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间怎么过阳历元旦
1940年1月1日《申报》的新年专刊
元旦，在我国是一个既古老又新兴的节日：说它古老，它有几千年的历史。从汉武帝开始，元旦用来特指农历新年。吴自牧《梦粱录》说：“正月朔日，谓之元旦，俗呼为新年。一岁节序，此为之首。”
而说它新兴，是因为民国建立后，元旦才成了阳历的新年。
1912年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他发布通告：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九年十一月三日，为中华民国元旦”。当时，两千多年的帝制被终结，很多热血之士对于社会的新气象充满期待。1912年第一个元旦，叶圣陶在日记中写道：“今日乃吾国改用阳历之第一日，而吾之日记，亦于今日始改用阳历矣。”
不过，因为第一个元旦定下来的时间仓促，1月1日改历，1月2日才在《申报》等报纸上刊登“改历通告”，南京临时政府只好推迟元旦的庆祝。
推迟到哪天呢？1912年1月5日《时报》刊登《补祝新年通告》，曰：“奉大总统颁行阳历，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为元旦日，并定于阳历正月15号补祝新年……阳历正月15号，即阴历十一月廿七日，凡地方店铺居民，应遵于是日补祝新年，一律悬挂国旗，同伸庆贺。”
也就是说，民国第一个阳历元旦的庆祝，推迟到了1月15日。
需要指出的是，当时的社会处于新旧思潮交替的时期，普通老百姓对于阳历元旦，接受度并不高，农历新年在民间更受关注。因此，不管是南京临时政府时期，还是北洋政府时期，都是通过政府的主导行为，来引导民众过阳历元旦。
为了推广新的节日，政府规定元旦休假三天：一般政府机关均停止办公，“以示休息”，“司法机关亦于元旦日起停理诉讼三日”。
1912年底，上海发布通告称：“照得献岁发春，自应休息数日，以庆新年。惟社会习惯相沿已久，当更始之际，未便一律通行。查元日为南京政府成立纪念日，凡我国民理合同申庆贺。”于是，上海地方审判与检察两厅通知属下：自1912年12月31日至1913年1月3日停止办公。
在江南等地，不同机构放假时间有所不同，各大银行和信托公司等金融服务机构则一般“循例休假两天”，也有少数银行元旦休业一天。不过，当时许多学校的元旦假期相对较长。1917年元旦，苏州大中小学以及公私各学校，“均于三十号下午起停课放学，至一月三号为止”。次年，嘉兴中、西各学校元旦放假天数则为五日。1921年，南京的元旦假期从12月28日放到1月3日，延长为7天。
1930年12月，针对推行新年元旦仍有一定阻力的情况下，南京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通告，“为提倡国历，转移人民习尚”，“国历新年应改为休业五天，即十二月三十一日起至一月四日止”。一直到1933年，元旦休假才改回三天。
上海钱业公会发布公告：“（自）元旦日起，庆祝新年，休假四天，五日照常营业”。1930年12月31日，中华劝工银行通告社会：“本行兹因办理结算，定于国历新正一日至四日休业四天”。同期，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也于一月一至四日停止交易；也有一些企业休假三天，同益信托公司1930年12月底通告社会：“一月一二三日新年，本公司休业三天”。
政府停止办公，银行休业，商铺停业，学校放长假，在当时的背景下，皆是为了“转移人民习尚”。
民国初年，北洋政府时期的庆祝活动比较简单，主要是举办庆祝元旦的游艺活动。根据记载，当时北京在元旦这一天，除了总统府门前张灯结彩，前门东、西车站还缀满电灯，不少男女老幼结伴出游。
据鲁迅日记等资料，从1914年到1924年，鲁迅在元旦这天会享受难得的逍遥时刻。1913年元旦，鲁迅和好友许寿裳逛了先农坛。他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一日，晴，暖。上午得二弟信，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发。午后同季市游先农坛，但人多耳。回看杨仲和，未遇。”
这一年的元旦是所谓的“共和大纪念日”，设在先农坛的古物保存所免费开放，因此游人很多。鲁迅也不免俗。鲁迅在先农坛淘到了一些古籍：“夜以汪氏、孙氏两辑本《谢承书》相校，尽一卷。”
1914年的元旦，鲁迅又约上许寿裳，一起逛了琉璃厂，居然淘到了几枚古币，令他欣喜不已。
上世纪三十年代，在社会各界的大力推广下，阳历新年的元旦逐渐被人们接受，庆祝方式越来越热闹、喜庆。比如，1930年12月31日晚，南京就举行了大规模的灯会，在公共体育场、鼓楼、新街口、下关等地还燃放了焰火。1931年元旦当天，南京国民政府还邀请社会各界代表在南京召开了元旦庆祝大会，并在中山路的每个分段还各扎彩牌一座；政府撰印春联，交警察厅分发各商店住户张贴，各商店及住户还悬旗挂灯结彩。
庆祝元旦少不了休闲娱乐活动。当时，南京的大中小学、公私学校，都要提前数天准备元旦游艺会，节目包括管弦乐、民乐、歌舞、踢踏舞、体操表演、武术等内容，学生、老师以及政府职员踊跃参与，市民也会前往观赏。
除了南京，全国各地也是别开生面迎元旦。比如，福建省通知各地在元旦举办国货展览会；汕头发布公告，要求元旦当天，“商民人等一体悬挂国旗”；在杭州，省立杭州高级中学的师生们积极筹备，举办元旦游艺会；广西大学为迎接元旦，举办书法比赛；广州在越秀山公共运动场举办庆祝元旦大会，社会各界组建篮球队参加体育比赛，还举办文艺演出……
有意思的是，当时上海还拟定了元旦家庭庆祝活动程序，其先后顺序为：向孙中山遗像行礼，向祖先行礼，家长训话，子女向家长行贺年礼，家长向子女赐赠礼物，举行家庭欢宴。
当时，不少报刊杂志会推出“新年特大号”，即新年专刊。其中影响较大的要数《东方杂志》在1933年1月1日第1号上推出的“新年的梦想”征稿活动。
这是由杂志主编胡愈之策划的一次大规模征稿活动，杂志向读者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先生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是怎样？”另一个是：“先生个人生活中有什么梦想？”
这次征稿得到各界名流的积极响应，杂志共收到160多份答案，其中142份答案刊登在杂志上。
1937年1月，被称为“三十年代文坛第一刊”的《文学》第8卷第1号刊出新诗专号，这本特刊厚达300页。
政府举办各种庆祝活动，报刊杂志积极宣传，阳历元旦也越来越普及，很多商家嗅到了商机，纷纷举办促销活动，吸引民众消费。据当时的新闻报道，南京的元旦，街上车水马龙，游人如织，各种促销活动层出不穷。那时电影可是稀罕事物，元旦相约去看场电影，成为一种时髦的过节方式，电影院在元旦推出了各种促销活动。没想到看电影的人数突然暴涨，电影票供不应求，竟然涨到了一张15元的价格。
1934年的元旦，主营各种农产品真善美农林公司在报纸上刊登了一则促销启事：本公司尚有优质大白菜上万斤，决定利用元旦节日，与民同庆，让利于民，一块银元即可买35斤，欢迎民众抓住机遇，速来购买。
值得一提的是，民国时期为了推行阳历元旦，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多次强制废除农历新年，结果引起民怨沸腾，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
新中国成立前，在选定传统节日这个问题上既紧跟潮流，又尊重传统，采取了灵活的政策。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决定新中国采用世界通用的公元纪年法（即阳历），把阳历1月1日定为元旦，同时把农历正月初一定为春节，一并列入法定假日。从此，翻身做主人的劳动人民，有了两个新年的节日：元旦和春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