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晓晖：文学之“根”在“本土”
2024年11月，“寻根”思潮与中国文化主体性建构学术工作坊在浙江大学举行。本次活动由《扬子江文学评论》杂志与浙江大学文学院主办，邀请韩少功等“寻根文学”的代表作家、评论家再次聚首，既是对“寻根文学”40年的纪念，更是对中国文化主体性建构地再追问、再阐释，这是一次“新杭州会议”。
40年前，年轻的韩少功、阿城、李杭育等在杭州开了一次“神仙会”，即所谓“杭州会议”。当时与会者海阔天空，“无限交谈”，东方与西方、历史与现实，万千思绪，相互激荡，在一番思想碰撞之后，收获了思想的果实，韩少功《文学的“根”》、李杭育《理一理我们的“根”》在《作家》1985年第6期同期发表；阿城《文化制约着人类》与郑万隆《我的根》分别在《文艺报》《上海文学》等报刊发表。一时间，关于“文化寻根”的讨论波及全国，后来文学史家们由此得以命名“寻根文学”或“文化寻根派”。40年后，《扬子江文学评论》主编贾梦玮指出：“我们不仅要寻根，更要保根。不仅要寻找主体，更要优化主体。”“根”或“主体”，何其复杂。如果概略表述，“根”在“本土”方能“优化主体”。
文学的“本土化”本质上与“全球化”不悖。如硬币的两面，即一体两面，相互参照，互为表里。中国当代学术界有三次重大转型，即1949年开始由民国学术向共和国学术的转型，1978年开始由阶级论学术向现代性学术的转型，2012年开始由西方化学术向本土化（中国化）学术的转型。山东大学王学典教授在谈论哲学学科发展时有一个强调，“本次大转型实质是从根本上摆脱对西方化的学科体系和理论体系的依赖，着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彰显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具体而言，这次大转型将表现为从与西方接轨到与传统接轨、从‘文化自卑’到‘文化自信’、从批判传统到礼敬传统、从追求西方化到追求本土化、中国化。它将从根本上重塑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品格，使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重新建立与东方这片广袤大地的关系。”以文学规律而论，关注“本土”，则是全球化语境下的具体言说。本土化的追求，是在全球化、国际化的视野里进行的。本土化不是中国“孤岛化”，而是要在海纳百川中切实建立具有原创意义的中国文学学术，是本质意义上的“洋为中用”。韩少功当年提出“寻根”概念，从追问“绚丽的楚文化到哪里去了”开始，他发现，在湘西少数民族地区的崇山峻岭里还有“活着的楚文化”，于是认定“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根不深，则叶难茂。”
“本土”在突显文学的本源性、本质性意义时，也彰显着文学主体的文化自信。可以从四个维度解读“本土”文学资源的意义。
从历史维度看，“本土”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构成时间长河，其间，生命存在与消亡的故事不断上演，文学的所有想象与呈现都在勉力还原生命故事的精彩。“本土”之域的社会生活如长河一样流淌，汇成自然历史，而文学在反映历史的过程中成就文学的历史。很多优秀历史小说，如《李自成》《张居正》等，正是从“本土”历史维度看取人物，再现了特定时代的“本土”风貌。
从文化维度看，“本土”文化是一切物质与精神创造的总和。“本土”的文化离不开人的创造。不论是物质创造还是精神创造，人所从事的创造，终将凝结为“符号化”的存在。文学的作为，既是对“符号化”存在的破译，同时也参与“符号化”的进程。阿来《尘埃落定》书写藏地土司部族的故事，以诗性而带有魔幻色彩的叙事，探入藏民族文化深部，用心破解了藏民族文化的密码。
从社会维度看，“本土”社会是生存环境的总和。“本土”社会，活跃着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我之间的复杂关系。文学的想象和呈现，总是把各种社会关系的关联轨迹和运行肌理作为关注对象，也因此，我们总是借文学之手解剖各种社会关系，并且，在呈现各种社会关系的过程中，把握社会演进的规律性与“总体性”。路遥《平凡的世界》描绘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社会的现实图景，不仅对孙少安、孙少平兄弟个人命运有生动的刻画，更是生动揭示出了中国社会由封闭到开放转型的艰难以及不畏艰难、矢志前行的社会总体样貌。
从自然维度看，“本土”是生态之园，实际指向一定范围的生态圈。在“本土”之地，它可以是“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这样的宏阔奇景，也可以是“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这样的幽微意象。文学的想象与呈现，离不开对“本土”自然图景的关注，更离不开对物与物之间、人与物之间的互动关系的探究。也因此，才有“生态文学”在中外文学史上蔚为大观，生生不息。
进一步，可以把“本土”概念直接纳入“地域文化”的学术范畴加以讨论。
地域文化是特定地域、特定环境中生长的文化形态，比如民情民俗、生产生活、传统习惯、文化遗存等，它们是源远流长的、独具特色的，并且一直在发挥文化的作用和影响。
学术界把“文化区”分为三种形态：形式文化区、功能文化区和感觉文化区。从地域文化不同的文化形态考察，文学“本土”可以理解为“感觉文化区”，它不像形式文化区那样强调文化分布的边界，也不像功能文化区那样强调文化功能的组织性；“本土”与创作相关，强调主体感觉的认同度。由于主体感觉认同度的差异，“本土”概念有明显的“相对性”特征。
同时，“本土”与家乡、故乡的概念有同义性，都属于与创作主体相关联的地域；但“本土”相对宽泛抽象，而家乡、故乡强调地域与创作主体的直接关联度。所以，本土作家与家乡作家可能重叠，但实际是有差别的。
从文化认同的角度看，“本土”与异乡有对举关系。“本土”强调作家的文化归属感，而异乡是以“本土”文化差异性面目出现的。作家与“本土”的关系，是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纠结。作家对“本土”的关注，有使命和责任，更是一种宿命。作家因为历史观、价值观等认知的超越，难免对“本土”的现状产生不满足感，产生失望情绪，而更多的作家把全身心的爱倾注于“本土”之上，只是不同的作家会做出不同的表现。福克纳一生没有离开过故乡奥克斯福，他以毕生精力书写“邮票般大小”的约克纳帕塔法县，把所有的爱与忧伤都献给自己的故乡。
像福克纳这样不离开“本土”而坚持书写“本土”是一种情形，更多的则是离开“本土”身处异乡，以“侨寓”之身回望“本土”，书写对“本土”的关怀。比如鲁迅、沈从文。鲁迅以书写家乡表达对国民性的批判，作了“故乡的逆子”，这并没有妨碍鲁迅对家乡的悲悯和温情。沈从文“侨寓”北京却以“乡下人”自称，尽管他深知军阀混战民生凋敝的湘西社会充斥着愚昧和血腥，但他依然愿意用手中的笔去为家乡营造一种纯美的乌托邦幻景。
虽说作家书写“本土”是一种宿命，但这并不意味着作家对异乡异域的书写会有本能的排斥或抗拒，相反，优秀作家总是善于发现异乡异域文学资源的价值，创造出优秀的文学作品。诺奖得主勒克莱齐奥是一位特别醉心于书写异域风情的作家。他的代表作《乌拉尼亚》把书写的时空选定在离法国“本土”万里之遥的墨西哥，虚构了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王国“坎波斯”。书写“本土”更注重复活记忆还原熟悉的生活图景，而书写异乡，则为作家挥洒想象力和创造力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大致说来，以“本土”作为文学资源的写作，有三种不同情形：一种是强调还原“本土”真实生活，追求现实主义品格；一种是强调对“本土”文学资源的诗化，呈现浪漫主义（乌托邦）的审美趣味；一种是超越“本土”边界，假托“异托邦”书写生活。不论哪种情形，以“本土”作为文学资源，文学的“根”在“本土”，魂在“本土”。
（高晓晖，湖北省作家协会原副主席，一级巡视员，曾任文学期刊社长、主编，发表文学评论百余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