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2024年12月，93岁的谢冕教授在第41届“青春诗会”发布会上呼吁，青年诗人“不要一开始就写得很成熟”，“不要一下子追求深刻”，要回到诗歌自然纯粹的状态，“天真一些，幼稚一些”，“展现你自己的感受”。谢老师此话有其具体的语境和深沉的用意，不是我这里讨论的话题，但我却由此想到了一位特殊的诗人，也正是最近重新引起广泛关注的一位诗歌天才。他写诗的时候虽然只有二十岁出头，却展现了惊人的才华。他恰恰是深刻而又纯粹、成熟而又天真的，他的诗在展现自己感受的同时，又达到了相当成熟的艺术高度。在他离世三十多年后的今天，读者仍在为他的思想和情感所震撼。他就是诗人戈麦。

“短诗之王”与“新的抒情”

2024年3月，西渡编的《戈麦全集》由漓江出版社出版。这部全集不仅收录了戈麦的诗作，更有很多首次公开出版的小说、散文、诗论、译作和珍贵的书信，这一切，尽最大可能地展示了这位年轻的诗人和思想者的全貌。同时，也为今天的读者重返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诗与历史提供了最好的路径。

戈麦是名副其实的“短诗之王”。他的诗精准浓烈，以特殊的抒情方式直击人心。这既是他本人的风格特征，也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诗歌的整体特征与变化脉络有关。西渡在《戈麦全集》的“代序”《智性想象、词的繁育术和幻象工程学》中就曾谈道：“‘逃避抒情’是戈麦诗歌观念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抒情是1980年代诗歌的显著特征之一，尤其是北大诗歌传统中的主流，也是海子、骆一禾的重要诗歌遗产。戈麦这时候说‘我逃避抒情’，意味着要跟这个传统告别。”在西渡看来，戈麦的“逃避抒情”包含了“告别主观主义”和“对日常、已知和常识的超越”这两个方面。这意味着他“逃避”的不是抒情本身，而是原有的抒情方式；这也就意味着他是在追求一种“新的抒情”。

事实上，在20世纪中国新诗的历史上，现代主义诗人一直在处理抒情的问题。20世纪30年代诗人们曾提出以“智性化”来克服抒情的泛滥，20世纪40年代也以“新的抒情”的说法“放逐”了原有的感伤或传统的抒情方式。可以说，围绕抒情问题，中国现当代诗人一直有不断的反省和探索，这里面有艺术层面的探索，也有反省诗和时代关系的调试。“抒什么情”和“怎样抒情”的问题，一直是写作者面临的重大问题。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那样，20世纪90年代与40年代的诗歌曾产生了某种对应性的关系，因而也可以说，穆旦在20世纪40年代提出的“新的抒情”的问题，在90年代初的戈麦这里也发生了跨越时空的回响。戈麦的“逃避抒情”正是在寻找一种“新的抒情”方式。

因此，他或许能够成为我们讨论20世纪90年代抒情问题的一个入口或一个代表，他本人在短短四年的创作中所体现出来的特点，就很好地呈现了当代诗从20世纪80年代走入90年代过程中的某种重要变化。以我自己阅读戈麦诗的感受而言，我认为他是一个钟情于抒情，而且特别擅长抒情的诗人，他早期作品的韵律感更强，甚至带有一种歌唱性，像是情感韵律的外在表现，甚至是一种掩藏不住的情感流露。因此，直到现在，我读他的诗仍会非常感动，会被他带到情绪的漩涡当中，被带到他的节奏当中，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这种抒情性造成的。有批评家称戈麦的抒情为“浓质抒情”，我认为这确实说出了戈麦的特点。他在“逃避抒情”的同时找到了自己独特的“浓质抒情”的方式，这在理念上和实践上都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分析和研究。

抒情的强度与一代诗人的坚守

戈麦的写作发生在1988年到1991年，短短四年，却大放异彩。这四年也是历史上一个较为特殊的时期，戈麦的诗写自己、写现实，写一个年轻的知识分子在现实中的感受和思考。他的诗里有非常丰富而压抑的情绪，他自觉地压缩着他的情绪表达，造成了一种独特的艺术气质。这或许也正是那个时代特有的气质，那样庄严、纯洁而又带着青春和死亡的气息；非常严肃、非常深刻，同时又非常天真、非常深情。我读戈麦的诗总会生出一种感慨，觉得我们今天的很多诗人，包括很多年轻的诗人都太老成了，当然，这里包含着反讽或自嘲的因素，但与之相比，这更让人怀念和珍惜20世纪八九十年代那种抒情的动人之处。戈麦典型地体现了那种抒情的强度，以及那特殊的天真、天然又无比诚恳的语气和方式。我自己也算是戈麦的同时代人，他离世的那年，我进入北大读书，今天读他的诗，我仍能感到一种同龄人的熟悉和亲切，仿佛可以一下子重回那个时代，重回当时的校园。那种被尘封在历史里的情感，仿佛永远都不会褪色。也正因此，戈麦的诗带给我的感觉是非常具体甚至感性的，一点都不抽象。他是一个可以瞬间把人带入他的语境的诗人。

相比之下，我更喜欢戈麦1991年写的那些诗，我认为他是在想方设法地把某种特别郁积的情绪用一种更加深沉、更加复杂的方式表现出来，所以他常常借助一些间接的方式，做出相对隐讳的表达，而这个方式又让人更加深切地感受到他的绝望。读这些诗的时候，我多次想起鲁迅的《墓碣文》。鲁迅生活的那个时代也是一个“不是死，就是生”的“大时代”，鲁迅也常常直面生死，常常痛定思痛。他有时尝试创作出一种更具间离效果的诗，但那绝非简单的间离，反而在艺术效果上更加浓烈。就像在《墓碣文》中，“我梦见”自己站在坟前，面对着——或想象着——自己的尸身。这样浓烈的生死情绪，极其压抑，但又非常饱满。鲁迅在给朋友的信中曾承认自己也是常常想到自杀的，但与24岁的戈麦相比，他有更加丰富的阅历，也有更多尘世的拖累，所以他大概多次扛住了那样的时刻。但在他的作品里，尤其是在《野草》中，那种厌世的态度和救世的热情强烈地混杂在一起，生死的话题也始终纠缠在他的心中和笔下，展现出一种残酷的真实。我想，戈麦在这些方面或许与鲁迅有相似之处，他可能也是在最终的一次交战中作出了那个决定。正因为那个决定是在不断的交战中得来的，因此，他的离世并不是怯懦、不是逃避，而是一种勇敢。在我看来，戈麦的深情和勇敢、严肃和天真，都典型地体现了他写作的那个时代的气质。他代表着那个时代特殊的精神和情感，同时，他也用他独特的抒情方式为那个时代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痕。

今天的读者能认识戈麦、理解戈麦，最应该感谢的是戈麦的挚友、诗人西渡。完全可以说，没有西渡，我们就无法完整地认识戈麦，也无法深刻地认识那个时代的另一个杰出诗人骆一禾。有关骆一禾和戈麦，有关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很多诗学问题，我们都是透过西渡的眼睛去感受和理解的，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得以更加理解作为诗人的西渡本人。西渡对于中国现代诗学中的“修远”“壮烈”“崇高”“纯洁”等问题的追求和执着，一直非常令人感动。西渡曾在一次谈话中坦言，他和戈麦当年一起创办诗刊《厌世者》，很多想法都是一致的。但当戈麦选择了死亡，他突然意识到他自己就不能死了。我想，他的意思是说，他担负起了为戈麦做完很多未尽工作的使命。他的这句话让我想到了范爱农死后的鲁迅。同样地，当身边的人倒下以后，幸存者肩起了一种历史的债务，也具有了一种特殊的使命。他们要带着故友的生命，走完自己的人生。当年的鲁迅就是这样，作为晚清至辛亥革命时期幸存的革命者，他看到身边的战友们纷纷倒下；在后来的革命实践中，他也不断地经历身边年轻朋友的牺牲和逝去，面对这些死亡，鲁迅更深刻地思考了活着的意义。他的幸存不是苟且偷生，而是必须活下来并有所行动。这种想法一直深刻地影响着鲁迅，也成为他的思想和文学行动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这种感受或许西渡也是有的。戈麦和骆一禾的写作和辞世也早已成为西渡的写作和生命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事实上，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都住着最重要、最亲密的逝去者，这不是什么新话题，但是对于写作者和文学史家来讲，这个意义是不一样的。诗人冷霜曾说，如果戈麦活着，大概就是现在西渡的样子。对此我深表赞同。我相信，戈麦的深刻和天真，不会在岁月和现实中被磨灭，而会成为那一代诗人在今天所特有的一份坚守和执着。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