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972年，当意大利人安东尼奥尼在北京拍摄纪录片《中国》时，宁肯和院子里的几个孩子很可能走进镜头中，却浑然不知。很多年以后，他将这段话写在了短篇小说集《城与年》的开头。

那时，宁肯一家生活在北京城南的前青厂胡同深处，离琉璃厂、永定门很近。父母都在远郊的房山工厂上班，两周才能回趟家。直到六岁，宁肯才不再跟随父母往返于房山，而是留在城里与哥哥姐姐一起生活。“我已经玩野了，新生活完全覆盖幼年记忆，以至见到火车都新鲜，甚至一度在城外疯狂追火车……”对幼年宁肯而言，虽然那是一个物质和精神双重匮乏的年代，但没有学业的压力，也没有大人的管束，可以肆无忌惮地享受快乐。

和许多从自己早年生活经验开始进入写作的作家不同，在很长一段时间，这段童年的记忆被宁肯搁置了，他觉得上世纪70年代太贫乏，没有值得书写之处。随着年龄增长，眼看着老北京在一天天消失，胡同被拆得七零八落，他逐渐感到怅然若失。童年生活再贫瘠，只要深入挖掘，一定能挖出有价值的内容。宁肯选择拿起笔，将目光深深投向那个鲜少被同辈作家涉及、但又充满意义的70年代。

“说实话，非常难”，宁肯承认很多事情早已不记得了。于是，他尝试着先写了回忆性散文集《北京:城与年》，像考古一样追溯早年生活，一路写下来，第一篇就叫《记忆之鸟》。在此基础之上，他判断哪些经验可以转化为小说，甚至在做札记的过程中，有些内容已让他有了创作的冲动。刚开始的时候，宁肯也拿不准有多少内容可写，但一旦往记忆深处漫溯，就像排雷似的，一个接一个，原来根本没意识到的东西成片浮现。循此，宁肯一点点写了出来。评论家解玺璋说，区别于许多讲述北京南城故事的文学作品，宁肯给长期以来所营造的胡同乌托邦撕开了一个口子，使我们得以窥见这群孩子成长中的残酷青春。

火车

插图：铁路上

回到城里读书后，宁肯和小伙伴们经常从琉璃厂出发，到永定门看火车。他们在铁路上疯跑，趴在铁轨上听火车运行的声音，朝行驶中的火车扔石头，去永定门外的二道河畔逮蛐蛐、捞小鱼、抓蚂蚱、捡化石……有一次，他们正坐在拉着各种物资的黑皮火车上打牌、侃大山，突然“咣当”一声，火车开始缓慢启动。这可把他们吓坏了，噼里啪啦跳下火车。这个另类体验给宁肯留下很深的印象，也非常后怕：万一跳不下来，会被拉去哪儿呢？

于是，火车成为承载宁肯童年乃至这本书的重要意象之一。也通过火车，读者认识了一群大杂院的孩子们：五一子、大鼻净、小永、大烟儿、文庆、小芹……在同名小说中，宁肯设置了这样一个情节：女孩小芹作为少年群体的核心，有一天被火车拉走了。一年半之后，她突然又回到了大杂院。宁肯关注的重点不是她被拉去了哪里，有什么猎奇经历，而是集中展现跳下火车的孩子们的生存状态，以及生活的可能性。小芹的归来也撕破了大家心照不宣撒下的谎言。曾经的玩伴们都上了中学，彼此圈子不再相同，关系退化成陌生人，只有始终未变的黑梦，从小芹口中得知她半真半假的遭遇。“小说是虚构艺术，如果说生活像一棵树,那些潜在的可能性就像树根，树有多高根就扎得有多深。虚构的真实甚至比现实生活还要真实，这就是小说的魅力所在。”宁肯说，车一动，实际上将这帮孩子的真实生活状态，乃至那个年代中生命的模样都表达出来了。

对生活在北京的宁肯而言，70年代是一段野蛮生长的特殊时期。虽然时代仍未完全从运动中脱离，但相较于前期的疾风骤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逐渐趋于平静，经典文学作品和一些抒情歌曲也开始在民间逐渐流传。宁肯就在这样话语与现实形成割裂，甚至“自由”“野蛮”的环境下生长，“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生命状态”。这也是一个特别值得书写的时代。当外部的“硬壳”不能束缚内在生命的蓬勃旺盛，无论是身姿挺拔还是在岩石中扭曲求生，都有着对人性的折射。由于70年代本身的“文本”化很强，稍不留神就会被其“吞噬”，必须要深入挖掘其中非同一般的、无可替代的东西。所以，他想继续发现、诘问、表达：“在那个年代下，生命、人性是什么状态？日常生活是什么样？人性还可能是什么样？而这些恰好需要文学展现。”

这一次，宁肯尝试用中短篇小说讲述故事。作为一上来就写长篇并一口气写了五部的作家而言，没有中短篇是一种遗憾，也少了让更多人了解自己作品的渠道，这成为他一直以来的心结。虽然《城与年》收录的都是中短篇小说，但细究起来，很像一部由不同角色串起来的长篇，有点“横看成岭侧成峰”。宁肯起初以为，写短篇会有种“居高临下”的感觉，像一个气场很足的大力士在做小玩意儿；但写起来却完全被拿捏，过程极其艰难，甚至比长篇还难。“像《火车》，其他作家顶多俩礼拜半个月就写完了，而我用了整整一年。”

有时，宁肯会怀念那个与自己的成长紧紧交织的年代，这种回忆没有痛苦，只有特殊的审美，以及借助文学才能发现的、真正有价值的内容。他希望通过小说的形式，不仅发掘出新的人性及可能性，同时也‌“拔出萝卜带出泥”般展现70年代的真实面貌。“如果不去表达这个年代所具有的文学价值，错过这么好的可以开发的‘矿山’，就让它这么沉寂下去，那才是真正的损失，真是白活了。” 如何去写“70年代”下历史的存在和特殊形态，宁肯有其独到的路径。

黑梦

插图：黑雀儿看到黑梦看书

写作中，宁肯常陷入沉思：关于70年代的好作品太少了，为什么没有一部深刻的作品？原因何在？在他看来，那个年代的生活已经高度戏剧化，将一段超常文本化的岁月再写成文本，反而无法体现真实性。就像画一棵树，无论怎么千变万化，都超脱不了树本身的范畴。文学本身并不能直接反映现实，这其中便需要作家的想象——在那个混乱且特殊的年代，还能发生什么？如何才能通过一个富有想象力的视角，让当下读者真切感知到那个年代的真实样貌，而非直接、粗暴的呈现？

“在某种意义上，那是一段理性缺失、矮小乃至病态的时代，现在的人很难设身处地理解和反映那段时期，不如设置一个不正常的角色讲述光怪陆离的故事，这样反而变得好理解了。”于是，他通过黑梦——这个长有短小藕节似的身体，长期生长在暴戾环境中又无比热爱读书的侏儒，讲述发生在大杂院的故事。“我想通过描写这一家人的疯癫与诡异，展现那个年代的严重失常，以及文革后期的‘扭曲浪漫’”，宁肯解释到，“其中疯癫与诡异，以及侏儒实则是我对现实本身‘创造性’的‘再创造’”。

在小说《黑雀儿》中，黑梦一家正式出场。这是以捡破烂为生的一家四口：状如骡子一般的黑雀儿爹“刚果”、哥哥黑雀儿、疯娘和侏儒弟弟黑梦。每天，黑雀儿爹蹬着三轮浩浩荡荡拉着黑雀儿、疯娘、黑梦，连说带唱，奇形怪状，走街串巷，后面跟着一帮人，像围观马戏团一样看热闹。在评论家孟繁华眼里，日常生活的乏味和无聊很难书写。西方现代小说或是反抗，或是解构，都有一个面对的对象，一个具体的文化指向。而宁肯则是通过具体场景或者物件正面书写那个年代的贫乏、空虚。

插图：探照灯

插图：黑梦与七姐在阁楼里读书

书籍、旧鞋换洋火、冰雹、防空洞……这些都真真切切曾经存在于宁肯的生活经历中，比如黑雀儿的原型是宁肯的表哥，挖防空洞也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宁肯曾跳进一处被封的房间里偷拿出很多书，如饥似渴地阅读……这种对知识的极大渴望也被他通过黑梦的视角写进书里：“我常常在土站上读报纸读得入迷，头都不带抬一下的，报纸上有没有屎我根本不在乎。通常都有，就是擦屁股纸，经常粘在一起，我揭开了看。那时黑雀儿最烦的就是我低着头看擦屁股纸，因为总有人冲我扔烂菜叶、黄瓜头、煤球，乱七八糟的什么都有，我浑然不觉，黑雀儿有时就狠狠踢我一脚。”

跟随黑梦，我们还看到胡同小流氓黑雀儿拜师学艺，看到几个孩子一起挖防空洞，看到被封的、堆满书的小阁楼，看到自我意识觉醒的“女流氓”七姐……黑梦与七姐在房上奔跑，在无垠的视野，在午后，在早晨，在黄昏，在雨中，在掠过一切使一切更接近海浪的风中奔跑。宁肯说，写到房顶，很多人感觉已经不像北京了。但他觉得这地儿恰恰最北京，只有北京才有这种房舍、小阁楼，这是一个新的乌托邦，但长久以来，很少有人真正深入书写过胡同流氓这类角色。

在故事的叙述中，成年黑梦视角与少年黑梦视角时而切换，仿佛有一个上帝在凝视着发生的一切。宁肯解释，这在叙述学上是一个很重要的现象：个体在讲述自己的时候，将自我客体化。多年后的“我”和当时的黑梦像是两个时空，多时空讲述同一件事，既有过去又有现场，叙事灵活，也契合主题“年”的含义。城与年，恰恰对应空间与时间。谈到这里，宁肯特意强调了写作技巧的重要性，“不会熟练运用技巧，就很难将许多应有的内容表达出来”。

“九·一三事件”对宁肯产生了巨大的震动，那时他正在读小学五、六年级，内心的世界观开始坍塌。在小说《九月十三日》里，他将9月13号那天与真正得知“林彪叛逃”事件的时间结合在一起，通过两个平行时间的对比来表达震撼。但写完之后，他发现这些只是直接经验，属于社会学范畴，而不是关于“人的主题”。

宁肯不禁思索，历史、哲学、社会学等学科都会以自身表达方式展现真善美的永恒主题，而文学要体现特殊性，就要借助小说这一载体更好地塑造人物，展现唯有文学才能发现的东西。于是，他又增加了白痴学生看到巨幅色情画疯掉从此消失，一年后重新回来上学后继续等待同伴的情节。当写完最后一句话后，他发现笔下的小说想要表达的并非震撼抑或精神分裂，而是一个白痴崩溃了——可是崩溃后还在等待同伴。等待便是小说的主题。“如果没有这样的发现，那么小说就还停留在社会学层面上，这就是文学的发现”，他说到。

宁肯喜欢思考，也常将这种习惯带入写作中。哲学原著读起来艰涩难懂，他就浏览哲学家的传记或书信。他认为，文学应该有形而上的追求和对哲学的观照，这样才能深刻认识生活的独特性，更好地把握题材，而这些应当是作家的必备素养。“我觉得哲学和诗歌让我有种灵魂出窍的感觉，打破固有的思维和认知靠什么？哲学、诗歌非常重要。”

插图：扒桥栏杆的孩子们

北京

提笼架鸟、闲散、热心肠、爱逗闷子一直是“南城大爷”给人的标准印象，但宁肯的文字却有种全然不同的感觉。身兼“南城大爷”和作家双重身份的宁肯是什么样呢？我怀着好奇第一次见宁肯，眼前这位笑容可掬、精气神十足的“大爷”让人既熟悉又陌生。

宁肯十分健谈。采访中聊到童年，常常眉飞色舞，不时冒出半句“北京土话”。而当聊到与文学的专业内容时，他的神情又变得严肃，用词十分考究、严谨、犀利。采访过半，午饭时间到了，宁肯带我去食堂吃便餐。一路上和很多熟人打招呼：“吃了吗您内？”“今儿个食堂饭不错”“得嘞”……此刻，那个套在作家躯壳里的“南城大爷”又一下子“蹦”了出来。

宁肯的写作一直与“京味”保持距离，将书面语和北京方言分得很开，地域特征很淡。他怕“京味”将北京写得“小”了。“地域性语言适合讲故事，但并不太适合讲思想、讲想象力，所以很自然地摒弃了。”宁肯认为当下的北京展现着中国复杂的现代性，颇具现代主义气息，但是很多写北京的作品所展现出的气质总是那么正经，无非是大气、豪气……“实际上生活是千变万化的，非常复杂，人们常常把另一面遮蔽，将复杂的生活处理得过于简单”。这也是他很长时间都没有动笔写北京的原因之一。历史在向前发展，如今的背景与老舍、林海音甚至王朔所处时代的北京又各有所不同。“王朔善于挖掘那个年代的话语，他的京味也很有典型性，但我没法去学他。我应该继续将文学变成一把尖刀，像庖丁解牛一样不断探究新东西。”

身为老北京“土著”，宁肯热爱故乡，尤其喜欢“北京城”这个概念。北京城有历史，同时也有他成长、生活的印记。这不是宁肯第一次写北京。他的长篇小说《沉默之门》描绘了1980年代后期的北京，而《城与年》系列小说则将时间往前推了10多年，展现1970年代北京城南的日常生活。宁肯将文学视作博大精深、不断开采人性的工具，他想以符合文学规律的方式，将感受写出来。而文学本身也要求他在内容和表达上求新求变。他希望能够写出北京历史和文化中光鲜的另一面，有时甚至感到困惑和悲哀，“偌大的北京为何直到现在才出现另一面？对我而言，北京只是一个表达人类处境、揭示人类各种困境以及可能出现的精神现象的平台。我和它有着深刻的关系，知道很多内容本身就应该体现出来，但可惜，能认识这一点的人太少了。如果一本书写深了，应当既像北京也像世界。”

宁肯曾提出,作家应当具有人类意识，将自己放在人类整体的谱系上，看看还能不能发掘、表达出关于城市的新内容。他觉得生活在北京非常幸运，同时也意味着责任。北京作为一个世界性城市，复杂又庞大，既有从事最尖端科技的精英，也有数量最广大的普通劳动者；政治文化中心与胡同文化交织在一起，又形成一种凌驾于两者之上的普遍性，这也是北京的独特价值所在，但这种价值，有时候北京本土作家反而意识不到。在他看来，深刻地认识北京是一个永恒的、独一无二的课题，能够让写作者提升、挑战自我。面对北京，作家需要让自己先强健起来，和北京的体量相匹配。“我非常热爱这个城市，热爱它的深刻，热爱它的复杂，热爱它的无所不包，热爱它的光怪陆离，甚至热爱它的某种变态。我感觉责任重大，一定要写出无愧于北京的东西。”

宁肯对创作依然怀有雄心壮志。他要继续写北京，不过这一次，他打算写一部关于中科院数学所的长篇小说，由成年黑梦继续讲述他姐姐嫁给大数学家的故事，两种文化碰撞在一起，在他看来会非常有趣。他将这次写作形容为“爬坡”，要写一个数学家，光数学书、数学家传记就买了有20多本，“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大海里捞针一样用上一两句，你得耳濡目染，这都是我过去没有写过、文学领域里很少被触及的，所以挺好玩，人就得不断地去探索、进步。”（插图作者：侠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