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的重铸：曹文轩儿童文学创作的方法论
曹文轩是一位有国际影响力的儿童文学作家。他的创作主要不来自异域文学的启发，也不侧重对当代儿童文化生活心理的观察，而是以童年体验、地域文化和文学教育为资源，来建构拥有内在张力和意义循环系统的内涵体系。
一、创伤：童年体验的心灵再造
最初，他的腿还不够长，只能把腿伸到车杠下，将身体跨在车的一侧，一蹬一蹬地驱动着，样子很滑稽。不久，杜雍和替他将车座放到最矮处，他本来就比别的孩子高，骑上去之后，就可以用脚尖很正常地蹬动它了。
这是《草房子》中一段少年骑自行车的片段。对那个年代的人来讲，这一幕再熟悉不过，但对于今天的儿童来说，却显得十分陌生。曹文轩在写作中，充分而有效的调动生命体验的既有资源，就必须回归到童年，但是1950年代人的年少经验，如何与今天儿童的生活与心灵链接而不生违和感，是有不小的难度的。根植历史性的个人体验，又超越个别经验而获得超时空的心灵共鸣，一直是曹文轩写作中努力企及的境界。他始终把“如何让今天的孩子感动”当作“庄严与沉重”的问题来思考。
曹文轩认为，时代虽在变迁，但是人心却是永恒的：“今天的孩子，其基本欲望、基本情感和基本的行为方式，甚至是基本的生存处境，都一如从前；这一切‘基本’是造物主对人的最底部的结构的预设”“能感动他们的东西无非也还是那些东西——生死离别、游驻聚散、悲悯情怀、厄运中的相扶、困境中的相助、孤独中的理解、冷漠中的脉脉温馨和殷殷情爱。”曹文轩的小说经常会借助合理化的情节引发人的失落情绪或创伤感受，之后再在失衡、对立和平衡的演进中，让情绪在诗意中转移，让创伤在温情中溶解。
《草房子》中的主人公桑桑活泼乖巧，却被确诊为绝症，随着病症的不断恶化，全村人都感到绝望和压抑，但最终峰回路被发现是误诊。这个语义的构建方式，可作为曹文轩很多小说情感线索的原型：在日常生活中，造成现实的缺失或心灵的创痛，然后借感情化或伦理化的方式加以解决和消解，让心灵重获平衡。
曹文轩经常会在小说中设置先天不健全的少年形象。与生俱来的身体缺陷让他们很难融入同龄人当中，这是他们心灵自卑的源头。《草房子》中的秃鹤就是这样的少年，秃顶给秃鹤给带来了无尽的烦恼，因同学的排挤而弃学。但最终又因为在新年汇演中成功地扮演了光头的角色，意外地获得老师与同学的认可与接纳，身心的创伤也由此平复。《青铜葵花》中的青铜是一个哑男孩，孤苦伶仃的生命因为城市女孩葵花的出现而焕发出生机。青铜为葵花倾注了大量情感，承受了诸多辛苦和委屈。与其说是，青铜把自己的感情无私地奉献给了葵花，还不如说，葵花的到来让青铜获得了久违的关爱与陪伴。
曹文轩小说中少年的缺失性体验，也会以无法获得情感归属和精神家园为表现形式。《寂寞的小巷》中，磨子是被人贩子抛弃并被村民领养的孩子，他始终无法真正地融入环境，只能每天在汽修厂滚轮胎来寻找乐趣。滚轮胎是他孤独而坚韧的性格的象征，但也正因为耳濡目染，他也轻而易举地掌握了简单的修车技能，并从中获得了生活的价值感。《海里的船》中，班长职务变迁让两个前后任的小朋友产生了芥蒂，他们在反复的接触和沟通后渐渐消除了隔阂，人际关系和心灵归属都获得了圆满。
物质与娱乐的匮乏也会给儿童带来复杂微妙的心理体验，并成为儿童自尊心和优越感缺失的重要原因。《草房子》中的杜小康因为家里开食杂店而生活相对富足，一度因为拥有换季的服装和自行车，成为周围同龄人羡慕的对象。家道中落后，杜小康的心理也因极度失衡而长期无法走出阴影。
儿童世界和成人世界并不泾渭分明，而是混杂在一起的。儿童的社会关系和心理体验是存在于父母、老师和同学的关系结构中的。人际关系的和谐与群体的归属感成为儿童心灵价值的重要保证。人际关系的不平衡和不完善，也构成了儿童缺失性体验的重要侧面。儿童的焦虑与成年人有所不同，成年人的焦虑，既可以是与环境的冲突，也可以是自我内心的冲突。而儿童的焦虑往往是与外在世界无法达成统一的焦虑，主要是与环境的冲突。这也是曹文轩小说建构缺失弥平的心理发展机制的现实基础。
曹文轩的创作不依赖想象和虚构，而是侧重体验与实感。他在创造儿童心理的张力时，把自己亲历的童年经验和感情投射其中，并极力淡化小说的时代背景，但我们在干校生活、饥荒挨饿和简陋朴素的生活描写中很容易识别，他所写的是1960、70年代的江苏乡村，但这个背景被作者有意虚化了，积贫积弱的历史并没有充分地转化为人内心的焦虑感。这是作者有意为之的结果，同时也表明了，宏大历史进入儿童世界的能力是有限的。曹文轩正是借助那个物质匮乏，却身心自由的农村少年经历的一个个微小创伤中的心灵失衡与精神困惑，来构建和创造小说中情感的矛盾性体验。将笔触插入到人物的心灵之中，常常以内心独白的方式将叙事引导进儿童的内心生活中去，挑开人性的核外壳，露出童心的真挚与脆弱，以此酿成心理的波动和情感的潜流。
二、成长：生命的人格化进程
儿童是在与成人世界的不断磨合中成人化的。在横向关系上，他要面对和处理与周围人事的关系；而在纵向关系上，要不断与尚未成熟的心理告别。这个过程不是一帆风顺，而是要反复经历思维观念的打碎与重构，由此引发的心灵动荡是曹文轩小说的主题之一。
曹文轩的小说既会以儿童视角看成年人，也会以成人视角看儿童。《小尾巴》就是一篇以母亲对粘人的女儿的观察和讲述作为基调的小说。这篇小说虽然叙述焦点是儿童，但更侧重成年人心理的挖掘。大多数情况下，曹文轩的小说都采用双向视角，即儿童眼中的成人世界和成人眼中的儿童世界共同构成了文本世界的整体。成人视角会让曹文轩个人观念更自然地介入小说，同时也是扩大了小说的感觉容量。但曹文轩小说的潜在读者是儿童，所以，儿童眼中的成人世界，以及成人世界主导下的儿童的精神历练和心理镜像，始终是其小说的主体内容。
儿童的成长过程不全是自然的，在特定的条件下，会被外力所左右，困境和苦难是儿童成长的加速器。曹文轩笔下的少年常会在困苦生活的挑战中完成自我的重塑。《草房子》中，因为贫困，杜小康与父亲外出养鸭，自然世界的荒凉与孤寂，身处异乡的忧郁和迷茫，令他刻骨铭心：“他也不会忘记在芦荡度过的那几个月——那是一个荒无人烟的世界。天空、芦荡、大水、狂风、暴雨、鸭子、孤独、忧伤、生病、寒冷、饥饿……这一切，既困扰、折磨着杜小康，但也在教养、启示着杜小康。”
儿童的成长经常伴随着离家远行，离家代表着少年脱离家庭和父母的庇护，独自面对世界中无处不在的艰辛与危险。曹文轩小说中的人物经常会经历由“放羊儿童”到“骑马少年”的形象转变。这是少年对世界的期待发生变化的标志。羊是温和的家畜，往往生活在庭院周围，放羊与其说是劳动，不如说是人与动物自由散漫的共存状态。而马是交通工具，马赋予少年的地理跨度远超过羊。“弃羊寻马”意味着人生角色的变化与远行冒险的开始。
《根鸟》是一则离家寻梦的寓言，寓言作品的重心不在情节，而在情节之外的象征义。每个人的一生，都在寻找超越一己存在的彼岸世界。相对于成人，儿童的彼岸世界更为简单和超验。小说中，根鸟被紫烟的求救信吸引。“寻找长满百合花的大峡谷”成为他的执念。而寻觅的过程可谓千难万险，险象环生。小说中的“米溪”与“莺店”是“温良”与“糜烂”两极世界的代表。紫烟最终是否被找到已无关紧要。根鸟与从未谋面的紫烟的关系，归根到底是自我和自我的想象的关系。正是这个想象不断地推动“外来的自我”置换“自身的自我”。
成长是把双刃剑，儿童向成人世界迈进过程中，不断扩充自我经验容量的同时，也意味着要承担更多的角色担当。这种责任剥夺了儿童选择的自由，将自我绑在不能自主的命运战车上，不能抗拒，也无法挣脱。《黄琉璃》是一部具有奇幻色彩的创作，作品中的打怪、攻城和寻找魔法的历险，显然是古今中外民间故事和童话小说的普遍模式。小说中的“茫”本是一个无忧无虑的牧羊青年，却被上天选中，成为推翻“熄”暴政的天选之人。看似被给予厚望，实则是被套上枷锁。“大王书”仿佛是一部随时可以提供智力支持的天书，但其实却是一座压在他头上的宿命的大山。“茫”最大的苦恼并不是军事斗争上的艰巨，而是“牧羊少年”和“反抗军领袖”两级角色的冲突。
《根鸟》中有一个微小的情节，根鸟的朋友板金家族有个怪病，18岁之后不再做梦。“梦想丢失症”成为其家族一代又一代人挥之不去的梦魇。儿童的精神世界是“现实”与“梦幻”相交融的。18岁是人成年的年龄，“梦”象征着人超越日常的浪漫追求和丰富想象力。18岁之后不再有梦想，正是成人世界对少年童心和纯真剥夺的隐喻。这种剥夺有时候会以极其主观性和粗暴的方式展开。《一个男孩的小巷》可以视作“失败”的儿童成长史，由于母亲古板的观念和刻板的管教，充满灵性的小巷男孩渐失天性，不仅无法融入人群，身心也不再正常，成为孤僻的孩子。
如果说，乡村少年获得的是价值增值性的成长的话，城市少年经历的更多是价值贬值性的成长。如前所述，曹文轩儿童文学叙事经常建构分裂和弥合的模式。正因为创伤总能够被弥合，所以他的创作更多时候洋溢的是乐观明朗的调子。但该冲突被移植到城市时，失落的情感往往会陷入无所依傍的境地，文本也呈现出略显压抑和忧郁的格调。《天黑了，该回家啦》表现的就是遭遇父母离异的城市小女孩，对仁爱纯朴的乡村保姆奶奶的依恋与不舍。《紫檀色的皮》表现的是，父亲许诺儿童去海边，却因沉迷钓鱼而忘记，孩子因虚荣而撒谎，从而带来了更大的尴尬与不安。这些小说提供了一种语义，即与乡村儿童相比，城市儿童不仅缺少大自然的涵养，更缺失父母的关爱。这彰显了作者所秉持的儿童的自然发展观。
三、自然：感官经验与心理样式
儿童文学着重表现人对自然的感官经验，动植物会给予儿童以丰富性与趣味性的感受，此中渗透着人类自然自我实现的主动性的集体无意识。儿童的心智可以视为纯态自然的衍生物，代表着人的天性与本真的生命意识。
曹文轩偶尔也会写城市，写大海，但更多的是写苏南乡村的个人经验和情感的特殊记忆。他的很多地方色彩浓重的小说，表露着对故乡不可言说的乡愁，因此，大多可被视为怀旧性的作品。曹文轩经常在文本中营造由芦苇、河流、鸡鸭、草房构成的村庄世界。这个世界中有柔和的心态，美好的人性，舒缓的生活调子。这不仅是符合儿童生活情绪和情感方式的意义表达和艺术象征，而且与健康、优美和适度的中国古典美学意境不谋而合，使小说确立了文学话语的维度。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世俗功利性之外的关系，升腾出来的情感返璞归真、明心见性。曹文轩笔下的乡土世界是田园牧歌式的，牧羊者与羊群的悠闲时光，少年猎人对动物的专注，宁静缓慢的生活节奏，凡此种种都以感性、健全和协调的生命形式和生活样式加以呈现。自然是人命运与理想的象征，动物是人心灵与情感的寄托。《灰灰色瘦马》中，瘦马的劳苦也是乡村教师劳苦生活的对应物。龙蛋组织同学偷偷用自己家马为姜老师耕地，表达着对姜老师的爱戴与关心。这篇小说也显然浸染着曹文轩对作为乡村教师的父亲的情感。
自然是健康而诗意的，但并非理想化和诗化的，自然就是自然，它有美好符合人性的一面，也有变幻无常的一面。南方自古以来水患频仍，疾风狂雨常常带来天灾：“眼前几乎是一片汪洋。成片的芦苇，只露出梢头，在水面上甩动着，仿佛水面上长了无数的尾巴。高大的树变得矮小了，如果有条小船，浮在水面上，伸伸手，就能够到那些没有被风吹散的鸟窝。水面上漂着锅盖、鞋子、尿盆、席子、水桶、无家可归的鸭子……什么都有。”灾难化的自然在儿童的眼中也是浪漫的。“无数的尾巴”“被风吹散的鸟窝”“无家可归的鸭子”，这些灾难中的物象的选择与认知，附着着显而易见的儿童视角。
自然景物的描摹在曹文轩小说中大量存在，甚至很多时候还有会雷同与重复。这似乎提示出曹文轩对苏南乡下自然景物的迷恋。因为景物属于小说中的非叙事性存在，对情节意义的展开影响不大，可多可少。而大多时候，作家常常把自然描摹与风俗画卷和文化情趣结合在一起。风景画承载的是风土人情和人物传记，风景画是地方文化精神的载体。而曹文轩的自然描摹，并没有与世俗文化和民间文化密切结合。描摹也不是为了推进和完善叙事的需要，它们只是纯粹的静态自然。当然这也和儿童文学的特质有关。儿童文学的故事是节制和有限的，不能枝蔓过多，不能过于艰涩，也不能节奏过快。自然物象作为儿童认知和兴趣的焦点，毫无疑问是情节中最佳的填充物和润滑剂。
自然状态是人性的最佳状态，是最为舒适的生命节奏，人格化的自然就是人的天性，也是儿童的本性。但就像沈从文创作所昭示的那样，自然性有时候是美丽的，也是忧愁的。《草房子》中的桑桑在小说中充当了蒋一轮和白雀恋爱的观察者和协助者。小说中，两个青年的爱情全貌语焉不详，作者将他们情绪和关系的微妙变化，严格限制在儿童可观察和领悟的范围内。
曹文轩对河流情有独钟：“我的空间里到处流淌着水，我的作品因水而生。我家住在一条大河边上。这是我最喜欢的情景，我竟然在作品中不止一次地写过这个迷人的句子。那时，我就进入了水的世界。一条大河，一条烟雨蒙蒙的大河，在漂动着。流水汩汩，我的笔下也在流水汩汩。”曹文轩的小说会大篇幅地描写河流及其周边。在现代交通不发达的年代，苏南地区纵横的河流是天然的交通网。正因为如此，曹文轩在写作中经常会将“河流”等同于“路”。它是儿童走出村庄的通道，表征着生活的开放性，未来的不确定性，以及儿童心智的未就绪状态。
在当代文化文学观念中，城市和乡村、自然始终处于对偶、冲突与互惠的二元关系里。在曹文轩这里，城市既不能与乡村等量齐观，也无法与之相提并论。他的大多小说中，自然与乡村是醒目并居于主要位置的，城市总是以模糊的背景或简单的情节功能存在。与乡村的淳朴相比，城市则显得有些浮华，少了生命的感性与温度。当城市生活成为乡村人的主体生活后，常会生出精神与心理的不适感。《山羊不吃天堂草》是典型的“进城文学”。小说中三个进城青年最突出的精神症候，就是对城市生活的隔膜与无所适从。曹文轩在这部小说里，对世道人心的描写，很大程度上已经超出儿童的理解能力。城市民工明子和残疾城市女孩紫薇之间生出了暧昧情愫。他们之间的友谊因紫薇的康复无疾而终。这看似平常，但却有深意存焉。曹文轩笔下的城乡男女少年经常因为女孩生活的不完整或身体的不健康而有短暂的人生交集和情感关系，但当女性摆脱困境与困扰后大多都会离他而去。这显然有曹文轩个人化的有关城乡文化的认识在其中。
四、文学史：作为参照与借鉴的资源
儿童文学叙述的焦点多集中在儿童生活与心理的表层经验上。因而，儿童文学不宜追求技巧的精妙，也不宜追求心灵与历史的深度，曹文轩的创作自然而然地要遵循现实主义的基本规范。他心向自然的写作姿态，也使这种现实主义创作在艺术上更亲近中国古典的抒情传统和审美经验。而这些也与曹文轩作为中文系教授的知识背景与学理立场有内在联系。可以说，中文学科系统的文学教育和知识传承，决定了曹文轩在学院派的价值观中确立创作立场，在文学经典中汲取写作灵感的必然性。
中国当代有一批中文系出身的作家，格非、刘震云、马原、洪峰、方方都是代表。先锋文学思潮就主要是由中文系毕业的作家带动起来的。作为先锋作家的“六零后作家”，比作为“新生代作家”的“六零后作家”更早出场的重要原因，就是先锋作家在中文系求学时比同时代和同龄的作家，更早的阅读和接受了西方现代主义和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因此，也更快地跻身到文坛的前沿位置。学院的中文教育对中国当代文坛的影响，显然需要我们做更多细致的考察。
曹文轩年轻时代接受了系统的中文系教育，留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后也长期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作为学者型作家，他不像大多数作家那样随波逐流和自行其是，而是把自己的写作放在文学史的正统观念和序列中，加以审视和评估，自觉和审慎地用文学史观评估自己的文学观与文学创作。
西方的文学成规在新时期以后在中国获得了支配性地位。从1980年代的“先锋文学”，到1990年代“新生代小说”，再到新世纪以来的“非虚构思潮”，中国文学的潮流，始终走在追随西方文学的道路之上。而曹文轩对西方文学中心主义充满了警惕和不信任，他追问道：“今日之世界，文学的标准究竟是由谁来确立的。”西方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思想的深刻”，这与西方文化的理性发达有关；而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则是“意境的优美”，这与中国文化的感性发达有关。文学意义无外乎思想意义和审美意义。曹文轩认为，19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不缺技巧，更不缺思想，中国文学在思想的深刻性的达成上已不逊于西方文学了，但西方文学在意境优美的达成上却不如中国作家：“怕是我能抵达你的‘深刻’而你却无法抵达我的‘意境’吧？”
曹文轩一直秉持着“不苟时尚”的创作姿态：“我对文学的理解始终不是主流的，也不是流行的。”他一方面对1990年代以来商业化和媚俗主义持隔离姿态，以软心肠的品格来创作，不追求娱乐大众，而是要直达人心；另一方面，他与1980年代以来的理性潮流保持距离，始终在田园主义和完善人性的审美维度中展开创作。他的小说不寻求思想的艰深，而是寻求诗性的感染和德性的教化，这源自他对人文情感的重视，也符合儿童轻逻辑、重感性的心理机制。
曹文轩比一般作家更容易受经典文学规范的影响，如果在文学史的延续性中寻找他的位置的话，不难发现，在他对自然的书写上，可以看到与京派文学的美学相通；在心理挖掘上，可以看到先锋文学的敏锐与洞察。
当然，曹文轩的创作又不能简单的类比和等同京派文学和先锋文学。儿童的生活形式与心理样式都是自然主义的，无法升华到京派文学中那种恬静自守的文化态度、生命哲学和人格境界层面上。他对儿童世界的心理描写，也不可能像先锋文学那样，超越传统观念与世俗禁忌，在虚构的历史与现实中大开阖的展示人性。其小说的叙述声音和视点，必须以现实的儿童经验为前提和基础，必须要限制在儿童可认知和理解的范围内。
无论如何，中国现当代的经典秩序都始终是曹文轩文学创作的参照系，即便这种影响很多时候是潜移默化的。他的很多小说在情节细节上，与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篇章有着“互文性”。《草房子》中秃鹤，有“遇弱则强，遇强则弱”的性格，他因秃顶而有与生俱来的自卑感，因此很长一段时间被同龄人疏远。这种感受方式和心理机制，显然与鲁迅笔下的阿Q高度相似。《青铜和葵花》中，青铜与葵花看马戏一段的描写，特别是对马戏的吸引力的渲染，看戏过程中的拥挤与冲突，回家路上散漫与失落，与《社戏》中看戏者的心理经历十分相近。《雪柿子》中，晶莹剔透的“雪柿子”与莫言笔下“透明的红萝卜”异曲同工。无论是“雪柿子”，还是“红萝卜”外形都姣好无比，神秘而富有魅力，充满灵性和浪漫。它们不是实存，而是儿童缺失性体验中的安慰物和心理补偿物，是孩童般天真世界中的超越日常经验的幻想之物，是饥饿中的少年自尊与希望的寄托，是作者悉心守候人文精神的象征。《黄琉璃》中，牧羊少年“茫”作为推翻暴政的天选之人，不能自主地被捆绑到了王朝更替的历史战车上。命运展开的过程中，“茫”在“牧羊者的自由诉求”与“政治者的天命责任”间反复拉扯和纠结。小说的主题和对历史现实责任的逃避心理与苏童的《我的帝王生涯》有同构性。
文本的互文性是基于人类共同经验的普遍文学现象，但鉴于曹文轩中文系教授的身份，他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家作品的谙熟，不是一般作家所能比拟的，经典作品在他的创作中更容易生根发芽。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可以将其作品的“互文性”特征，视作中国现当代文学对曹文轩影响的观测点。
结 语
曹文轩在创作中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随机应变的日常生活，以及当代儿童群体经验的快速迭代与多样化。但无论时代如何巨变，浩瀚的宇宙都无法替代弱小的心灵，时空转换也不能代替真善美丑。文学的动人之处，在于心灵与精神。就像曹文轩在《青铜葵花》的后记中所说，“自然的突然袭击、人类野蛮本性的发作、个人心灵世界的急风暴雨等”，这些真实的感受是人类共通的，也是永恒的。曹文轩在创作中，始终将自身的童年体验作为文学生产机制和意义建构的凭借，正是他的顽强坚持，其创作才产生了跨时代的非凡穿透力和普遍的情感认同。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文学院。原载《当代文坛》2025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