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王世家老师与孙玉石老师的友情是怎么开始的，我没有问过究竟，只是把他们的友谊当一个先定事实接受下来。生活中不乏这种情况：对高尚者的信赖和敬重，是信众对使徒一般的听从，不会产生一丝好奇和怀疑。世家老师对孙老师始终保持着高度的尊敬，这与他对王观泉、李福田甚至张恩和、黄侯兴、袁良骏等朋友的态度有些不同。世家老师是旧派文人作风，有江湖气，也有江湖上的朋友；孙老师则是明朗、智慧、律己严谨的学者，但与而已斋（指王世家既是办公室又兼卧室的10平米左右的小屋。这间屋子位于鲁迅博物馆西小院，也是当时《鲁迅研究月刊》的编辑部——编者注）的朋友圈，却是志同道合、莫逆于心、相得益彰。孙老师去世后我写《观沧海——忆恩师孙玉石先生》，特别提到自己感受过孙老师的朋友圈的“荫庇”：他们“个个重然诺，讲义气，慷慨率性，嫉恶如仇”，有的饱学深沉、见解深刻；有的聪明开朗、博识多才；有的质朴木讷、踏实耕耘；有的理想高执、砥砺以行；有的单纯专一、俯首甘为……这高尚、智慧、脱俗的一群，其实也正是而已斋周边，二者基本是重叠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学术圈的这种人际交集，我在另一篇文章中将其表述为“好人和好人玩，不和坏人聚”，被朋友嘲笑“辣眼睛”。不过想来想去，终归还是觉得它与“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有别，算是一种基于价值观和人文趣味的共同体的缔结吧，不是简单的社群分类。

1986年在鲁博召开过一次组稿座谈会，会上陈涌、林志浩等先生严厉批评王富仁的鲁迅研究，孙老师则批评不要“二次神化”鲁迅，引起王富仁极大反感、委屈和误解。面对学术新生代的误解，孙老师惟有苦笑和沉默。记得孙老师要我从世家老师处借来会议录音磁带，反复聆听多次，却终究一字未写，一句未复。这其中，应该是隐含了肩住黑暗闸门者的苦衷吧。今天想来，鲁迅研究不仅该有对鲁迅研究的批判反思，也应该有对鲁迅自身的批判和反思。孙老师有一次对我说，他赠送王观泉一瓶洋酒，但旋即发现送去的不是酒，而是一个空酒瓶，马上赶过去改正、调换。我好奇这个错误是怎么被孙老师意识到的，也不知道受赠者观泉先生收到错送的空瓶会怎样反应。“爱人赠我玫瑰花，回他什么——赤练蛇”吗？ 这不仅是伦理学难题，而且快成哲学问题了。在我看来，孙老师虽然一向注重师生交谊、新老传承，但在学术上，他显然是更爱真理的。

辽宁省社科院的马蹄疾先生也是较早去世的而已斋旧客之一。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因为人民文学出版社修订《鲁迅大辞典》之故，马蹄疾先生在鲁博客房住了近半年。他与鲁博的李允经、陈漱渝两位关系交好，走的是史料文献研究的路子。和世家老师也是东北鲁迅学会旧友，因此那一段时间，他也不时出入而已斋。他本是浙江温州人，尝做过很长时间的锁匠，有一些手工艺人的积习。他说过两句大话，一是世界上没有他打不开的锁，一是给他写信只要写辽宁鞍山马蹄疾收就能收到。马蹄疾先生在鲁研界是出了名的勤奋、节俭和刻苦，因为学历不高，他内心十分自尊和要强。他在鲁博客房的墙上挂着自书的几个字“独持偏见”。我听他很深入地讲过他在辽宁省社科院文学所职称评定和提拔等方面遭受的挫折，所经受的打压。这些不幸遭遇，其实那些学历出身很好的人也同样经历，只不过他们不会把人生失意归诸学历低而已。马先生十分宠爱自己的两个儿子，当时大儿子已经工作，他尤其关注上高中的小儿子，认为孩子的前程十分远大，甚至谈到他已暗暗考察过儿子班上几个女同学，看谁适合做未来儿媳。他的小儿子曾来北京新东方学外语，白白净净很文秀的样子。有一天周末来鲁博看父亲，但马先生有事外出，我便陪他聊了半下午天，他应对有致，谈吐很好。不过快黄昏当马先生慌慌张张赶回，他却冲他父亲大吼了起来，而马先生竟然一脸愧疚的样子。可见在家中他对儿子是非常平等，甚至是“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他是完全凭借勤奋和自学成为学者的，社会人生阅历极广。他对文史资料锐意穷搜：每到北京某家学术单位，就像一只嗅觉灵敏的猎犬，只要钻进资料室半日，就能有所发现和收获。有一次他神秘兮兮向我展示他在鲁博资料室的学术发现，并叮嘱我莫要告诉别人，以免被人知道禁止他再入宝山。马先生去世之后，备受他疼爱的妻儿家人，应该是更充分理解了他“吃的是草，挤的是奶”的自我奋斗、自我牺牲的一生了。马先生曾给我写过一幅字，是抄禅宗六祖的语录，但他却觉得内容太消极，不符合他积极入世的劲健人生观，特意标示此条幅为“远东君来字属书”，显示其不以为然。马先生做的史料捡拾和发掘工作，结晶为《鲁迅与他的同时代人》等著作，由于缺乏思想视野，和朱正先生、林辰先生等的工作当然不可比。他更像学界的一个清道夫，把别人舍弃、忽略的，重新重视和利用起来，变废为宝。我尤其感佩他的平等待我，他的清洁、刻苦和勤俭。“他从不占人一点便宜”，他的好朋友李允经先生经常这样说起他。

靳邦杰先生是少数几个和世家老师交往的中学老师之一。进入鲁研圈之前，世家老师本为培训和提高中小学教师教研水平的黑龙江黑河瑷珲教师进修学校校长，靳邦杰先生曾经分别出任在良乡的航空学校校长和北京101中学领导，最后在名校汇文中学校长任上离休。不仅于此，二人都对现代文史资料的收集整理有兴趣，所以他们的人生发生交集，也有必然性吧。更没想到的是，靳先生又是我大学和研究生同班同学靳玮的父亲。1988年底，我初次见到坐在而已斋破沙发上笑嘻嘻的靳邦杰先生，下午昏暗的灯光里，他眼睛明亮、坦荡、诚挚地注视着我。他的 口音有点像电影演员赵子岳。他本是山西交城人，满族，因我那时刚发表过写七月派和胡风的文章，他就和我谈他青年时期在西安所接受的胡风和七月派诗人的影响。他对现代文史资料和鲁迅作品的兴趣，应该和他诚笃、质朴、宽仁然而不满现状并冀望有所改变的“文青气质”有关。靳玮研究生毕业后，在中国文联民间文艺研究室工作，后来赴美留学、工作。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在北大中关园公寓食堂门口偶然遇见她。以后再见面，我们的话题不免围绕靳先生说起来。靳玮总是说老爷子耳不聋、眼不花、身子骨硬朗着，依然整日被他的那些中学特级高级教师或有其他出息的学生们簇拥围绕着，时时关注着北京市及全国的中小学基础教育。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和教育部中小学教育专家，靳先生曾和世家老师一起主编《中学语文课本鲁迅作品详解》初中版和高中版两册，这是较早关注鲁迅作品在中学教学的书。

1990年底我离开鲁迅博物馆，离开西小院，到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工作。孙郁也去了《北京日报》文艺部。而鲁博办公室主任张杰兄和朱正先生在湖南人民出版社的助手周楠本先后接手我们的工作——而已斋的朋友圈也在与世推移地发生着变化。

上世纪九十年代几次学术会议，世家老师的真率、奇崛，敢于任气，却也轻于原谅、易于和解的性格特质有了更多表现。1991年是鲁迅诞辰110周年，中国鲁迅学会、鲁迅博物馆等单位受命筹备纪念会和学术活动，世家老师、张杰等受命做会务。李今曾写有一篇讨论鲁迅与个人主义思想的论文，之前被某研究刊物主编枪毙了，我通过世家老师把论文提交到这次会议。负责甄选论文的张梦阳兄认为写得好，因此她顺利在会议发言，受到与会者的好评。

这次北京会议之外，印象深刻的是在湖南湘西张家界开的另一次会议。会议先在湖南某师专开，然后大家去张家界游玩，下山后的住宿地点就在金鞭溪景区的民宿旅馆内，早晨起床大家都是到溪边用溪水洗脸刷牙。那次会议内容已记不清晰，但会议的“外史”却历历在目，这也是此行真正趣味之所在。这次会议的真正高潮是在金鞭溪的晚餐聚会——张铁荣兄因为在日本信州大学任教多年，这次结束聘期回南开，与许多老友多年不见，因此带来好酒招待大家。我们那一桌，由辽宁鲁研学会秘书长臧恩钰夫妇率先发出斗酒挑战，张梦阳兄也跟着起哄，但真喝酒时却只是一点点地“啜饮”，并不一饮而尽。梦阳兄是注重养生的人，很早以前我就知道他的饮酒习惯，即使喝啤酒，他也是小口小口喝起，然后再放开加量。但这种和大家不同步调的喝法，让世家老师很不爽，当场就提出批评，并连带说了一些其他气话。这也算世家老师的天真一面吧，他有时对人对事确实是很轻信的。那次世家老师酒桌发飙过后，据我所知是有点后悔的。梦阳兄受此激发，倒也不以为意。看来君子之争，偶尔书生意气一把，即使再有不同意见，也都是服从理性和良知的裁判，事情也坏不到哪里去。真性情的世家老师和实性情的梦阳兄，后来虽因鲁研界其他事务仍有过交手，但他俩都是为中国鲁迅研究事业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的人，二人最终消除隔阂，言归于好，是周围朋友们都喜闻乐见的好事。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世家老师全家户口落定北京，三个女儿很快依次上了大学，在经济上一度压力较大。经人介绍，世家老师也替人代买一些瓷器古董。除这个副业之外就是编书。特别是在退休之后，他连续主编了《鲁迅著译编年全集》（人民出版社，与止庵合作）《鲁迅回忆录》（北京出版社）等系列大部头著作，尤其是编辑出版两部未竟之作——唐弢先生的《鲁迅传》前五章和林辰先生的《鲁迅传》，费劲巴拉的为人作嫁，显示他的古道热肠和学术眼光。世家老师的父亲是留日学生，夫人李大夫后来在鲁博做行政工作，一家人生活得红红火火、热热闹闹的。我初到鲁博工作时，曾辅导过世家老师两个中学生女儿的家庭作业。

2018年12月13日，参加世家老师的告别仪式回来，我在朋友圈发了一段话：“昨天上午到八宝山文瑞厅和世家老师告别。是的，又迟到了。十点去时告别仪式已散，人去室空。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去年唐沅老师在302医院的告别式也同样。我发现自己或许潜意识里是成心的。神龙见首不见尾，不愿意甚至恐惧老师的印象最后定格在冰冷的告别仪礼中。躲过告别式，就像是和他仅仅错过了一次见面，岔开了一路旅行，耽误了一趟航班。是离而未别。是手挥五弦目断飞鸿。他确实应该是赴王观泉李福田等老朋友的欢会去了！”

2021-2022年断续写作，2024年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