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钟二毛的《谢辞辞》以颇具冲击力的悖论开场：“孩子马上要出生了，可全家人都高兴不起来。”瞬间将读者抛入当代都市家庭的伦理旋涡。这种反常的叙事策略，暴露出移民城市家庭内部的文化不适与伦理困境。

小说中的“我”已经有了女儿，这是二胎。而且也交代了，丈母娘原来在深圳制造业江湖打拼经年，刚刚退休，六十岁仍是能打之年，精力充沛，也有主见。

丈母娘代表了最早一批来深圳打工者的形象。他们此时大抵进入了退休生活，可以介入家庭事务，跟达到生育年龄的七〇后及更年轻一代的子女产生了冲突。这自然是深圳的故事。作品对作为深圳第一代打工妹和基建工程兵的岳母岳父的经历做了交代，延伸了作品的历史纵深。这几年来作者钟二毛在深圳历史地理研究方面下了功夫，对早期深圳了然在心。

岳母从一代打工人转型为私营企业家的命运，在这样的讲述中也得到了呈现。二〇〇八年，深圳“腾笼换鸟”产业战略转移造成低端制造业的外迁或被迫转型，岳母的家具生产厂举步维艰陷入困境，但她仍然“防御性抵抗，死活让工厂苟延残喘了十几年”，“送走了最后一个跟着她干了三十年的老员工”，写出了一个有胆识、有承担、有情义的小企业主形象。这样的形象也丰富了深圳人的面貌。这样不声不响拓展小说边界、增强含量和丰富性的处理，还表现在作者将丈母娘的住所安排在罗湖老区，而男主人公一家则住在前海自贸区。这样的设置，既有地理学上为深圳张目的考虑，也有修辞学象征手法的意义。

两个时代、两代人，新、老深圳人，围绕孩子的姓氏发生了争夺。丈母娘要求即将出生的外孙跟女儿姓，为只有独生女的自家继承烟火；而“我”不能接受丈母娘的算计和咄咄逼人，坚决不能同意。于是，矛盾产生了。这是一部问题导向的小说，茅盾、冰心一脉的当代回响，仍然葆有生命活力。

这样的一种冲突，其实并不是正面对撞，而是暗中使劲。小说以第一人称叙事者的视角，只写自己的心理活动，对于丈母娘的描写，更多展现“我”的观看和猜测，写丈母娘作为一个利维坦给自己心理造成的巨大压力——在“我”眼里，丈母娘的灰色西装与直冲冲的白发银丝，也都有了象征性和寓意性，表征了她在深圳职场锻炼出来的理性执念，以及岁月磨砺带给她的坚硬，是坚不可摧的象征，反射出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压迫感。这样的压迫感，也体现在丈母娘改变家庭空间布局（阳台种菜）、改变早餐配置（弃用保姆菜谱）等方面，丈母娘被视作一个强行进入小家庭的外来者，对“我”的小家庭造成了空前的困扰。

这样一种较量，构成了两代人的心理战，亦即作为小中产的上班族跟曾经的私营企业家、第一代打工者精神上的对抗，看看谁更能坚持。“我”作为现代职场或者可能大厂中屡见不鲜、毫无标识度的“小中产”，不想被打扰，只想安心过小家庭日子；丈母娘对“我们”原子化小家庭的介入让“我”很不适。更深一层，“我”的反弹，其实还上升到了两性的高度，也即男性中心主义的高度。作为夹心的妻子雅姿，更倾向于丈夫这一边，但小说中并没有更多她独立的声音，而是将她作为故事发展的一个功能性存在。其实作为小说中矛盾冲突的一方，丈母娘也只是一个被观察者、一个忙碌的背影，本身也并没有非常多的“镜头”。对于她，“我”也并不熟悉，或者说，“我”熟悉的是她的历史，而不是思想和心灵。于是，我们更多地看到的却是“我”的自白，是“我”在讲述，“我”在观看，“我”在发泄，“我”在表白，最终也是“我”在改变。这就很有几分心理小说的意思了。

丈母娘实在表征了一代人的精神气质。他们自身必定为工业文化和城市文化所塑造，成长为一代不一样的深圳人。丈母娘咄咄逼人，让二娃随母姓，以此为祖上延续香火。但她为之奋斗拼争的，何尝不是她夫家的姓氏和香火继承权？跟她本人又有何干？这种荒诞，事关伦理和文化传统，没有尽头。对丈母娘的态度，其实也触及了独生子女一代的伦理困境，这样的困境不在于有没有传统人伦网络，而在于一对小夫妇实则成了两家天平上的游码或跷跷板的支点。

故事的反转，来自丈母娘的舍身救险。这个情节也是作品的高潮。丈母娘以无畏和神勇，瞬间飞身救下外孙女，文本实现了从紧张到生命共情的转折。这个极具戏剧张力的场景，解构了此前所有的符号化对抗——在生死临界点，职场锻造的理性铠甲轰然崩塌，露出传统祖母的柔软内核。

当这样的一位老人，“继续待在我们小家里”，跟女儿女婿同住，渐渐地，她作为一位“普通老太太”的一面，无法再被藏住掖住。这个不服输的人，要强也要好的人，中年丧夫半生孤独的人，她的寂寞忧伤，更多为“我”看到。她的表情和情感，都与“我”平凡的母亲并无二致，“让我想起我的母亲”，在“一张暗淡、忧伤的脸”的背后，“心里藏着万千心事”。从而，她的硬，感化了“我”；她的软，打动了“我”。同情心、同理心让“我”的态度发生改变，身份认知完成了从“他者”到“母亲”的转换。所有关于姓氏、香火、权力的计较都显得苍白可笑。这是一种超越性的情感力量。

但丈母娘始终是理性和强悍的。她自从二宝出生后便不再提改姓之事，其实也是意味深长。——未必不想，但她不把话说开说透说尽，自然一定有她对女婿的尊重和体谅，也一定有对女婿的期许。

全篇最终完成一个和解的主题，同时也是两代人、两种文化、两个性别的和解。这也当是最好的结局了，无论现实中，还是小说中。钟二毛以他的敏锐，写出了一篇问题小说，也是一篇很深圳很当代的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