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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玉华、黄毓芸点校的《锦里新编》。 严正道点校的《锦里新编》。

1800年成书、付梓的四川私修方志《锦里新编》，最近接连出版了两个点校本。2024年8月，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严正道点校的《锦里新编》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近日，成都大学原副校长杨玉华教授和成都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黄毓芸共同点校的同一部古籍，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锦里新编》为清代川人张邦伸所纂志书，成书于清嘉庆五年（公元1800年），主要记述清代蜀中人物故实，多有他书未载之内容，颇具史料价值，是研究清代四川历史、文学及社会各方面的重要文献。两书接踵面世，成为挖掘巴蜀文化资源、赓续巴蜀文化学脉、推动巴蜀文化传播的力作。

“在国为循吏，在乡为鸿儒” 私修志书发扬乡邦文化

根据严正道、杨玉华、黄毓芸等人的梳理，张邦伸于清乾隆二年（公元1737年）出生在今四川广汉，自幼苦读，潜心学问。23岁时参加乡试，中举后进京会试，屡举不第。

幸运的是，乾隆三十一年（公元1766年）朝廷“大挑”，即从三科以上会试不中的举人中挑取一等者以知县用，二等者以教职用，张邦伸即以“大挑一等”分发河南借补光州（今河南潢川县）判官，后历任襄城县、固始县主官。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母亲程氏去世，张邦伸辞官归乡，以著述和整理乡邦文献为己任，直至67岁逝世于成都。

南充知县李元曾经称赞张邦伸“在国为循吏，在乡为鸿儒”，原因便是张邦伸著述极为丰富，共有17种之多，是古代蜀地的“多产作家”之一。

《锦里新编》是张邦伸辞官归蜀期间纂修的记录蜀中人物故事、山川名胜、风土人文的志书，成书、付梓于清嘉庆五年（公元1800年）。严正道说，“锦里”一词出自《华阳国志》中的“锦工织锦濯其江中则鲜明，濯他江则不好，故命曰锦里也”，因此用来指代成都。不过，从《锦里新编》的内容来看，其所载人物并不仅限于成都地区，而是遍及整个巴蜀，因而可以看作清嘉庆以前巴蜀地区的一部人物志。

发扬乡邦文化是产生《锦里新编》的内在动因，“其足迹所到之处，或搜集整理地方文献，或考察山川地理，考证故实，孜孜不倦，令人为之叹服。”严正道说，张邦伸还编撰有《光郡通志》《固始县志》《地理正宗》《绳乡纪略》《云栈纪程》等著作。

《锦里新编》作为清代巴蜀地区的私修方志，其编纂动因还受到了当时修志潮流的影响。杨玉华、黄毓芸介绍，清代因修《大清一统志》，从全国征集志书，各地都掀起了编修方志的热潮，数量远超前代。《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收录清代方志5685种，其中四川（含重庆）地区数量最多，达477种，说明清代巴蜀地区的修志活动尤为兴盛。

长期以来，《锦里新编》只有影印本行世，没有经过系统性地点校和整理。严正道多年来一直从事巴蜀文献的整理研究工作，在他看来，《锦里新编》的价值虽然比不上曹学佺的《蜀中广记》，但它是一部“断代”的巴蜀方志。2016年，严正道通过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资助，带着研究生一起正式着手点校工作。

杨玉华、黄毓芸点校出版的《锦里新编》，则是成都大学文明互鉴与“一带一路”研究中心学术丛书第二辑的第一部出版物。“这套丛书的基本宗旨里面，有一条是关于天府文化基本典籍的整理，这本书于是进入了我们的视野。”他们希望该书既能方便学者使用，又能带有一些普及性的意味，因此最终选择以简体横排的形式出版。

记载50余位文人事迹 展现清中前期蜀地人文历史画卷

《锦里新编》共十六卷，记蜀中人物时事，断自清初，全编分十四门，包括名宦、文秩、武功、儒林、忠义等，共载300余人传记，其中不少人难入正史，若无此书，其事迹将逐渐湮灭。严正道说，该书在反映清初至乾嘉时期的蜀中历史文化方面有极大的文献价值，向世人展现出一幅清中前期四川地区丰富的人文历史画卷。

在保留蜀人诗歌及蜀中文学活动史料方面，《锦里新编》贡献尤其突出，“涉及清初至嘉庆间众多文坛人物的生平事迹和他们的文学创作，对于清代文学研究，特别是清代蜀中文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严正道举例道，书中特设的“文秩”一门，分两卷记载50余位蜀中文人的事迹，是研究清代蜀中文人的第一手资料。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锦里新编》保存了不少诗文，对整理和研究清代蜀中文学文献具有重要意义。该书采用“以人系诗”的方式，在人物传记中随文引诗，或全诗照录，或摘引警句，共计98首。杨玉华、黄毓芸统计发现，其中68首见于李调元《蜀雅》等先于《锦里新编》成书的典籍，其余30首则始见于《锦里新编》。这些作品除残句外，可辨别体裁者81首，其中近体诗75首，七言尤其律诗占有较大比重。“这一现象也侧面反映了该时期蜀中诗歌思力与文气兼长的特质。”杨玉华、黄毓芸表示。

对于蜀中文学活动史料，《锦里新编》同样悉心搜罗。蜀地自汉唐以来，人才辈出、文学璀璨，却因久历兵燹导致文献严重损毁。因此在《锦里新编》中，张邦伸一则对清初至乾嘉时期蜀中文学群体有较全面的记录，二则对不少文学遗迹进行了亲身考察，三则保存了不少巴蜀文人的轶闻趣事，以及对创作细节的生动记载。

张邦伸认为“纪事必真，方可信今传后”。例如，入蜀道人张清夜于武侯祠有题壁诗，张氏字学颜真卿，识者认为不减唐人手笔。张邦伸于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9年）游武侯祠得见，评价其诗其字“自然工丽，字亦清挺异常”。又如蜀中有“禹生石纽”的神话，《蜀王本纪》记载“其地名刳儿坪”，张邦伸考察并记录刳儿坪“白石累累，俱有血点浸入，刮之不去”，以此印证相关传说，为蜀中文学与文化研究提供了材料。

又如，主要活动于乾隆时期、曾任锦江书院山长的顾汝修，李调元《蜀雅》收录其诗作，然而对其生平却介绍不详。《锦里新编》卷三为顾汝修立传，并对其随驾乾隆、应制唱和之事着墨颇多，对其散文也有所评价。“总之，正是由于张邦伸为其立传，才使得这样一些在清代文学史上成就不够突出，但对蜀中文学和学术有重要影响的文人不为历史所湮没，为相关研究者提供了非常宝贵的文献资料。”严正道说。

收录“江口沉银”等珍贵史料 补充鲜见于正史的民间视角

《锦里新编》的文学、文学史价值引人注目，该书在其他相关领域的意义同样突出。

对清代蜀地方音研究，《锦里新编》就可能带来助益。一些语言学家在谈及这一主题时说，“我们能找到的材料，主要是杨慎的作品”，实则《锦里新编》收录的诗词亦是可靠语料。杨玉华、黄毓芸认为，若将其中蜀人作品中的韵字摘录出来，放进前人归纳的相关韵部，分析其分合条件，便可总结清代蜀语的若干语音特点。

严正道则指出，就其历史价值而言，《锦里新编》中记载的人、事、物涉及不少珍贵史料。如有关张献忠“江口沉银”一事，书中杨展、费密传记，以及卷十六《异闻三·江口淘银》等就有多处记载。“当代考古已经证实张献忠‘江口沉银’的存在，两者可以相互印证，足见其记载的真实性与可靠性，其史料价值弥足珍贵。”

与之相关的明末清初蜀地战乱史实，除在卷十“张献忠传”“献贼余党”中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外，在任钟麟、苟克孝等大量普通人物的传记中也经常涉及。严正道认为，这些普通人物的遭遇真实地反映了战乱给百姓带来的深重灾难，以及当时社会残破、民生凋敝的残酷现实，因而更具普遍性和真实性，具有独特的史料价值。

“正史记载的往往是宏观的方面，《锦里新编》这样的著作提供了更多细节，从普通百姓的角度去看待历史事件带来的影响。尤其明末清初，不管自然灾害还是人为的战争等灾祸，它都补充了正史上看不到的民间视角，读起来更详细、更直观也更震撼，丰富了我们对历史的认识，给我们的研究带来了新的材料。”严正道说。

《锦里新编》的人物传记中，还有不少对清代西南少数民族的记载，涉及其日常生活、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具有重要的民俗文化价值。严正道举例道，卷十二“打箭炉”记载了打箭炉（今四川康定）的女子经商现象，成为当地地处茶马古道要地、商贸发达的重要反映。

杨玉华说，乡邦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锦里新编》作为清代蜀中颇具代表性的志书，是传承巴蜀文化的重要载体，对它的整理一方面有助于巴蜀文化内涵的深入挖掘，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巴蜀文化的承续与传播。

严正道也认为，《锦里新编》具有重要的人文历史文学价值，特别是对于四川地区的人文历史研究者来说更值得注意。“古籍整理是为他人的研究提供基础，否则有些文献可能很多学者根本看不到，其重要性有时候不亚于出版一部专著。”他希望本书的点校出版，能引起研究者更多的关注，也能更好地为大家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