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纳：忆杨周翰先生
北京大学的诸多传统中，有一个“先生”传统，称某些老师为“先生”。“先生”是一种特殊的尊称，不是每一位老师都能赢得“先生”的称谓。你可以是教授，但未必是“先生”。然而，“先生”的定义是什么？一位老师或教授，达到什么标准可以化身为“先生”？作为一位“先生”，他/她在什么时候开始被称为“先生”？这些，似乎都没有定论。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北大西语系（后来英语专业从西语系分出来，独立成系）有多位先生，人们最常说到的先生有两位，一位是李赋宁先生，一位是杨周翰先生。缘分使然，我曾有幸与李先生和杨先生有所交集。数十年过去，往事烟消云散，然而，那些尚未随烟云散尽的点点滴滴，至今仍留于记忆。此前，我曾写过回忆李赋宁先生的文章，本篇将聚焦杨周翰先生。
一
1978年秋，我考入北大西语系，成为英语专业的插班生，插入早半年入学的七七级。同宿舍共六人，其中四人来自北京，京城的“侃爷”传统成为宿舍文化的一部分，入学初，经常听同学“侃”燕园里的传闻轶事。在英语专业，当时最主要的掌门教授就是李先生和杨先生，当然也是“侃大山”的热门话题。对于大一新生，这些先生都是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所以我们总期待着见到真人。
因为李先生担任系主任，有时会在公众场合见到，加之先生后来还给我们班授课，见面和接触的机会比较多。杨先生因为分工不同，加之忙于科研和校内外的事务，与学生（尤其本科生）接触较少。其实，当时在岗的老先生都十分忙。由于历史的原因，1977年恢复高考时，全国高校普遍缺乏师资，即使是五十年代曾经汇聚了全国最强的教学和科研队伍的北大英语专业，这时也落得一片青黄不接。
我记忆中最初见到杨先生的印象是背影。有一次从系里出来，正好杨先生走过去，有同学指着他的背影轻声说：“那是杨先生，杨周翰先生！” 后来偶尔在民主楼见到杨先生，进出常骑一辆旧自行车，穿一套褪了色的中山装。或许是长期“知识分子改造”的成果，同时也是文革后遗症，当时北大校园里，那样的装束似乎是所有男性先生们的标配——藏青色或灰色的咔叽布中山装，洗到褪色（我怀疑是刻意反复洗晒的结果），一年到头多数时候都穿它，低调而平和。
大二年级，开设“欧洲文学史”课程，主要教材就是杨周翰先生领衔主编的《欧洲文学史》上下两册。
大家都很兴奋，期待着杨先生来给我们授课。那是一门内容丰富、份量厚重的课，每周四课时。欧洲文学的肇始阶段以古希腊文学为主，由赵隆襄老师主讲，后面的内容则由英语、法语、德语、俄语、西班牙语等不同专业的若干老师分别讲授，各讲一段。这门课介绍了数千年欧洲文学传统的主线，也涉及跨越地区和国别的多种文学样式和内容，但因为时间太紧，且课程被分割成碎片由多人讲授，许多值得比较和综合的文学现象被忽略了，挺可惜的。同样可惜的是，由于历史的局限，这门课本应关注的圣经文学和基督教传统也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因为该课由多人（前后大约八位教师）讲授，讲台成了走马灯式的大舞台，在同一批观众面前，围绕同一个大主题，授课者们轮番登台，各自展现其专业领域的知识和授业风采，客观上形成一种“比拼”的格局，而学生们则在修课的同时一轮又一轮地观赏着不同“演员”及其风格，这些事也成为宿舍闲聊的话题。
“欧洲文学史”课程的结束部分讲20世纪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其中“荒诞派戏剧”当然首推爱尔兰剧作家贝克特的《等待戈多》，这部世界戏剧史上的经典之作，让我们这批刚刚走出文革的年轻学生大跌眼镜，也大开眼界——剧本还可以这样写？戏剧还可以这样演？然而，细细品味，贝克特简单而深刻！荒诞而现实！剧中人一直在等待“戈多”，但直至落幕，“戈多”始终没有现身。与此类似，直至“欧洲文学史”课程落幕，我们在教室里全程期待的杨周翰先生，始终没有出场。《欧洲文学史》的第一主编杨周翰先生就在本系。[1]对于众多修课者来说，整整一年读其书未见其人，而如此“真人不露面”，多少有点戏剧性，也增添了杨先生的神秘感。
同样给杨先生增添神秘感的还有一件事。1981年秋，大四第二学期，要写毕业论文。可能因为我们是文革后的第一届本科毕业生，有关细则还没来得及制订，当时的论文安排相对宽泛：只要是英语语言或英语文学范围内的选题，都可以；没有导师进行指导；用中文写还是用英文写，随意；论文的具体格式和要求也相当“开放”，大有几分“您看着办吧”的架势；无需答辩，只要在规定时间内交上去就行。于是，同学们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怎样写的都有。有一位同学，公认为我们班上最刻苦、最优秀的同学之一，他选择用英文写，据说完稿后达到洋洋洒洒的三四万字，同学们都很吃惊。交上去以后，他的论文被分给杨周翰先生批阅，据说杨先生给出的评语中有“缺乏新意”的字样，成绩为“B”（良好）。这位同学坐不住了，跑到系办公室询问，教务员说，这是杨先生批的成绩，谁也不能改动。其实，这件事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当年“百废待兴”的历史时期，同学们既没有指定的论文导师，也缺乏其他途径获取如何写论文的信息。[2]结果，这件事传开后，成为杨先生对学术高标准、严要求的又一实例，同时也增加了人们对杨先生作为一位严谨学者的敬畏之心。
二
1982年春学期，我开始在北大英语系读硕士研究生。那一届研究生共招十二人，大多数是从本系考上的，外校考来的仅三人。开学后不久，系里召集我们开会，宣布一系列事项，尤其重要的是给研究生分专业、分导师。我被分在文学专业，导师是杨周翰先生。我知道，成为杨先生的门生，既是一份荣誉，也是一份挑战。会后，与杨先生面对面接触，先生确实有几分“不苟言笑”，像人们传说的那样，但气氛并不紧张。我跟先生简单说了自己的背景，以及对读研的初步想法，先生没有表态，让我先给他一篇文章看看，再约时间去他家面谈。
当时我手头最方便的就是本科毕业论文，关于英国作家哈代的小说《还乡》，分析其中的自然景物描写。我的毕业论文是罗经国老师批阅的，罗老师对论文评价颇高，并让我直接投稿给北大创刊不久的《国外文学》杂志。因此我比较有信心，将论文复印一份，放到杨先生的信箱里。
一星期后，我如约去杨先生家。先生领我进入一个不大的房间，应是他的书房，然而给我留下印象的并不是书，而是那房间清雅的风格。家具物品不多，考究而不局促。墙上白无余物，仅有一幅中等大小的书法，行文疏朗，笔墨俊逸，落款“尹默”，系沈尹默先生的墨宝。茶几上的台灯，以梅花瓷瓶为底座。我坐的那只圆凳，凳面上蒙着一片印着青花的蜡染布。凡此种种，清秀、雅致、细腻，或系杨先生从老家苏州继承来的传统。
与先生相向而坐，交谈，气氛一下子就轻松了。聊了一会儿家常，说及我父亲祖上系苏州阊门人，转而讲述我曾下乡插队和自学的情况，以及我对西方文学和比较文学的兴趣，听杨先生谈了一些读书和学习的注意点，约莫一节课时间就过去了。最后，说到我的论文，杨先生首先略予肯定，然后直截了当地指出：写学术论文，不必堆砌辞藻，把问题说清楚就行。事后回味先生的告诫，深感老辣。作为本科生的我，写论文，学术积累不够，只能借重辞藻支撑门面。在我后来的教学生涯中，有时读到学生（或同事）的论文，文采飞扬，每每使我想起先生当年的耳提面命。
我在读研期间，曾因病休学一学期。其间，正赶上杨先生给研究生开课，讲英国文学和比较文学，我痛失良机，抱憾不已。复学后，我补修了几门课，其中一门是中文系的“中国神话研究”，我写了一篇关于“中国洪水神话”的课程论文，得到好评。世界上许多地区都有远古大洪水的传说，并形成神话故事，我想对不同地区的洪水神话进行比较研究，以此作为硕士论文。我把这个想法告诉杨先生，先生让我提交一个论文提纲。我在图书馆泡了几天，拟就一份两三页纸的提纲。
在杨先生的书房里，我呈上论文提纲，心中忐忑，考虑着如何回答先生可能提出的问题。先生仔细看了提纲，放下稿纸，沉吟片刻，淡淡地说：“这篇论文，我指导不了。”如此答复，大出所望，我一时说不出话来。先生把稿纸轻轻地推还给我，仍然是淡淡地，说道：“换一个题目吧。”
这件事深深地打动了我，先生作为知名学者，为学之严谨、审慎，为人之谦逊、坦荡，以及对学生的高度责任感，让我肃然起敬。这些年来，我见识过的研究生培养可谓五花八门。有的从担任导师到学生毕业没有与学生进行过一次指导或沟通；有的将自己的姓名作为导师姓名印在学生论文的封面上，却对封面上论文题目中的错别字浑然不知；有的学生论文远不达标，竟然送审，被轻易否决。这也不限于中国，十多年前，在欧洲一所有六百多年历史的著名大学，该校一位教授告诉我，他前一年带了46名硕士研究生（另有博士生若干），我问他，怎么有时间指导这么多研究生，看四十多篇论文，哪怕只看一遍，也需要大量时间。他若无其事地一笑，说：“Well, they all got their degrees.”（“怎么说呢，他们都得到了学位。”）
后来，我重新选题，仍然研究《还乡》，探讨该小说体现的哲学思想，兼做一点中西方传统的比较，论文提纲得到杨先生首肯。先生嘱咐我，有关哈代及其作品的问题可以请教张谷若先生（1903-1994）。张先生也是北大西语系的老教授，退休多年，是中国译介哈代作品的第一人，发表的第一部译著正是《还乡》（1935年）。我去拜访八十二岁高龄的张先生，在西城某胡同的一个老院子里，聆听了张先生对哈代作品的见解。论文完稿后，答辩通过，完成了我在杨先生门下的这段学业。
三
我毕业后留校，在乐黛云先生主持的北大比较文学研究所工作。当时，中国的比较文学是一股新潮，杨周翰先生任中国比较文学学会首届会长，乐黛云先生任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两位先生正合力推进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我在研究所协助乐先生处理国际交流事务，不时与杨先生有直接或间接交往。回顾起来，那些年与先生交往并留下较深记忆的有两次。
1987年上半年，我去美国首都华盛顿，参加美国天主教大学举办的跨文化研究讨论班，那是我第一次出国。七月回到北京，乐先生见我回来很高兴，说八月底在西安举行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二届年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大会翻译人选还没落实，你来担任吧。因为所里共三人，只有我是外语专业的，且最年轻，我义不容辞，更因为没有经验、不知深浅，我一口答应了这份工作。其实，担任大会翻译的角色决不如想象的那么简单。
大会开始，各级领导和国内外嘉宾致辞，当然要翻译。此外，参会的海外学者有十位左右，基本都安排了大会发言，也都要翻译。他们大多数来自非英语国家，说出来的英语难免不地道，还夹着各自本土的口音和腔调，对于译者，就是一场噩梦！然而，我这个从未接受过口译培训的翻译，站在台上，翻也得翻，不翻也得翻，无所遁逃。台下一百多人，不乏英汉双语的行家，首推杨周翰先生。耍几下大刀，未必很难，难的是要在关公面前耍大刀，而且要持续地耍。
怎么办？扛！硬扛！唯一的办法，我事后回忆，就是集中注意力，无论英译中，还是中译英，把握要义，处理好关键词。注意力稍有涣散，就要卡壳，就要露怯。然而，在众目睽睽之下，一个人要保持全神贯注的状态，又能持续多久呢？！回想当年，真不知道那一天是怎样扛下来的。
晚宴，我被安排在主宾那一桌，不是犒赏，而是继续做翻译。尽管疲惫，只能强打精神，进入角色。主人、嘉宾轮番祝酒，远道来客更是有感而发，滔滔不绝，此起彼伏。这可把我害苦了，饥肠辘辘，满目佳肴吃不得，还要专注于倾听、翻译。半个小时过去，我没有机会吃一口饭菜。
日本京都大学的一位教授，初次来西安，喜欢得了不得，大讲观感，我边听边译。最后，他说，从京都来到西安倍感亲切，因为这两个城市的街道设计十分相似，都是……。我正好喝了口水，没听清他说的最后两个单词，轻声示意他重复一下。兴致勃勃的日本教授似乎没注意到，毫无反应。我正要进一步发问，杨先生开口了：“Chessboard.” 先生微笑着，轻声对我说，“Chessboard design，棋盘式的设计。” 一下子救了我的急。其实，京都城的设计，依照的就是当年“遣唐使”带回日本的中国古代都城设计样式，只是规模小一些。
杨先生显然注意到我的疲惫和有饭吃不得的尴尬处境，向大家打了个招呼，请各位暂停说话，让陈纳吃一点东西。先生的体贴和关怀真是一股暖流，伴随着一种蒙受师长“护犊”之情的感觉。
会后，乐先生告诉我，杨先生对我这次会议翻译的表现感到“满意”。我十分欣喜，深知杨先生做出“满意”的表态绝非易事，同时，这也有助于我消解一份心结。我上研究生期间，有人提醒我，系里将要开始招收博士生，我应该考虑读杨先生的博士。当初安排我跟杨先生读硕，多少也有这方面意思。然而，我没有报考杨先生的博士，而是在考虑出国，且出国也不打算再读西方语言文学或比较文学。对我的选择，杨先生表示理解，并为我出国申请写了推荐信。只是在我自己心中，对此抱有隐隐的歉意。所以，这次在杨先生为东道主的国际会议上，我能够做一点让先生感到满意的事，格外高兴。
从西安回到北京，我再度赴美，身份是哈佛燕京社的青年访问学者。按当初的申请，我在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注册，拜在张光直先生门下，因为此前读过张先生的《青铜时代》等著作，很感兴趣。具体的访学计划是继续研究洪水神话，不是从比较文学的角度，而是从比较文化的角度。
1988年秋，我在哈佛的一年访学结束，暂住在波士顿郊区的梅尔罗斯（Melrose）小镇。九月间的一天，申慧辉来电话，说杨周翰先生来哈佛了，让我过去小聚。申慧辉是我的学长，文革后北大英语专业的第一届研究生，毕业后在社科院外文所工作，正在哈佛访学（也是哈佛燕京的项目）。中国传统认为，“他乡遇故知”是三生有幸的事，能够在万里之外的异国他乡见到自己的导师，当然十分高兴。申慧辉住在E街（Everett Street），与哈佛法学院一街之隔，我们在她的公寓客厅里喝茶、聊天。七十三岁的杨先生，略显旅途劳顿，但看上去身体状况相当好。
那天，申慧辉准备的主食是扬州炒饭。她说，电饭煲里的米饭就要好了，并以美食家的口吻解释道：“正宗的扬州炒饭是不能用剩饭做的，必须用刚刚煮好的新鲜米饭才能炒出风味。” 说着，她便去厨房，开始操作。客厅里余下杨先生和我。
其实，当时的我，正处于人生困境之中。按照当初申请哈佛燕京“青年访问学者项目”的规定，一旦录取，哈佛燕京将提供一年奖学金，在哈佛大学访学，在此期间可以申请美国高校的博士项目，如果得到“好大学”的录取，哈佛燕京将继续提供奖学金，读博士。什么是“好大学”？规定中没有明确定义。我申请读博，得到张光直先生支持，他看了我的两篇论文（中英文各一篇），为我写了推荐信。1988年初，我先后收到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博士研究生录取通知和荣获哈佛燕京博士奖学金的通知。还有比这样更好的情况吗？！我当时正经历一些个人不顺，但这样的好消息，使我一扫阴霾，满怀期望，准备投入到在哈佛学习的新生活。没想到，就在这万事俱备，连东风（奖学金）也不欠的情况下，竟然节外生枝：四五月间，哈佛燕京突然通知，说是北大师资科来函，要求“青年访问学者”结束访学后回北大教课，让我自己与北大协商解决，否则无法提供博士奖学金。然而，一再写信给北大师资科，统统石沉大海。没有哈佛燕京的奖学金，哈佛研究生院的录取就无法落地。结果，秋学期开学了，本应在哈佛校园里读书的我，却困居于波士顿郊外的小镇。
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和满腔的不平向杨先生吐诉了，先生默默地听着，半晌，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对于杨先生的无言之叹，我当时不甚理解。多年后，读到人们的回忆文章，读到杨先生的书信，以及得知其他一些信息后，我才知道，杨先生在求学、工作、个人生活等诸多方面也曾历尽周折。当时，先生无言，只是叹出了一份人生感慨。
未曾料及，那天在哈佛与杨先生交谈，竟成为我与先生的永诀。一年后，1989年11月，抱病赴西安的杨先生，在古都驾鹤西去。
四
佛说，人之交集，缘起而聚，缘尽而散。然而世事无常，有时候，人已离散，缘犹未尽。我与杨先生之间的缘分就属于后者。
2001年，我回国在上海工作，其时距杨先生辞世已十年有余了。回国后不久，我应孙景尧教授之邀，到上海师范大学参与创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国家重点学科”。孙先生组织了一系列活动，先后请来国内（也有几位境外的）比较文学界的知名学者和大佬，共商创建事宜。介绍我的时候，孙先生总要缀上一句，“陈纳老师是杨周翰先生的弟子”，每每引发来人一阵唏嘘，纷纷回忆起杨先生，议论先生在外国文学和比较文学方面的成就和贡献。每逢那样的场合，“杨先生的弟子”就成了我的名号，人们对先生的赞誉，也让我置身于先生的光环之下。每逢那样的场合，总唤起我的感激之情，再度感受到先生的名望和影响，先生并未远去，仍在冥冥之中关照着我这个“离经叛道”的弟子。
孙景尧先生与杨周翰先生之间，既有长期的学术交往也有深厚的个人情谊，上世纪80年代，他们之间多有书信往来。孙先生创办的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辑刊《文贝》，在2014年第2辑刊载了杨周翰先生致孙景尧先生的十七通书信，“不仅有助于了解杨先生的学术进程，同时也可成为中国比较文学历史书写的重要依据”（邓艳艳语），一时传为佳话。我与孙先生闲聊，也常会说到杨先生。有一次，孙先生向我讲述了一件往事。
事情发生在1985年8月，孙先生和杨先生一起去巴黎，参加第十一届国际比较文学大会，古稀之年的杨先生在大会上做了发言，并当选为国际比较文学协会副会长。离开巴黎的前一天，杨先生招呼孙先生一起到酒店一楼的咖啡厅，说是要等一个人。过了一会儿，从门口进来两位白人妇女，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妇人，由一位约三十岁的女子陪伴。杨先生站起身来，老妇人径直走向杨先生，孙先生和那位年轻女子则让到一边。杨先生和老妇人在咖啡桌前相向而坐，互相注视着，久久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两位老人泪水满面……
孙先生身临其境，亲眼目睹了这一历史性的场景，意外，愕然，感动，有所猜测，有所意会，但始终不知就里。事后，杨先生没有做任何解释，孙先生也没有问过杨先生，开不了口。这件事成为巴黎之行的一个谜，一个不宜向外人诉说的谜。然而，真是无巧不成书，十多年后，这个谜有了正解。90年代末，孙景尧先生应聘来到上海师范大学文学院工作，文学院院长是孙逊教授，而孙逊夫人孙菊园教授则是杨周翰先生的外甥女，她揭开了“巴黎之谜”的真相。
“那位老妇人是杨周翰先生的初恋情人，陪伴老妇人的是她的女儿。” 孙景尧先生说出谜底。上世纪30年代，杨先生就读于北大，曾有机会去欧洲，协助艺术史家喜龙仁（Osvald Sirén, 1879-1966）教授编写英文版《中国绘画史》。在此期间，杨先生遇上一位欧女郎，双双坠入爱河。……
“我想，你应该把这件事写下来，留给后世的学人和读者。”讲完这件不寻常的往事，孙先生感慨不已，对我说，“我曾经想写，一直没动笔。现在你来了，由你写更合适，你是杨先生的弟子。” 关于“写下来”这件事，孙先生是十分认真的，先后跟我说过好几次，我也曾向他承诺，等合适的时候一定写。后来，有一次学院聚会，我和孙逊夫妇同桌，孙菊园教授坐我旁边，我们交谈的话题之一就是她的舅舅杨周翰先生。聊及“巴黎之谜”，她说，杨家家风很严，当时那场跨国恋情的风波，族人都知道。同时，她也鼓励我，为杨先生这段往事留下点文字。
如今，我坐在这里敲击着键盘，叙述那流年岁月之往事，然而，前文说及的主要人物——杨周翰先生，孙景尧先生，孙逊教授夫妇——都已先后作古，余下的唯有记忆。
五
人，生活在现实中；人，生活在记忆中。
记忆，是一种奇妙的存在，可以是抽象无形的，也可以是具体生动的；可以诉诸于语言文字，也可以呈现为画面影像；既可出自于脑，亦可发自于心。就我而言，关于杨先生的记忆通常是伴着画面的，无论是最初留下背影的穿着褪色中山装的杨先生，还是在书房里讨论论文选题时神情审慎的杨先生，抑或在餐桌上微笑着提示“Chessboard”的杨先生，乃至最后在哈佛交谈中“叹而不语”的杨先生。回首往事，先生仿佛就在眼前，触手可及。
这里要说的是杨先生的记忆。1935年，二十岁的杨先生赴欧，翩翩弱冠，风华正茂，遇上花季年少的欧女郎，一拍即合，情深意切……个中细节不得而知。不过，确凿可知的是，有人执意作梗，终于酿出一部现代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1985年，七十岁的杨先生再度赴欧，得以重见初恋情人，阔别五十年之久，各自历尽沧桑，然而，一朝重逢，泪眼相向……可以断言，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这对情侣在心灵深处未曾有一日分离。何以使然？——记忆。
同样出于记忆，杨先生于1987年在日本发表了题为《中西悼亡诗》的论文，比较中国古代的悼亡诗和西方类似题材的作品，尤其是丈夫悼念亡妻的诗篇。文中转引苏轼的名句，“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岂不正是杨先生巴黎之行的写照？！或曰，悼亡诗为悼念“亡者”，不合乎杨先生的情境。此说不无道理，但道理是多面向的。从文艺心理学来看，所谓通感、共情（移情）等艺术手法充满着“假借”和“投射”的机制。可以推断，巴黎归来的杨先生感慨不已，意犹未尽，撰文论中西悼亡诗，旨在假悼念“亡者”之诗篇慨叹世间“生人”之挚爱，通过复杂而微妙的移情和借替性情感经验（vicarious experience），实现其曲折而深沉的情感宣泄。退一步说，对于情若山海的恋人，五十年的“生离”又何异于“死别”？！说到底，“一切学术都是学者自身人生困境之投射”。[3] 面对浩如烟海的中西文学，任何一位资深研究者的“问题意识”或“自由选题”，无不与其个人的切身经历相关，所谓心有所系、情有所寄也。
古今中外，人生最大的悲剧之一是“有情人终不成眷属”。杨周翰先生的情感经历正映照了这样的悲剧，而孙景尧先生所见证的正是这出悲剧中最为感人的一幕。孙先生才情过人，担任过编剧，研究过戏剧文学，善于言辞表达。有一次，在给研究生讲比较文学的课堂上，孙先生介绍了杨先生的学术和身世，并讲述了当年的“巴黎之谜”。
巴黎，久负盛名的浪漫之都，有时，也是浸漫着爱情苦涩的伤心之地。
1985年，那个秋日的黄昏，巴黎，塞纳河边的旅馆，一楼的咖啡厅里，灯色朦胧，古稀之年的杨周翰先生，在静静地等候一位访客，一位不寻常的访客。
闪回到20世纪30年代，年轻的杨先生初访欧罗巴，像是命有定缘，与一位妙龄女郎一见钟情，倾心相爱。然而，正当这对热恋者陶醉于柔情蜜意、憧憬幸福的时候，横里来了一位“法海” ——杨先生的伯父，其时出任民国政府驻欧公使，坚决反对侄儿与洋女子的恋情，硬生生地拆散了这对跨国鸳鸯。原本“有缘万里来相会”的情侣，从此劳燕分飞。这一分就是半个世纪！
这是非常的半个世纪！二战烈火席卷欧亚，旷日持久，生灵涂炭。东方古国天翻地覆，从地狱的毒火中迂回走向新生。…… 万幸的是，历经了半个世纪的动荡、变迁、浩劫和磨难，天各一方的跨国恋人，还都健在。
访客进来了，正是当年的欧女郎。
东西分飞，整整五十个春秋！天南海北，各自经受了无尽的风风雨雨！记忆中的俊男靓女业已化为现实中的古稀老人，雪染的鬓发、沧桑的容颜。让他们重返塞纳河畔、相向而坐的，或是命运的旨意，更是万里山河隔而不绝的相思、蹉跎岁月磨而不灭的恋情。
有道是，悲极无言，喜极无语。百感交集之间，一向内敛、矜持的杨周翰先生伸出了微颤的手，当两双既熟悉又生疏的手紧紧握在一起的时候，夺眶而出的热泪远胜过人世间一切语言！“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
“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
纵使沧海桑田，纵使岁月无多，古稀之年的有情人仍要万里迢迢赴约，何为？——他们既不期待殿堂，也不憧憬未来；只为那半个世纪的牵挂，只为那百年间的相思；只为在有生之年再见上一面，只为在步入寂灭之前再互道一声，珍重。
问世间，情为何物？！
怎奈何，有情人终不成眷属？！——有情人，终—不—成—眷—属？！
孙景尧先生沉浸于对杨周翰先生的追忆之中，将所见、所闻、所思娓娓道来。万般遗憾的深情道白，夹叙夹议，穿插着留白般的停顿，一帧帧斑驳生动的历史画面，化为彼此切换的蒙太奇，演绎出一则真人版的东西方爱情传奇，紧紧扣住了在场每一位同学的心。据当年修课者回忆，说至动情处，年逾花甲的孙先生哽咽失声，潸然落泪，在座的年轻人无不为之动容，一时间，师生同泣，涕泗交下，教室里一片泫然。
六
呜呼，先生！
悲哉，吾师！
我是人间惆怅客，知君何事泪纵横！
（2024年4月初稿，7月改定）
注释：
[1]《欧洲文学史》的另两位主编分别是吴达元（1905-1976）和赵萝蕤（1912-1998），也都是北大西语系的老先生。我们修课时，法语专业的元老吴达元先生已经去世，而英语专业的一代才女赵萝蕤先生则在文革中被逼疯，此时刚刚走出“疯人院”。那是一段惨绝人寰、令人心碎的历史！
[2]说来难以置信，当时北大图书馆几乎没有关于如何撰写学术论文的信息。我跑了几趟图书馆，只发现一本《怎样写论文》的小册子，收了几篇泛泛而谈的文章，不得要领。小册子中有一篇文章相对较好，作者是四川大学的一位王姓教授，于是我给这位素未谋面的王教授写信，请教写论文的问题，通过几封信。第二年，来自四川大学的王一川到北大读研究生，转告我，川大的王教授带信向我问好，王一川问我：“你与王教授是什么关系？”我一笑，说：“我是他的学生。” 当时给王一川留下一个谜，今天算是把谜底揭开了。
[3]刘易斯·兰博，《宗教皈信》，陈纳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第ii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