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文学》“新作家专号”：以“凝视”之姿写出“当代性”
曹霞，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主持国家和省部级课题五项。已出版《中国当代文学批评(1949—1976)》等专著三部，合著编著五部。在《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文艺争鸣》《当代作家评论》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
以“凝视”之姿写出“当代性”
——略谈《青年文学》“新作家专号”
文/曹 霞
“新作家专号”有九篇小说作品，作者来自天南海北，题材、主旨、形式和时代精神状况也是多元的。他们年轻俊洁的心还没有被世故或世俗经验所“腌渍”，因此能够拨开成见，敏锐地看到并写出光鲜生活表层下所包含的当代人精神形态的多样性与丰富性，充分地体现了阿甘本所说的“当代性”（contemporariness），即一个人与其时代之间的独特关系，“既依附于时代，同时又与时代保持距离”。
写出“当代性”，意味着主体必须保持“对自身时代之凝视”之姿，这种凝视不是依附性而是具有反思性的。以人物形象来说，“新作家专号”所涉及的有高校教师、新闻记者、精神病患者、便利店售货员、博物馆安保员、“蜘蛛人”、小巷深处的婚服制作者、沙漠冒险者……面对这些普通人甚至被漠视者、被遗忘者，作家着力的不是关于“阶层”“身份”等形象本体论的建构，而是对人物所涉的社会、文化、情感、精神、潜意识等深层问题的探讨。比如，在章雨恬的《米诺斯的迷宫》里，男主人公是高校教师，说起来也算体面工种，但巨大的考核压力如影随形，情感生活更要面对关于承诺、忠贞、信义等道德挑战。章雨恬特意设置了两位作为同事的高校男教师，将他们的情感偏向、选择与结局进行对比，揭橥了耐人寻味的反差：“无道德者”未必是施害者，也可能是受害者；“有道德者”未必愿意“从一而终”，只是当“情”变成了“恩”，负累者难以解脱，而情感诱惑的啃噬又因关乎伦理和精神病理学而难以启齿，最终化作了潜意识层面的幽暗迷思。在林檎的《张黑女》中，博物馆安保员老张的薪水和地位都属最微者，却有着坚守不变的文化信念和尊严。馆内人员与“盗拓者”相勾结，老张被视为“眼中钉”。最后，两个“张黑女”都倒下了，虽然一个是赝品，一个是被戏称此名的老张，但在作为叙述者与见证者的“我”看来，他们都有着独特的精神价值。当这种价值、这种力量是通过古老悠远的文化论题和跌宕起伏的戏剧性张力而非主体干预体现出来时，所传递给读者的震撼是惊人的。废斯人的《保持飞行的姿势》展现了屡遭命运暴击的“蜘蛛人”李强的辛酸人生。作为最具城市符号性的“蜘蛛人”，他们确实落在了我们的视野里，但又从来没有被我们“看到”过。废斯人执着地讲述李强全方位的失败，从学业到工作到婚姻、家庭，但更执着地展现了他的飞翔之梦，即便屡屡被欺骗、被羞辱都无法阻断他的梦想。当然，废斯人也清楚男主人公永远不可能实现梦想，于是将梦的种子无缝迁移到了其女儿娟子身上，一个行动力超强的假小子。诸如此类的叙事，让读者强烈感受到的不是对人物的体恤或怜悯，而是尊重与认同。
年轻的作家们不再以所谓的边缘、丧失、苦难等底层故事和道德焦虑来“胁迫”读者共情，比起新世纪初的“底层文学”在写作伦理上更成熟、更自洽。这种变化虽然不是从他们开始的，但九篇作品无一例外都袪除了道德训诫和主观干预，这种共性不妨视为代际进步，意味着年轻一代所持的叙事伦理不是“俯视”而是“平视”，不是“对立”而是“呈现”，由此带来的美学效果也相当明显：不板结，不黏滞，叙事节奏紧凑而饱满，叙事肌理丰富而结实。
如果说以上故事是在现实主义轨道运行的话，那么有一些文本则在现实与非现实之间游走。通过对线性叙事和时间链条的扭结、重置，作者以具有想象力的魔幻元素将N个界面缝合起来，这种对“惰性同质”的修改带来了鲜明的“异质性”“陌生化”色彩，这也是“当代性”的重要特质。曾子恒的《纸屋手记》初读是“现实叙事”，再读是“魔幻叙事”，最后才知道是“冥幻叙事”，细节越逼真，真相越悚然。在李浩然的《如律令》里，一个奇迹绽放的童年被置于成年后的讲述中，带有记忆诗学的特征。“我”向女友莫菲讲起自己会幻术的父亲，他很可能在一次表演中失误坠楼，从此“生病”了，不再会“变形”，呆若木头。这很容易让我们想起布鲁诺·舒尔茨笔下的父亲形象。在李浩然那里，父亲的幻术如奇迹之光照亮了庸碌人生。“我”与莫菲的爱情也得益于此，她爱上的不是“我”，而是“我”关于父亲的讲述。如果按玛丽亚·斯捷潘诺娃在《记忆记忆》中提出的三种分类——“失去的记忆”“得到的记忆”“非在的记忆”来看，《如律令》显然属于最后一种，即“在所见之处看见幻影”，可以帮助人们“逃避赤裸的现实及其穿堂风”。黄昶的《寻找薇薇安》从一桩新闻调查开始，但调查在实施中走了样。文本重心并不在新闻，而是调查对象带来的悬疑感、紧张感以及两位调查者展开的“元叙事”讨论。“新闻不可恶是因为它不用符合现实，小说可恶的原因是它太过符合现实”“想象是生活中仅有的可以使事物完整的能力”等语表明，年轻作家对于叙事伦理依然有着强烈的探索兴趣。即便有余华《虚伪的作品》、格非《塞壬的歌声》、王安忆和毕飞宇的“小说课”珠玉在前，也不妨碍新一代兴致勃勃地作出自己的阐释。
还有两个文本，阿珂的《蜘蛛脐带》和孔家铧的《积福巷》，我想把它们放在一起来谈。虽然风格大相径庭，但有一点是相通的，它们都通过“奶奶”来讲述亲情与家庭生活，即使遭遇再大的变故，“血浓于水”依然是中国人的情感底色。《蜘蛛脐带》中奶奶床底下的“蜘蛛”和她肚子里的“石胎”，《积福巷》中奶奶手制的“婚服”都有象征意义。前者指向无法割舍的亲情，后者预示着一种职业、一种睦邻关系的远逝。那浸染着浓厚儒家色彩的文化秩序和风习曾经陪伴并安妥了一代代中国人，但还是无法避免地被现代性甩弃了。作者所吟咏的是“悲歌”，也是献给过去时代的“挽歌”。
不过，在上述文本中，有一些细节和设置还可以再推敲。《保持飞行的姿势》关于李强和朱冬的故事有许多巧合，不是不可能，不过叙事逻辑性还不够强。《风马》关于女主人公开着越野车在沙漠失联的叙事素材很好，有鲜明的社会事件影子，但处理得不太理想，而最后将故事落脚为“风/马”之辩也有些牵强。
当然，瑕疵属于技术层面，很容易优化。在我看来，更重要的是年轻作家作为“当代人”的思考与书写。不仅仅写出“阴影”“晦暗”“断裂”，将之铭刻进时代，还要“在现时的晦暗中辨识光明，那种无法抵达我们却又永恒地驶向我们的光明”。
原载《青年文学》2024年第12期“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