经验有关系，跟他们的个人经验有关系。他们的批评实践甚至都可以说都穿越了历史的阶级、意识形态。
比如说巴赫金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但他对小说的研究，表明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用情甚深，非常感兴趣，他几乎带着赞美的语调来谈资本主义，虽然他是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家。而本雅明也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家，但是他却对资本主义社会所描述的发达资本主义之前的社会充满缅怀，尽管他们的观点各不相同，有一点相同，就是他们实际上都在强调个人价值。用一句术语来说，就是都在强调个人的主题性。
现在问题来了就是，与巴赫金和本雅明所处的那个时代相比，中国目前的社会现状更为复杂。这种复杂性甚至超出了西方小说家同行的想象。
我们完全可以说巴赫金在当时的陀斯妥耶夫斯基所看到的那个社会，在当代中国社会已经比比皆是，同时大众传媒对当代人的影响已经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
由此形成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成为一个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集合体，中国的火车头已经进入了后现代，但是中国火车的尾巴还留在前现代。我有一个比喻，中国社会就像三明治，它像是一个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一个三明治，那么个人存在价值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被强调，这是体制的力量。
我所说的体制不仅仅是指社会的体制，而是体制的力量、资本的力量、工业化的力量、技术化的力量，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可以吞噬一切的新的体制化力量。这种体制化力量，无时无刻的不在取消各种主题性。生活在中国的每个人大家面临这个庞大的社会体制、政治体制、技术化力量、大众传媒，当他们面对所有这些力量共同构筑的那个体制化力量的时候，每个人都感到无力。
对于中国的小说家来说问题就复杂在这里，怎么复杂呢？
出于对个人存在价值的肯定，我们要讲故事，我们小说里面要有情节、人物，人物要有性格、行动，行动要构成命运，要有事件的完整性，叙事要有规律，我们知道这是小说的经典模式。
但是你只要用这样经典小说的经典模式，用它来讲述中国目前的社会，讲述中国目前的现实，你的小说在我看来是假的。就是故事、情节、人物、命运、行动所有这些东西，当中国作家在讲故事的时候，如果还讲求情节的完整性、因果率，它在反映生活方面已经失效了。
当代小说家，如果他是一个认真的小说家，他必须去寻找一种新的叙述方式，寻找一种跟传统、经典小说不同的一种叙述方式。
之所以要选择这样的叙述方式，就是为了要建立小说和目前中国复杂社会现实之间的对应关系，重新找到一种对应关系，重新建立一种互动关系。找到这样的叙述方式是要对中国目前复杂的社会现实做出尽可能有力的回应，我的困惑在这里。
在这样一种体制化的力量前，我们如何保持最低限度的个人可能性，如何尽可能的使个人经验仍然具有对话的能力？我虽然不是从远方来的，但是我仍然有个人经验，我的个人经验怎么和你构成对话关系，我相信在目前这种高度体制化的现代社会，这个是小说存在的最重要的理由，也正是由于这种理由，使我们有足够的动力对小说进行不断地自我更新。
（本文为李洱老师于2013年3月在“爱丁堡国际作家论坛”上的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