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颋：王松的腔调
王松的小说创作是在多副笔墨中展开的。知青系列里有为人熟知的《双驴记》《秋鸣山》，市井系列如《烟火》《梅花煞》，以及回应时代主题的《流淌在刀尖上的月光》《暖夏》《热雪》等。王松自己说过的，每个作家都有属于自己的腔调。一个作家写出好小说的前提，就是找到属于自己的腔调。可以说，王松不同风格的小说的确都有各自的腔调。这也是他说的，每一个故事也都有属于它自己的腔调。他要做的，是为每一部小说找到它们的腔调。
腔调，原本是戏曲中成系统的曲调，如西皮、二黄等，也指说话的声音、语气等，还有论调的意思。从小说创作而言，自然是叙事的调性，持什么样的语言，取什么样的立场，达成什么样的叙事意图，等等。回到王松的小说创作，他对语言以及细节的呈现方式格外讲究，《秋鸣山》有传奇性，《梅花煞》也有传奇性，但《秋鸣山》里会唱歌的夜壶和《梅花煞》里的白燕尘的命运故事后面，讲述者的姿态和语言、语气甚至是面部表情都是差异明显的。《秋鸣山》的姿态里，有种热闹里面的冷，《梅花煞》是种抽离了一定距离的讲述，全知的讲述里暗含有对人物的情义，《红骆驼》则是另一种腔调，尽管依然是命运故事，但叙述姿态是庄重而真诚的。王松无疑是很会讲故事的，在他的多副笔墨创作的小说里，故事都是有趣耐咀嚼的。王松善于给他的小说故事找到特别而精准的细节，《热雪》中有个人物外号叫“刘一唱”，是因为他翻眼皮时习惯于像鸡一样从下往上翻，起外号者从“雄鸡一唱天下白”中取“一唱”俩字，暗指他像公鸡。可以说，有趣的故事，精准的细节，高辨识度的腔调，构成了王松小说的特点。这样的特点，让他不管是以哪副笔墨创作小说，其作品都会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而且会勾起读者不由自主的回味和咂摸。比如这部《彩骡》。
《彩骡》是典型的王松市井民俗小说。人物命运故事里布满市井生活的细节，这些细节构成了人物的命运、性格，以及彼时彼地的日常生活、烟火人间、世相百态。
小说第一句就很精彩，“骡子第一次见兰大姑，是刚回南市的时候。”主要人物骡子、兰大姑；故事发生地，南市；而且是骡子刚“回”，一个回字，拉开了骡子和南市的故事线；而第一次，也就预示了小说往下走的线索，是骡子和兰大姑见面的第二次、第三次……这个开头，精炼精彩，至少铺开了两条叙事线，骡子和兰大姑，骡子和南市，也交代了叙事节点是往回看，回看的姿态在腔调上呼应了传统说书的讲述调性，预告了小说全知的视角和故事讲述者的姿态。简洁不啰嗦，没有过场直切正题，“很王松”的方式。
和王松交流过他的市井民俗小说的写法。在这一类小说里，他的写作姿态是疏离的，是拉开了一段距离后拍着惊堂木讲故事的说书人，他会在意故事讲得吸不吸引人，甚至满意于自己作为说书人对于故事中人命运遭遇的绝对操控权和话语权，这和传统说书人没有太大的区别；但另一方面，王松又是悲悯而共情的，他给说书人的身份注入了带有现代气质的人文情怀。隐藏在说书人面具下的，是一个当代作家满怀关切的面孔。因此，骡子不是简单的做彩门生意的变戏法者，他身上还负有那个时代一个普通家庭的希冀，以及一个普通青年对于自由自立的渴望；兰大姑也不仅仅是一个年轻富有的寡妇，她还是一个知行止进退又仍对生活怀有憧憬的年轻女性。两个市井烟火里的年轻人，既有很鲜明的民俗样本特征，又对接着当下的现代气质和精神特质。
兰大姑的故事，骡子是听徐傻子说的。徐傻子摆茶水摊，茶水摊正是各路故事汇聚、演绎和传播的经典场所。兰大姑的命运遭际很是让人唏嘘。一个没有进行完整的结婚仪式，兰大姑在喜堂上成了寡妇，失去一个丈夫，得到一个药铺。得失之间兰大姑的命运就被框进了世俗伦理的窄门。
兰大姑对骡子的关注和照拂很有意思。骡子的彩门生意她几乎场场都到但从不声张，只在关键时刻带头扔钱，而且扔的都是一个大子儿。“头一个扔钱的看着不起眼，其实也最关键，一是扔的时机，二是扔的多少”，而兰大姑总能掐准点扔个大子儿，“这一来，后面有好面子的再扔，心里也就得掂量一下了”。从头至尾，兰大姑和骡子没有过正面交集，但兰大姑总在骡子的关键时刻出场，日本人要来砸场子，也是兰大姑先通过一张加了药的煎饼果子放倒了骡子，骡子才得以保命。
兰大姑对骡子的态度是小说中很值得咂摸的点。二人没有直接的交流对话，但兰大姑却是骡子在南市撂明地儿事实上的保护神，那么，她对于骡子这样一个非典型的彩门生意人，究竟是什么样的情感？合理猜想一下，一个年轻的寡妇对一个还算清秀的年轻男子，多看几眼是正常的，有点不一样的关注也是正常的，尤其这个年轻男子初来乍到没有根基而自己又能在举手之劳中帮一把拉一把，王松对于这俩人的关系处理得非常老到，节制而不落俗套。兰大姑做了她能做的一切，却始终是随心所欲不逾矩，眼光过去了，人却在俗世语言的巨浪里行止从不失范。一个在那种年代被世俗伦理道德限制的年轻女性如何处理伦理约束和内心情感，就这样不动声色地摆在了读者的面前，这里面自然也投射了作家站在现代立场上的关切和理解。只有深切的关怀和理解，才能让这对关系没有沦为简单的男女故事，也没有简单化地批判所谓人性的被压抑。关注并理解，明白所有的不得已后，才能对不得已之后的行为有现代性的理解和阐释。这是王松的高明之处，也是他的深情所在。
小说以骡子作为叙事的主视角，骡子是这个故事实际的讲述者，因而，小说的腔调实际上就是骡子的腔调。骡子从事彩门不是迫于生计，而是出于爱好和好奇，这就让骡子和一般的彩门生意人区分了开来。骡子的外形有别于一般的五大三粗、腰圆背阔，而是“条子身材，且生得眉清目秀，皮肤白得像女人，看上去还有几分文弱”，这是骡子显眼的“另类”，也是兰大姑注意到骡子的前提。由骡子自然带出他父母的故事，父母爱情里有知恩图报，也有因误会而结合因了解而分开的阴差阳错，但骡子故事的“眼”却放在了骡子这个名字上。父亲给兄弟俩起名马友善、马友闾，名字带了老一辈中国人心里最为根基和底里的期盼和坚守，从马友闾到骡子，一则是彩门生意需要叫得响的诨号，一则也是民间智慧的诙谐。这一套讲述下来，依然是非常王松的方式。马友闾和骡子，构成了骡子命运故事的表里，在充满世俗烟火气的民间艺人形象后面，是一个普通中国人对于朴素的道德伦理的坚守，对于未来和文明的向往。
骡子故事的“扣”不在变戏法上，而是在“读书人”。父亲最大的遗憾是没送儿子去读书，孟先生几次和骡子的交谈，落点也在什么是读书人上。王松借孟先生之口解了这个扣：“读书人是骨子里的事，不在读书多少，有的人读了一辈子的书，可读了也就读了，到了儿也不是真正的读书人，也有人可能没怎么读过书，但还是读书人，这不是书的事，是人的事。”骡子听懂了，“孟先生说的，其实不是书，是理。”此处的理，就是千百年来中国老百姓坚持的做人的道理，是基本道德和准则。这个理，也是维系着民间和世俗的基本力量，是庞大中国运转几千年的内部力量。王松用“读书人”这个概念，让小说接通千年传统文化和民间道德的脉络，让读者在故事之余，重新面对和领会我们的精神来路和文化底气。也正是“读书人”这种气质，让兰大姑看到了骡子。小说让我们明白，不管在什么命运里沉浮，在什么俗世里挣扎，向善与向上，总是不变的精神内核。于此，小说中一切出人意料的表象都有了合理的内在逻辑的支撑。
兰大姑和骡子两个形象显然是中国人价值观的审美呈现，他们的关系是王松审美理想的具象化，他们共同凝聚了《彩骡》这篇小说的情义理，成就了世俗烟火中的纯净和亮色，也勾勒了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底色。
王松近些年来在市井民俗小说创作上着墨颇多，而且有着很浓的天津地方味。《彩骡》开篇关于变戏法的程式、招式的术语，大变活人类的戏法叫“卸活”“落活”，手彩一类的小戏法叫“抹子活”，暖场叫“圆粘儿”，暖场说话叫“钢口儿”，暖场唱叫“柳儿”，等等，这些带着行业密码暗语性质的词语，如果不是有专门的解释，或者熟谙此道的专业人士，一般人怕是很难弄明白一二。阅读时我也时有疑惑，王松如此费力地孜孜不倦地打捞这些非常窄门的词汇和术语，如此执着坚持着他的腔调，除了叙事学还有什么别的意义？
按通行的理解，民俗是依附人们的生活、习惯、情感与信仰而产生的文化，它培育了社会的一致性。最近几十年，人们享受着越来越便利快捷的现代生活，在文化思想上却越来越向着传统回归。当代美国社会学家爱德华·希尔斯在《论传统》（Tradition）中指出：传统是一种对社会行为具有规范作用和道德感召力的文化力量，同时也是人类在历史长河中的创造性想象的沉淀。一个社会不可能完全破除其传统从头开始或完全代之以新的传统，而只能在旧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改造。民俗是传统之一种，烟火市井是传统的一种载体，如此，或许是王松这类题材创作的深层动因，也能解释在阅读这些小说时被唤起的“于我心有戚戚焉”的原因，这样的写作和阅读，可以理解为另一种形式的寻根。而那些密码暗语式的词语，正是通往根性的通道。在这个意义上，更要感谢王松对他的腔调的坚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