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是作家选择题材，还是题材选择作家，从来都难以一概而论。只能说，古今中外的文学创作，都会遇到一些独特乃至珍稀的题材，大多数作家无从问津，题材对作家先验的选择相当苛严。《向死而生》选择王雨，是一个显例。

生与死，或者死与生，古往今来任何人都必须直面。中华先贤对人的生死早就有探索。“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孔子曾发出哲理性叩间。他的学生子夏说过“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开启了后世“乐天安命”的一脉取向。道家则既讲“重死”（《老子》第八十一章），又讲“贵生”(《吕氏春秋·仲春纪第二》)，另启了后世“养生益寿”的一脉取向。尤其是《吕氏春秋·仲春纪第二》引述道家华子学派“全生为上，亏生次之，死次之，迫生为下”的说法，提出了“追生不如死”的观点，切入了珍视生命，有层级地区分和对待生死价值的哲理关键。只可惜，悠悠后世虽两脉并存，却迟滞于浅表传承。

星移斗换，20世纪的德国，出现了存在主义哲学创始人之一的马丁·海德格尔。其代表作《存在与时间》，深入探究人的本质，认为人的存在始终是世界中的语境化生存。“存在就是时间”，作为人类实体的“存在”，必须不断面对自身的有限性，意识到自身的死亡，以及有限存在带来的限制。与之同时，还要不断面对其生存的可能性，亦人在生活中必然出现或可能出现的选择、决定和潜能，基于此，他提出了一个新颖的命题，即生命意义上的倒计时——“向死而生”。在他看来，对人而言，死与亡本是两个不同的存在概念。人从出生伊始，生存的每一秒都在走向死，人的存在原本就是向死的过程。亡则指亡敌，亦即人在生理意义上的真正的消亡，标志其人走向死的过程结束。人只要尚未亡故，就是向死的方向活着，生存的限制性和生存的可能性共生于一体。死的过程与亡的结果两相比较，向死的经验更本真，更切实，更能体现人与世界互动的存在价值。近百年以来，“向死而生”的哲理命题产生了深远影响，华人群体自不例外。

“向死而生”的哲理命题，显然就是同辞小说的主题基因，但命题本身决然不是重庆出版社新近出版的王雨长篇小说《向死而生》自身的题材，这小说的独特题材是，一个脑瘫患者，在以重庆为原居地的当代语境中，如何不断面对与生俱来的生存的限制性，不断扩展与时俱进的生存的可能性，从幼儿园、小学、攻读硕博、出国做课题，到归国的生命奇迹。题材限定和主题取向已然确定，要写出这部小说，作家必须具备三个基本条件，那就是，一要能对独特题材驾轻就熟，二要认同海德格尔的哲理命题，三要有创作长篇小说的成功经验。然而，第一条可就门限高了，由于脑瘫病所涉及的方方面面太过艰深，即便有一定医学知识，或者有一定行医实践的人，也未必就结合审美写出小说来。王雨却不然，他身为重庆市影像医学的学术技术带头人、教授、博士导师，原本就比专业分科性强的多数医学专家更为既专且博，更有可能较快较准地通晓脑瘫知识。正因此，当重庆出版社特约他写脑瘫题材长篇小说的时候，他敢于欣然接受，并做到游刃有余。同样正因此，我敢于认定，是脑瘫题材选择了王雨创作《向死而生》。

对王雨个人来说，毫无疑问，《向死而生》是他多样性的文学创作的一次新的题材突破。从长篇小说《飞越太平洋》《血缘》，到短篇小说、电影剧本《产房》等，他的生花妙笔业已点染过多个医学题材，莫不体现出他这一个人所特具的优秀作家和医学专家的双重属性。同样是切入医学领域，这一次题材突破难度更大，因而实质上是突破自我，锐意创新。而突破自我，其本身便是一种向死而生，可风可赞。

可风可赞不限于此，就文学创作而言，毫无疑问，决定写得怎么样的不是写什么，而是怎么写。怎么写，决非单纯的方法、技巧，而是价值取向、审美诉求、结构方式、语言调遣等多维度的综合运用。王雨作为一个既能守正又能创新的资深作家，自入道以来，一直以写实作为基本创作方法，又从《填四川》开始惯于传奇，表现出了对怎么写非常在意。这一次创作《向死而生》，不仅仍然是写实为主，传奇副之，而且至少在四个向度上对怎么写又有突破。怎么写上的自我突破，比题材上的自我突破更具创意，因而更加值得欣赏。

其一为，与既往作品习用第三人称写作大不一样，这一次贯穿始终都用第一人称展开表述，而且是用了一个特别的“我”充当表述主体。这一个特别的“我”，特别就特别在是一个由于母亲因公早产、难产，先天造成他的痉挛型脑瘫，病症时重时轻，时显时隐，注定了要伴随他这一个人的生命过程的全程。尽管他叫“俞帅奇”，谐音俞意为渝州（重庆）的一个又帅又奇的人，但他的生理和心理注定了要受到痉挛型脑瘫难以根治的种种煎熬，乃至他的生存环境的多重限制，从而注定了不是一个正常人，而是一个残疾人，并且还是一个特殊的残疾人。他的帅和奇，不可能对标于形貌上，而只能经由他所遇到的生存可能性，尤其是他本人及其亲人因应生活做出的选择、实施的决定和焕发的潜能叠加式地表现出来。这一切，第三人称的“他”未必不能写，但无论如何，终不及第一人称的“我”看到的，听到的，想过的，做过的等等细节和情节逐一写来那样地本真，那样地自然，从而那样地动人心弦。

其二为，与既往作品虽然基本采用线性叙事，但又时常配合着复线交织不太一样，这一次是相当典型的，以年代为序的单一线性叙事，其间洋溢着诗性表达。整部小说十七章，20万字，将俞帅奇这一个“我”从上幼儿园，上初中，上高中，上大学，读硕攻博，去美国做课题归来，长达20几年的既帅且奇的生命过程传记似地写出来。是人物传记，却又不是述史型的人生实录，而是在章与章之间运用自如地赋能了叙事诗常有的诗意流畅和诗兴跳跃。例如前三章写“我”的幼康复难、骨折愈合难、感冒退烧难，以及上学入门难、算术做题难、缺课补习难，难难难一大串，次第写来都意兴联翩，不枝不蔓。其后十四章一以贯之，细节和情节若断又续，时见诗美，从而使这一部从题材看偏向沉重的长篇小说洗却了沉重，注入了清新，令人读起来毫不费神。

其三为，题材的独特性，要求这部小说必须尽力达致多维一体的生命写真，王雨不负使命做到了。小说中的“我”，自始至终都决不是一个孤单的存在，而是自有生存语境。俞帅奇的三个幼儿园小朋友---赵莹莹、李俊、何超，与“我”形成了“四个发小”，各有各的“向死而生”，有主有从地共同演绎出了小说特定主题。“妈妈”和“素素姐”，与赵莹莹一样重要，甚至比赵莹堂更重要，陪伴俞师奇一起走过20多年的生命历程，没有她们便很难有俞帅奇博士。同这三个最重要的“我”的母亲、保姆、同学共存于一境，还有未具名的爸爸、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以及强哥哥、乔姐姐等一批哥哥、姐姐、医生、老师和临时与“我”交集的人，扩散似地多层面地同构出了“我”的多苦多难多姿多彩的生存语境，促成俞帅奇终能够又帅又奇。甚至于，近及重庆主城和一些区县，远及昌都藏区的若干民物风情，也是这一语境的组成部分。所有这一切都缺一不可，而王雨都描述得恰如其分，因而小说《向死而生》纵或不像一部生命交响乐，也是一组多音部的生命奏鸣曲。

其四为，由题材突破叠加上述三个突破，王雨新创的这部小说，从标题到内涵，都不啻为哲理主题的当下示现，也不啻为他个人的创作主题的大胆突破。文学作品从来不谈刻意依附哲学建构，成为哲理命题的模板翻制，然而，文学作品依凭自己的跨界功能，从来不禅用审美形式表达或映现哲学奥秘。对于海德格尔的著名见解，毫无疑问，王雨领悟了，认同了，进而就用《向死而生》为题，让他笔下的典型环境、典型人物形象生动地演绎“向死而生”的哲理了。小说中的“妈妈”倪佳渝及爸爸、外公、素素姐等，循循善诱地给“我”说“生活多难，人生多好”，讲“人生路，不问年”，评海伦·凯勒，谈郑智化，等等等等，无一不是对于“向死而生”哲理的人性化、生活化铺垫。及至第十四章经由人物的口，直接引用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里关于“向死而生”的哲学论述，就水到渠成，毫不突兀，也绝不存在硬贴的毛病。宣扬和传播“向死而生”，突质上是激扬和珍视生命价值，鼓励在生者活好每一天。

我已经八十又三，心脑血管的固疾愈来愈重，随时可能发生脑梗。尿酸高，痛风也很折磨人。所以我常自虐：表面上看像一个好人，其实从头到脚坏透了。然而，我从不悲观，更不厌世，我常说活着挺好，早已经决意话好还能有的每一天。但我以往并不知道海德格尔其人其论，这一次多赖王雨小说《向死而生》,浑如找到了一位异时异域的知音。多谢王雨！多谢他的这部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