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的加速度与行动的方法论——陈斌先《梦魇》的一种题解
插叙打开了《梦魇》的历史宽度，让这个中篇小说在较为有限的篇幅中，展开了数十年的线性叙事时间。插叙紧贴着叙述者甘永年的内心感受所运用，这让他拥有了对于叙事时间起点的决定权：他将之开始于在长安齿轮厂与赵雅芝相识、相恋时刻。这一叙事时间起点的选择，聚缩着主体记忆的浓度。这一浓度，由唐诗宋词的风雅与桃林的浪漫所饱和。此后的时间，则是如走马观花、“过山车般走到今天”，稀释着记忆中的“活力与热情”。换言之，作为小说家精心择取的叙述方式，插叙的今昔对比之功能，向读者提示着小说的要义表达：看似匀速的线性时间，被个体的内在感受附上了加速度；而记忆因其滞后与慢奏，被抛在了起点，构成时代速度与内心节奏之间的错位。
时间的“过山车”带来的并不是刺激与新鲜，而是周而复始的庸常生活，令人恍惚。在机械式的日常表象之下，人们“各显神通”，尝试留存住内心的一片“飞地”。甘永年选择在城市的角落里闲荡、独处，漫游在记忆的内外，经营着回忆里的那些浪漫时刻，思考他的“活力和热情”是在什么时候丧失的。在这一方面，赵雅芝也有着自己的做法。赵雅芝对同名明星的模仿，让甘永年骑三轮进货时也西装革履，或许如叙述者所说，是彼时时尚如此；又或许，是赵雅芝在努力维护着当下生活的体面，不被时代所甩脱。在追星失败的短暂悲伤之后，赵雅芝又迅速地找回了昔日在镀锌工作中用电解液为齿轮“化妆”所体会到的乐趣，并将之移植到了对自己当下生活的改造上。时间的加速度越大，为维护体面生活所付出的心思就越多。于是，从美妆，到服饰，再到房屋，赵雅芝的改造热情与日俱增。事实上，无论是躲进诗意化的回忆之中，还是“跟风”时代节奏，都是在时代的加速度中掩饰当下的精神虚无的方式一种。而这两种接纳现实生活的不同方式所展开的截然不同的行动，成为甘永年与赵雅芝“冷战”的根源。直到同样因体面而多付了一碗面钱的小夏出场，打破了夫妻二人的日常生活秩序，令他们的“冷战”火热朝天，彻底拉开《梦魇》这场闹剧的帷幕。
小夏的出场以及她带进文本中的噩梦，具备颇有意味的象征性，即指一种难以预测又不受控制的生活突变。她带来的是一个关于噩梦的描述：“其实就是一团雾气，嘶嘶的，吞吐着橙黄色的气息，直到‘噗哧’压在身上。”这一描述，被赵雅芝、甘永年分别用高度雷同的言语重复了一遍。在甘永年的描述中，噩梦在颜色、声音与实在重量之外，具备了更多的变幻性与行动力，甚至拥有混淆梦境与现实的边界的能力。不同人物为噩梦赋予了同一种形态并见证它的成长与扩散，这或许比噩梦本身携有的恐惧与暴力更为惊悚：本应是偶然随机的、具有高度“私人定制”意味的噩梦，竟在不同个体所经历的黑夜中悄然穿梭与迁移，完成了情感上的令人颤栗的秘密共享。不可忽略的是，“其实”这一副词也被重复了三次，使其同样值得被高度注意：作为“一个具有传信功能的评注性副词”，“其实”引导着叙述主体说出其认为的具有斩钉截铁、洞察真理意味的判断。也就是说，小夏、赵雅芝与甘永年分别用“其实”这一副词的肯定性意味，共同确定了噩梦的性质与功能，并似是获得了具象化与可被体感的形态特征，宛如实物。然而，“雾气”这一比喻对象的本质模糊性与不确定性，令噩梦又彻底落实为不可捉摸的无形之物。这让“其实”所含有的肯定性语气，成为了一种在束手无措时的无奈与妥协。噩梦就在这些不嫌赘述地反复重申与确认中，成为笼罩住整个文本世界的一个装置。这一装置不仅统摄着诸多情节的巧合，也装载着当下生活的加速度导致的“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后的不确定性危机。这种不确定性危机，以其偶发性与外部强制性的本质特征，充分使个体在其中感受到“无知感（不可能知道将要发生什么）、无力感（不可能阻止它发生）以及一种难以提摸和四处弥散的、难以确认和定位的担忧，一种没有靠山却绝望地寻找靠山的担忧”，噩梦这一装置所幻化的“雾气”形态，则作为文本世界的一个定制布景，象征一种被“抛入世界”的个体的荒诞境遇。
小夏作为线性时间进程中途才出现的人物，其所带来的装置却在文本叙述之始就发生了作用，构成读者在进入虚构世界必经之路上的先入之见；她生活中的种种变故的偶发性与强制性，成为推动情节发展的动因，将甘永年与赵雅芝的日子彻底混乱至“无法收拾的地步”。陈斌先就将人物“抛入”这一危机四伏的荒诞境遇之中，供读者注意他们在“完整的生活猛然破碎”之后的挣扎与自救。甘永年与赵雅芝面对混乱生活的不同应对方法论，以及二种方法论之间的抵牾与互动，就在这场危机中被充分体现，引发夫妇之间情感关系的重探与甘永年自我认同的重塑。赵雅芝以一种势必要“帮人帮到底、送佛送到西”的态度，跨越中的南北东西，帮忙寻求那一私生子的生母。这是她的惯有态度，对于她来说，“讨个说法也是开心的”。这种态度背后，是一种必须掌握一切事物的确定性意识与主体性强度。而甘永年则选择逃避，在对自我的追问中尝试遁回个体经验的舒适区。“你懂桃林、镀锌和车工么？”这是儿子在电话中质问其情感关系时，甘永年最为歇斯底里地一次反击。而这一反击告诉我们的，是甘永年仍未走出作为车床工时最具浪漫浓度的生命记忆，以及尚未拥有迎接当下生活变动不居的能力。
是危机，也是契机。甘永年挂断了儿子的电话，沉浸在记忆之中时，市场监管局的电话与环保监测站的敲门来得如此突兀。有意味的是，甘永年一方面又抗拒着来自外部权力的审查；另一方面，又追问赵雅芝为何不信任行政部门。这两处情节的并置具有高度反讽意义，暗示了小说家的意图与态度：这种反讽并不作用于公共-私人之间的权力对立，而是用于说明一种“不得不重新面对自己对自己负责的处境”。这一情节自然是“不靠谱”的，牛肉汤已然不仅是甘永年与赵雅芝的生存手段，也是其生活方式与最后的底线。对于多付的那碗面钱，甘永年可是认为“有些钱说啥也不能赚”以及对赵雅芝贪心所表现出的厌恶，我们也有理由相信他有良好的经商品格。于是，突兀的情节成为了一种契机，即甘永年重新思考偶然性与必然性的关系，并以另一种积极的方式接纳了佛经中“命中注定”的奥义。他完成了与回忆的解绑，退散雾气对视线的遮挡，向生活的不确定性发起挑战：“该来的都来吧，看看还有什么破事？”这一姿态绝不是一种消极的自暴自弃，而是一种尝试迎难而上的决绝态度。于此，在最后一节突兀的叙述中，我们看到了陈斌先之于人物的拯救行动。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