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亮：写作是一种沉淀和释放
原标题：葛亮谈枕边书
葛亮，作家、学者。现任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教授
谈谈你童年时代对书籍或阅读的印象，有没有睡前读本？
葛亮：我的阅读是一个从被引导到自觉阅读的过程。最早的时候，我父亲引导我读书，在阅读《世说新语》《阅微草堂笔记》之前，睡前他会给我讲《尼尔斯骑鹅旅行记》《汤姆·索亚历险记》等等。前者基本建构了孩童时代对外部世界想象的轮廓。尼尔斯骑在鹅背上，从他的故乡瑞典的斯郭纳出发，跟随着大雁周游各地，给我留下鲜明印象，多年后我看到这本书的全貌蛮意外的，和童年的记忆有些反差。《尼尔斯骑鹅旅行记》全书是很厚的一本，有关于瑞典的山川地理、民间风物，里面有大量知识性的容纳，与其说是童话故事，更似有关这个国家的百科宝典。
在以上书籍里，有你特别喜欢的主角吗？
葛亮：尼尔斯。《尼尔斯骑鹅旅行记》让我的代入感很强。首先因为拉格洛夫在巨细靡遗的耐心叙事中，也在建构一些认知世界的基本观念。比如爱与责任，自由与崇智。少年的我喜欢尼尔斯成长的过程，在行万里路中成长。成年后喜欢旅行，并觉得这是人生中的要项，多少和这本书的影响有关。
你近年有枕边书吗？
葛亮：以前的阅读相对宽泛，现在阶段性地希望深入某个领域。比如有一段时间集中看有关园林的书，有一段时间集中看有关陶器的书，写《燕食记》的时候常常翻《随园食单》《山家清供》《食宪鸿秘》等等，在某种意义上这些就成为枕边书。
集中阅读和写作有关？你会记笔记吗？
葛亮：集中阅读某一领域或同一类型的书，除了知识上的必要之外，更多为自己建立某种专业情境。比如写《书匠》时，关于古籍修复的阅读，任何在细节上的共情，都在默默叠合笔下人物的人生轮廓。阅历和阅读，这时就会发生对话。我阅读是习惯做笔记的，这也是在阅读中整理自己思路的过程。在写《北鸢》前，我做了一百多万字的笔记，当然那时有撰写非虚构作品的考虑。阅读的成果，最后呈现在创作中的，可能只是冰山一角。但笔记本身让人心里踏实，尤其随着年龄，记忆能力发生变化。笔记提供了某种有关知识的信任。
所以我觉得你的阅读其实是两部分：书房和田野。
葛亮：书房阅读有些和田野是相关的，这里涉及一个尊重原则。做田调过程中，我会同时与一些专家见面访谈。专业领域内的交流，需要保证和对方的知识匹配度，这是一种尊重。他们在行业里的知识储备是专精的，和他们的交流的意义，是基于知识结构有关观念的获得。所以准备得越充分，交流就越深入。当然我喜欢的一类专家，很善于举重若轻。会以日常的方式表达相对专业的内容，比如我遇到的不少非遗传承人，会往往讲一些行内的故事。但讲述过程中，又涉及一些他们看来耳熟能详的知识点作为交流的默契，如同行业密码。这时前期的积累就体现其重要性。当然做这些工作，甚至涉猎的题材，有时并不是主观选择。比如为何写《书匠》，就是因为我祖父的手稿遗稿要修复，有很重要的感情的成份在里面。
我想你最常读的书一定是祖父的《据几曾看》？
葛亮：对，这本书对我蛮重要，也是日常翻读的枕边书。三联书店的版本用的是影印本，祖父的手稿得以完整地呈现，翻读的过程就如同是在看原稿，因为是家人写的书，见字如面。祖父除了帮我建立了艺术审美的标尺，更重要的是治学的信念，写作需要信念。
除了《据几曾看》，还有沈从文的《长河》。《长河》是伟大的长篇，其中常与变的概念，对我启发很大。所有的文化传统，都需要放在现代语境里评估。我写《北鸢》《朱雀》《燕食记》，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希望贯穿式地探讨这个理念。一个民族相对稳定的文化符码，相遇目下的变动不居，其交汇点非常重要，在《长河》中，吕家坪就是这个交汇点。
你最理想的阅读体验是怎样的？
葛亮：在阅读的过程中，除了知识的汲取，和作者有大量精神上的共识，甚至是神交的状态。两者兼具的阅读是非常愉悦的。
有什么书曾激发你的写作欲望吗？
葛亮：触发写作一定是有一个点，但很难以一言蔽之。写《书匠》是因为祖父的书要修复，写《飞发》是走进老式的上海理发店的一刹那带来的撞击感。不一而足。写《燕食记》是因为祖辈关于粤式点心的一些笔记，提供了类似吉尔兹所指的“地方性知识”带来的触动。
对你来说，写作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在创作过程中最享受的是什么？最困难的呢？
葛亮：帮助一个人沉淀。香港的生活和工作节奏要比南京急促，我有时候会觉得，需要有件事情让我投入、沉淀下去。写作过程是比较自洽的，那种感觉很好。写作对我来讲有点像Meditation（静修），笔下的世界和你休戚与共。写《北鸢》时文字上相关的掌故、风物会营造情境，在某种意义上帮助你成为历史的在场者；《灵隐》在为香港某一个时间节点或空间造境。道法自然。当一座城市的基本面目繁杂且同质化，人和自然相关的部分会被动阻断。我希望把这个链条重新完整起来。写作的过程也是如此。
《灵隐》看上去不是很厚重，但承载了很多内容。
葛亮：《灵隐》写得不轻松。它是一个案件，你需要压抑自己表述事件逻辑的倾向，并且在某种程度需要克制作品走向戏剧化的可能性，比如教授杀死妻子的具体手段、因由。你需要把这些东西沉下去，提取最纯净的、心灵史一样的部分，简而言之需要克制仅执着于故事本身的欲望。我的导演朋友说很期待这部小说，一开始以为会写成社会推理派小说。看完后发现和他们想象的不一样，反馈给我的是目前小说状态带来更深刻的触动。过去的长篇写作是在大叙事背景下，更多涉猎的是群像，而这本书更集中地讲个体命运的发展。《灵隐》的意义是强调个体的意义，由一个人进而烛照时代，是另一种史观表达面向。
你的处女作《无岸之河》就有关知识分子，20多年过去，知识分子又在《灵隐》中得以接续；2019年写了《书匠》，后来《瓦猫》也是集中关注匠人。包括《北鸢》《燕食记》里也有对匠人的描写。你的很多作品中，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关注民间，关注传统文化。有一种观点认为，作家终其一生都在写一部作品。你认同吗？
葛亮：可能要看具体的写作阶段。我近年有一部分作品在关注非遗。中国传统文化是理想的容器，可以承载一系列文化元素的碰撞，因为有传承必然涉及代际。对匠人的关注，大概从十多年前的《泥人尹》《于叔叔传》等作品开始，一直延续至晚近的《瓦猫》，《飞发》《灵隐》都有类似的细节。我对在文学中进行历史表达的兴趣是一贯的，“匠人”群体本身就是一枚历史切片。他们的审美取向，乃至于对民生所向的敏感，无不精准地嵌合于时代之中。我的写作风格从早期到现在变化还是挺大的，当然也有些一脉相承的部分，视乎具体作品。
在怎么处理细节方面，谈谈你的经验。
葛亮：首先要和笔下人物共情，共情就会要求自己进入场景。对我而言，进入场景之后就是对某一个主题舒展的过程。另外还有格物部分，写到细节的肌理方面，知识很重要。比如书中提及“祭孔大典”，虽然只是一个段落，你要事先对府县两祀的日程、主祭的祭辞格式、祭服的具体样式都详尽查证，背后是有知识体系支撑的。这是重要的。
无论是题材还是语言，你完全做到了既不重复别人，也不重复自己。
葛亮：重复自己的写作是我不想看到的事情。我记得一位前辈作家说，好的作家是不应该被读者捉住。听到这话的时候我还年轻，当时就很触动，我想在未来的写作部分，要给自己提个醒：当你发现在复刻自己的时候，是需要警惕的。文字特质一旦形成是双刃剑。形成辨识度当然是有意义的，这是审美的积累的成果。但过犹不及。这是求变的意义，所以为什么加入不同的语言元素，语言有造境功能，是叙事链条中间非常重要的部分。但是也不能让自己每一本书都较前作“面目全非”，还是有一脉相承的部分。
如果概括起来，你的创作过程当中最重视什么？
葛亮：就是磨砺，或者沉浸。如写《北鸢》的时候我读了大量的民国时期的报刊，磨眼睛、磨耳朵，帮助造境。让自己作为创作者也成为情境中的一部分，积极而自然地融入。写作必然是一种沉淀和释放，不得不下苦功夫笨功夫。
如果有机会见到一位作家，在世的或已故的，你想见到谁？你希望从这位作家那里知道什么？
葛亮：肯定是沈从文。我受他的精神滋养很大。除了小说家，沈从文还是杰出的历史文物研究者。我近年在写的作品有关非遗。有一个题材一直想写，是家乡南京的云锦，作为皇家的丝织贡品如何进入民间，见微知著，反映中国晚清至民初流转过程中，民间整个社会结构及运转规则的改变。我想和沈从文聊一聊这个常与变的过程，一定会很有意思。
中华读书报：假如可带三本书到无人岛，你会选哪三本？
葛亮：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中砂明德的《江南》、唐德刚的《袁氏当国》。
若策划一场宴会，可以邀请在世或已故作家出席，你会邀请谁？
葛亮：我可能会邀请吴敬梓、曹雪芹、甘熙、赛珍珠，这几位的人生都和南京有关，和他们聊聊对这座城市的体验应该很有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