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则臣“京味”创作的文学史意义
“京味”是一种特殊的文化风貌与文化品格，自晚清开始到今天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在“京味”的历史长河中不乏经典的作家作品，从蔡友梅、尹箴明开始，到老舍，再到王蒙、邓友梅、陈建功、王朔、刘一达，再到徐则臣，“京味”小说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北京书写的传统虽然是由以老舍为代表的“京味”作家们创立的，但北京这座城市的不断发展也带来了其精神内涵的演进，作家们的创作重点在不断改变，构成了当下北京书写的新面向。徐则臣等“新京味”作家们一方面受到北京这座城市一脉相承的文化传统的熏陶与滋养，另一方面也切身体会到现代化进程给北京城市带来的种种变化，他们的个体写作与城市文化、社会发展盘根交错，对北京的想象与书写也呈现出崭新的面貌。相对于“京派”，“京味”其实是一个更广阔的概念。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京派”“海派”之争，更出现了很多地域性的文学流派，但用“味”来概括某一地域文学的特征是不多见的。这正展现了“京味”文学的独特之处，它的地域性与超地域性融为一体，既有更强的包容性和辐射力，又不失鲜明的辨识度。因此无论是老舍、陈建功、王朔等众所周知的“京味”作家，还是“京派”、张恨水等影响深远的北京书写者，实际上都因为这种“味”的氤氲而在“京味”文学中占据了特殊位置。与那些生于北京、长于北京的作家相比，作为江苏人的徐则臣在北京的时间并不长，却被认作当代重要的“京味”作家。这充分说明“京味”不是简单地描述北京的风土人情、方言土语，而是对城市变化、城市品格、城市精神的探寻。徐则臣注重呈现“北漂”的生存状况，注重北京城市发展的流动性特征，极大拓展了“京味”写作的时间和空间意义。任何一种文学风格都是在发展中形成的，这种发展是需要作家们对新事物的敏锐感受和捕捉推动的，徐则臣正是这样一个作家。他的创作让“京味”文学始终保持着流动性与前进性，让它不仅活跃在历史的舞台，更不断地走向未来。
01
徐则臣作品的文化附着
作为一个“京味”作家，徐则臣写活的北京、活的北京人，写北漂的挣扎与矛盾，也写大运河的文化血脉。徐则臣曾说，“小说固然是一个故事，固然是一个人、一群人、一段生活，固然是一件艺术品，但这个故事、这个人、这群人、这段生活、这件艺术品，我以为不应该脱离一个文化和历史背景独立存在，尽管很多与背景和出处无涉或者刻意悬置背景与出处的作品可能也很优秀，但我更愿意让每一个小说都能处在一个巨大的文化和历史的场中。”[1]徐则臣在写作当中，往往不是以某个人、某段故事、某种生活为自己的创作对象，而是真实地将其放置回历史发展背景当中。徐则臣始终保持着对传统文化的高度关注，他重读《聊斋志异》、“三言二拍”，反复读《古诗十九首》，看元曲，试图将历史与文化带入小说当中，他在《王城如海》中着重描写了戏剧；在《北上》中写到郎静山的极具中国山水画风格的“集锦摄影”艺术、麒派的京剧和江苏的淮剧、考古和瓷器；在《耶路撒冷》中写到书法和水晶、玉石等器物雕刻工艺，不仅丰富了小说的文化元素，在叙事方面也尝试在古典的文体结构当中描写当代人的生存意识。花街、大运河、北京城这些地理空间都变成了徐则臣小说中的主角，他的作品当中展现出很深厚的历史性和文化性，表现出了非常宏阔的史诗性的文学视野。
徐则臣在北京的时间并不长，也不具备京味作家的京腔京韵，却被认定是京味作家，而且是新一代京味作家的代表人物。赵园曾说：“比之于是乡人写是乡，非本乡本土的京味小说作者，对于说明审美创造的条件，或许更具有深刻性。土生土长并不就能天然地把握一种文化精神。而越是较有深度的文化精神，越有可能被闯入者所把握，条件之一即是对于文化形态的比较认识。……这是一种扩大了的乡土感情……较之一般的地域性文化，其内容更深沉博大，更富于包容，更具有普遍性品格。”[2]谈论“京味”文学始终离不开北京，离不开北京文化。老舍以外，张恨水也好，徐则臣也好，虽然和“京味”都有一定的距离，但是“京味”文化始终有一种宽容性，也正是这种宽容性把他们都包容在了一起，包容进北京这座城市里。北京文化的独特就在于它有一种地域性和超地域性，有一种包容性和辐射性，有一种亲和力和同化力。正是北京文化包容万千的姿态和浑厚圆融的品格滋养了“京味”文学的独特价值。老舍在《正红旗下》里写过一个从山东到北京做生意的王掌柜，他就是一个被北京文化迅速同化的典型代表。也正是北京文化的亲和力和同化力，给了徐则臣这一代作家巨大的空间，给了他们对“京味”更多的想象。其中展现的更是一种互动的关系，徐则臣从自己切身感受到的北京城出发，描写的是新的、活的、变化的“京味”，而“京味”文化宽容、包容的品格又始终在回馈着徐则臣的创作。从晚清开始，我们对“京味”、对京腔京韵的书写已经诞生了许多经典，它们在文学史上已然有了不可撼动的地位。但是时代在不断发展，今天的北京是活的北京，更是流动的北京，那么这样的北京就需要当代作家的书写。徐则臣在作品当中写北京城的工业发展、写“北漂”的生活困境，但同时也写花街的风景故事、江苏的民俗风情，这种多元的流动性的描写使得文学史具备了更加深厚的意义。这是一种相互宽容的结果，因此，即使他写得开放，我们依然承认他是京味作家。徐则臣这种开放式的叙述并没有影响他“新京味”作家的定位，而是拓展了“京味”文学的内涵。
老舍作为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对北京这座城市的体验是从生活的方方面面开始的，他把自己在大杂院中的所观所感都展现在了作品中，他的“京味”是从生活当中蔓延出来的，所描写的场景也都是在街道、茶馆、集市、胡同等地方，更令人觉得亲切和熨帖。与此同时，满人的特殊身份又给他带来了痛惜、眷恋等复杂的情绪。因此他的“京味”创作当中，不仅有北京人、北京城独特风格的展现，更为北京这座城市注入了自己的灵魂。而邓友梅的“京味”创作，主要着眼于没落的士族和一些特殊行业的手艺人，比如绘画的、烧瓷的、倒卖古董的等等。邓友梅和老舍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他并不是北京人，而是山东人。因此他的北京书写更多源于他个人的感受，而不像老舍的作品紧紧根植于这寸土地上的文化血脉。同期的林斤澜、韩少功等人也将视野放置在了新旧之间北京的民俗与平民生活变化中。陈建功在作品当中则着重展现了北京四合院中市井生活与社会变革中一代人的困顿与迷茫，《鬈毛》中的青年形象就具有十分典型的意义。王朔可以说对“京味”文学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面对经济与社会的巨大转型，他以一种反讽的姿态描绘北京的青年，描绘这座城中的边缘人和落魄者。通过对这些人的调侃展现社会的真相，乐而生悲，悲而复嘲。
徐则臣则是通过描写“京漂”这一群体在北京的生存状况，追随着城市边缘人的生活痕迹把北京文化穿插进一个院子、一个胡同、一条街道这样的空间当中。同时，徐则臣的小说创作也受到王朔的影响。王朔和王小波的创作都对文体起到了解放的作用，徐则臣在他们这里继承的则是一种自由的腔调，让小说高度放开。所以，他对文体进一步松绑，打破了过去正襟危坐的写作，打破了严肃与庄重的氛围，由此更好地呈现北京城，呈现整个世界。这就是徐则臣的不同，他的创作体现了新时代作家对自由的追求，更体现了新时代北京城的开放与多元，他对北京这座城市的理解融入了自己的文化体验与文化感知。老舍一辈子循规蹈矩，甚至形成“老舍模式”影响了后代的创作，但徐则臣的创作就显得更加开放和自由，他小说的叙事视角、风格基调和精神内涵都具有鲜明的独特风格和个人印记。
老舍与徐则臣对于北京这座城市的情感也是大不相同的。老舍曾说他是像爱母亲一样地爱着北京，他是在胡同里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北京这座城市已经深深融入他的血液当中，形成了他的文化根脉。老舍对北京的情感是纯粹的，更是深沉的，他对北京的描写牵动着他全部的情感，他不仅对北京文化充满了热忱与陶醉，更为北京人的身份而自豪，也正因如此，他才会对文化的消亡与异变感到更加沉痛的惋惜。北京就像一个熟人般存在于老舍的生命当中，他天生就属于北京这片土地，而北京文化也天生流淌在他的血脉中。北京是他的艺术生命得以存活的土壤，是他的归宿。而徐则臣则是北京的异乡人，他不属于北京，在北京始终处于一种漂泊的状态，北京于徐则臣的意义更多的是大都市、是现代文明的象征。同时，两个人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他们写作的重点也有所不同。老舍处在新旧交替的北京城，他关注的是动荡社会背景下底层人民真实的生存状态，同时对民族历史文化达成深切的反思。而徐则臣却身在一个节奏日益加快、充斥着现代文明的北京城。在这里，乡下的人迫切涌入城市，却始终作为城市的边缘人而存在。身在这些“京漂”当中，他的小说更着眼于底层人物在北京生活面对的物质与精神困境，以及在现代文明冲击下，城市异乡人的窘迫与迷茫。归根到底，老舍始终是以一种本土性的目光观照北京，而徐则臣则是始终以观察者的身份来审视北京。
再举一个特殊的例子就是张恨水，他虽然也是异乡人，倾心倾力写的却是本乡本土的北京和北京人，他既不是“京味”作家也不是“京派”作家。而徐则臣刻画的北京人则多是跟他自己一样的北京这座城市的外来者，是“京漂”。可贵的是他以一种平行的视角，站在这群外来者之中，作为他们中的一员以他们的眼光来观察和评价自身的生活，而非站在精英立场从高处俯视他们的喜怒哀乐。徐则臣在创作中充分挖掘了北京这座城市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也越来越重视作品的文化附着。徐则臣的“京味”书写，最重要的不是他对城市内容的书写、对城市与家乡内在关联的思考，而是对于城市品格的打造。他的书写凝聚了一代人对于北京这座城市的情感认同，书写的是人与城市、人与世界的精神牵引。如今的北京城虽然在时代的推动中逐渐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但是老北京的古韵却没有消失，北京这座城市仍然彰显出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徐则臣笔下的传统与现代不仅仅是花街与北京的对比，更是对北京内部发展变化的深入体察。北京这座城市的发展逻辑和城市内涵在不断变化，而我们对北京这座城市的生存体验也在发生变化，以徐则臣为代表的新作家们对北京的想象与书写也呈现出崭新的面貌。徐则臣在作品当中既有对北京人尤其是北漂个人生存状态的考量，同时又把北京放置在整个世界的版图当中思考，从内外两个角度来构建北京这座城市的新面向、新文化，这也充分说明了北京不仅是具有深远传统的文化古都，更是中国城市现代化转型的重要部分。
02
“到世界去”的徐则臣
徐则臣的小说中有两大板块，一是花街，一是北京，而运河就是沟通这两者的纽带。花街是徐则臣多年前读书时的一条老街，这条街上只有一二十户人家，卖鱼的、卖豆腐的、开药铺的故事都鲜活地存在于这里，氤氲成了徐则臣笔下的烟火生活。徐则臣对花街的情感是朴实的，更是纯粹的。但存在于现实中的，是城市化与现代化对家乡的巨大冲击，因此，对家乡的情感又往往只能构成一种追忆。这里就裹挟着徐则臣所代表的“70后”作家共同的对于自我的找寻，在他们对家乡不断地出走与回顾当中，故乡的形象日益虚浮。正如他自己所说，“作家有两个故乡，一个在地上，一个在纸上，前者是切实生养你的地方，后者是回忆与想象建构起的居所”[3]，于是花街的写作对于徐则臣来说，更多的是一种理想模式的构建，而早已远离真实的花街。
大运河是徐则臣作品中家乡与世界的沟通路径，更是现代与传统的联通。正因为有大运河的存在，才使得花街从始至终都处在安谧、富足的美好氛围当中。但与此同时，花街又不是封闭的、闭塞的，流动的运河带来了花街与外界的联系，不管是出来还是进去，人们都要依靠运河这条通道。往更远的地方追溯，运河更是花街人到北京、到世界的通道，是花街人逐渐接受现代文明的通道，徐则臣用大运河这条流动的线串起了花街、北京这些孤立的城市，更沟通了城市间的文化。从徐则臣的“花街”系列小说，到《跑步穿过中关村》《王城如海》，再到后来的《耶路撒冷》《北上》，大运河也逐渐成为徐则臣作品中的显著标识，它不仅作为徐则臣小说中的叙事背景而存在，而且牵引着徐则臣对于家乡与背景、自然与人文的思考，是他创作的精神原乡。徐则臣曾多次提到，自己重读最多的作品就是《静静的顿河》，他认为这部作品中展现了一种力量，作家没有用繁复的句式和所谓深刻的内容呈现故事，而是以一种质朴、纯净的语言描述。徐则臣说作品具备的这种力量，“源于‘原生态’的故事具有的非凡格局、境界和魅力。铅华洗尽，肖洛霍夫就那么诚恳、质朴、从容、自然、平常心地娓娓道来，这个‘沉默着的’故事便具有了巨大的力量。它也让我感受到了小说这个文体，以及作为小说家的尊严”[4]。肖洛霍夫是个扎根顿河和哥萨克的作家。他生在顿河地区的一个农民家庭，并且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居住在这里，他和顿河、哥萨克始终血脉相连。从张承志的《北方的河》、苏童的《河岸》、张炜的《古船》、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当代作家的创作持续关注着河流。徐则臣在阅读《静静的顿河》这部作品时曾提出“小说家多多少少都有一个‘思想’的焦虑……如何才能与思想、灵魂、深刻、洞明、担当等宏大的词汇建立联系？”[5]这样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蕴藏在他的运河故事当中。徐则臣没有让《北上》这一宏阔的长篇小说在结构安排、情节推进、场景描写等方面背负历史的烦琐与沉重，而是以一个见证者、亲历者、体验者的身份将自己的真实情感融入运河写作，在质朴温和的叙事当中观照历史与文化。两千年来，大运河作为历史兴衰和人生百态的见证者，本身就是历史文化的象征符号。河流不仅是生命的发源，更是作家们对生命历程的追溯。
大运河作为徐则臣创作的精神原乡，不仅仅是他写作的起点，也是他写作的归宿。徐则臣出生于东海的一个小乡村当中，其实那里离运河并不近。但是他曾提到江苏的水系很发达，他家的屋后就有一条河，叫后河。他说：“河流是那个时代乡村少年的乐园和最忠实的玩伴。一年四季你都可以在河流中找到乐趣。”[6]可能也正是因为生于河流长于河流的缘故，他天然地对河流具有一种感知力。十一岁那年，徐则臣到镇上念初中，校门前就是一条向西流淌的运河。他写的第一篇长篇小说就叫《河水向西》。就像他自己描述的那样：“我老家距离黄海不远，百川东到海，大河向东流，这世上竟有西流水，每天走在水边，都觉得在和奇迹同行。”[7]也是从这里开始，河流成为徐则臣认识世界的原点。他曾无数次跨越运河，在运河边感受运河独特的文化气质，更和运河边的人交谈熟悉。他说河流的水流甚急，他常常向运河中丢纸船与树叶。纸船与树叶承载着他年少时的小希望，承载着他天马行空的幻想。这种方式也成为徐则臣探索世界的途径。他跟随着湍急的河水去想象外面广博的世界，甚至跟随一只纸船从江苏漂流到北京。他说直至现在，“我对中国和世界版图的体认，并非来自标示红黄蓝的线条和各种比例尺的地图，而是行进在想象中的某一个实物上”[8]。在水上就是树叶与纸船，在陆地上就是火车，在天上就是飞机。“那个目的地有多远，我想象的世界就有多遥远和辽阔。河流负责把一个乡村少年带到遥远的世界去。”[9]运河也逐渐成为徐则臣“到世界去”的一部分，对于徐则臣来说，从东海到北京的求学之路就是他到世界去的重要旅程。
在《耶路撒冷》中，初平阳写完专栏，“离开电脑走到北向的窗户前，黑夜已经来到花街：城市的万家灯火次第点亮，从河北岸大兵压境而来，正在跨越运河；运河被两岸的灯火照耀，水面犹如一张起伏荡漾的画布，泼满了细碎癫狂的油彩”[10]。灯光依次跨越运河，无疑也是对花街即将面临现代化的冲击作出了暗示，这也回应了运河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联通作用。在《北上》当中，徐则臣更是让大运河从地理背景直接变成了故事的主角而存在，他主要以小波罗迪马克参观大运河的行迹为主线，在这期间先后遇到谢平遥、邵常来、孙过程、老夏等人，沿着大运河一路从江苏无锡经过山东、河北、天津等地，最后到达北京通州。在旅程当中，大运河沿线的纤夫官员、烟花柳巷、劫匪走卒见证了大运河周遭的人生百态，更见证了大运河流动的文明，就像书中老秉义所说，“都在这条河上”。在这部作品当中，徐则臣对运河进行了全景式的把握。他在小波罗北上的过程中穿插了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系列转变，义和团运动、戊戌变法、八国联军侵华战争，马福德（费德尔）作为八国联军中的一员，更是目击了聂士成的死亡；在战争中，马福德始终珍视自己的《马可·波罗游记》，却也不得不为了战争杀人；面对戴尔定的尸体时，孙过路更是能有“我们曾一门心思扶清灭洋，转眼衙门又在要我们的命。哪有什么里外，不过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11]这样清醒的思考。人们在生与死的选择当中逐渐看清了战争的残酷，更认识到历史的真相。与此同时，比如邵秉义，在儿子结婚的时候把罗盘郑重地交给了儿子，结果反被儿子当给了小博物馆客栈，最后罗盘却又回到了邵秉义的手上。孙宴临在大学里教摄影艺术，谢望和则去拍摄《大河谭》的纪录片，这也无形中形成了他们与祖辈命运的对应。徐则臣正是通过对命运的思考与对文化的传承，将这些小人物的命运都穿插进了运河这一宏阔的历史空间当中，把个人、民族、时代都重合在了一起，形成了史诗的气象。大运河是我国纵贯南北水道交通的要道，徐则臣更是将百年来中国重要的历史事件穿插进运河的生命，它作为时间和空间的交汇点，作为我们认识和想象世界的方式，不仅仅是自然河流的象征，更承载了厚重的历史与文化。结尾处“大运河申遗成功”，“一条河活起来，一段历史就有了逆流而上的可能，穿梭在水上的那些我们的先祖，面目也便有了愈加清晰的希望”[12],更是印证了大运河本身就与我们民族历史文化血脉相连。这是对运河故事的探索，是对运河历史的梳理，更是对运河精神的找寻。洪子诚曾这样定义作品的史诗性，他说：“‘史诗性’是当代不少写作长篇的作家的追求，也是批评家用来评价一些长篇达到的思想艺术高度的重要标尺。这种创作追求，来源于当代小说作家那种充当‘社会历史家’，再现社会事变的整体过程，把握‘时代精神’的欲望。中国现代小说的这种宏大叙事的艺术趋向，在30年代就已存在。……‘史诗性’在当代的长篇小说中，主要表现为揭示‘历史本质’的目标，在结构上的宏阔时空跨度与规模，重大历史事实对艺术虚构的加入，以及英雄形象的创造和英雄主义的基调。”[13]徐则臣在创作前，曾多次对大运河进行了考察与探访，他要将大运河打造成一条带有史诗性质的运河，正因如此，他的作品当中也带有一种辽阔、深邃、宏大的视野。大运河在他的作品中被赋予了深厚的历史和文化内涵。它不仅是中国古代人民智慧的结晶，也是中国历史变迁、文化碰撞的见证。通过对大运河的描绘，徐则臣将我们带入了一个历史与现实交错，传统与现代并存的世界。
在徐则臣的笔下，大运河一端的花街延续着质朴传统的生活，而另一端的北京则代表着现代化的城市进程，两者之间的巨大差异也展现了他创作中对家乡与北京之间选择的思考。在北上行进的过程中，火车代替了船，陆运代替了河运。邵家的船越换越好，一条比一条大，一条比一条先进，可“跟陆地上的货运比，我们把吃奶的力气都使出来，也只会越来越慢……运河的水运跟这个风驰电掣的世界，看上去一起往前走，实际上在背道而驰”[14]。在《耶路撒冷》这部作品当中，徐则臣对故乡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他认为对于身居世界的游子来说，回到故乡可能成为更高一个层次的“到世界去”，故乡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真正的世界。徐则臣在这部作品当中借傻子铜钱之口，提出了“到世界去”这个概念，在这里徐则臣实现的不仅仅是以往对北京与花街这两个空间的碰撞，更引申出了一个新的、比从前更远的地方——耶路撒冷。相比他以往的作品，这部作品已经突破了对于北京生存这一命题的挣扎与思考，而更多地从生存命题转向了精神命题，是对人本身归宿的探寻，关乎我们到底要到哪里去的问题。就像他在书中提到，“生存固然是我们的第一要条，不过我们也一定要知道，在当下无穷动的年轻人中，出门，出走，到世界去，毋宁说源于一种精神的需要”[15]。起初，故乡与世界是一种选择，但是到最后我们又会发现它们互为彼此。
03
徐则臣“京味”写作的当下性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写作，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阅读。徐则臣在《写作从神经衰弱开始——自述》这篇文章中谈到，“这一代人一定是有看头的，他们的精神深处照应了他们身处的时代之复杂性：时代和历史的复杂性与他们自身的复杂性成正比。如果你想把这个时代看清楚，你就得把他们看清楚；如果你承认这个时代足够复杂，那你也得充分正视他们的复杂，而看清楚是多么艰难和缓慢”[16],徐则臣将目光聚焦于同他一样的“70后”，他认为“60后”和“70后”的作家大部分是成长在乡村，逐步走到城市当中的，他们是乡村与城市进程的见证者，他们也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人们是如何在城市化的推进当中迷惘、挣扎，寻求自我与寻求现实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徐则臣的小说往往聚焦在一代人的选择和精神困境，他所塑造的求学游子以及倒卖碟片、贩卖碟片、倒卖古董等人物形象的背后暗含的是乡土的隐退，这些形象的出现也恰恰弥合了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空隙，可以说他们才是真正能够代表城市化进程的那一批人。徐则臣在小说中力图呈现丰富复杂的时代变化，展现一代人最真实的生存图景。他的长篇小说通常以家乡与北京或是大运河这样的地域景观作为描写对象，铺陈开人物心灵蛰伏的历史与远方、一生的苦难与梦想等等，形成时空的交错与重叠，达到史诗性的效果；他的短篇小说则在对当代人生活困境的呈现中展现他们精神世界中细微的心灵悸动，深入他们焦虑与不安等负面情绪背后掩藏的时代因素。
徐则臣从自己对于家乡、运河、北京最真挚的情感出发，构建着一个又一个“70后”真实的内心世界。他透视了“京漂”离开故土来到北京后艰难的生活处境，书写了他们在北京这座充满了现代高压情绪城市中的沉浮与抗争，发掘他们性格中潜在的巨大力量，给予他们生活的希望，从这些平凡的故事、平凡的人身上透视一座城市的发展。同时，徐则臣总是直面复杂而多变的人性，探寻其中荫翳的一面，却以温热的情感去理解这些人物生活中的种种无奈与选择，通过讲述他们的奋斗与挣扎、希望与绝望描绘变化中今日的北京。在《生活在北京》这篇文章中徐则臣写道：“二十四岁这一年我来到北京，生活跟过去形成一个尖锐的转折，我把行李箱放在这个叫北京的城市上，想，一切从现在开始。”[17]他来北京前也曾对北京的高楼大厦与文化底蕴充满憧憬，然而北京随处可见的平房胡同与工地的尘土飞扬的现实又打破了他美好的幻想。徐则臣在北京的生存空间，始终停留在宿舍、芙蓉里、海淀南路当中，他也始终处在“京漂”这一身份的焦虑当中。因此，他对北京没有过多的归属感，而始终以一种外来者的身份体验着这座城市。与前面老舍、邓友梅、刘恒等人的写作不同，徐则臣对北京这座城市产生的更多的是一种幻灭，他对于这些同他一样的外来者的生活有着深深的共情，不断地被这座高高在上的城市拒绝，却又为了这座城市前赴后继。徐则臣作为“京味”的代表，他本身“京漂”的身份，使他对北京城有了不同于以往作家的新认识。
随着现代社会生活节奏的不断加快，不管是人还是物，即使奋力追逐，仍无可避免地被世界遗弃。他笔下的主人公往往都是出生于小城镇的青年，满怀希望地走向北京，带着偏执与傲慢告别家乡，却又不得不在北京这座大城市中卑微挣扎。徐则臣始终在以一个外来者的身份观察着北京，也凝视着北京。《北京西郊故事集》当中，他把自己的视线聚焦在西郊这一区域，观察北京边缘的生活状态。在这里，徐则臣聚焦的不是那些代表着现代文明飞速发展的高楼大厦，不是北京富丽堂皇的文化样态，而是将视野停留在西郊的平房院落当中，这里有太多复杂破落的街巷，也有太多身份模糊的小馆小屋，对于这里的人来说，他们就是北京的边缘和外围。在这样一个破落的空间里，居住的却是一群鲜活的甚至怀揣梦想的“北漂”青年。他们共享着同样的外来者身份，更对北京这座城市的威严满怀渴望，希望在这里获得属于自己的驻足点。但是现实往往事与愿违，他们又不得不游弋在城市的边缘，在现实与梦想之间徘徊挣扎。在这里，徐则臣塑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地点——屋顶。徐则臣在几篇小说里都提到行健、慧聪、米箩等人物爬上屋顶张望首都，但是其实这并不是他们的生活常态。他们把更多的时间都用来生存，他们总是无休止地穿梭在这座城市之间，忙碌到没有时间去思考人与生存。但屋顶是作为一个窗口而存在，只要他们爬上屋顶，他们似乎就从在城市之中的生活者转变为俯瞰城市的哲学家，他们就开始对自己与未来、自己与北京城的关系进行发问，对“我是谁”进行思考。这时候他们似乎就不是浸没在城市中的求救者，而变成了遥望者，探索北京这座城市的意义所在。从这一层面上来讲，可以说他们既身在北京当中，又游离在北京以外。在《王城如海》中，徐则臣说：“我这次要写写高级知识分子，手里攥着博士学位的；过去小说里的人物多是从事非法职业的边缘人，这回要高大上些，是先锋导演；之前的人物都是在国内流窜，从中国看中国，现在让他们从国外回来，是从世界看中国的角度；以前写的城市是中国的城市，这次的城市是世界坐标里的城市。”[18]徐则臣的目光不再游走于城市边缘的小人物，而是聚焦在余松坡这一在国外享有盛名的高级知识分子身上。徐则臣以余松坡从世界到北京的一种逆向行走路线，以一种世界性的视角回望北京，他描写了余松坡对于北京这座城市的种种不适，焦虑、压抑、恐惧、躁动、不安、悲伤这样的字眼在雾霾的笼罩下充斥了整部小说。雾霾作为工业化的结果，也是现代性的产物之一。“我在借雾霾表达我这一时段的心境：生活的确是尘雾弥漫、十面霾伏。”[19]尽管余松坡已经达到了常人眼中衣食无忧的生活，却依然处于巨大的焦虑当中。而这种焦虑，也正是现代知识分子共通的精神困境，是一种“时代病”。
徐则臣写作的当下意义，一方面在于他对新的北京人、北京城、北京文化的书写。徐则臣作为一个异乡人，也写异乡人，这展现了他对北京城市文化的巨大感知力，也越来越体现出北京这座城市的发展态势。虽然徐则臣对北京的市民、北京的风土人情，对北京人精气神的描写、特别是对北京人特有语言的描写都是很难跟老舍相提并论的，但是他的“北京系列”小说表现了北京人与北京城的新变化，特别是描写到人与城市的复杂性。从另一方面来说，他的写作更承传了“京味”文学新的特质，经过陈建功、王朔、刘一达等人，到徐则臣，“新京味”文学的书写者在徐则臣这里达到了一个新的时代节点，“京味”还会有新发展、新变化。徐则臣始终在寻求一种与时代相匹配的更合理的文学，他的描写让“京味”获得了新的视野、新的前景，也获得了新的时间和空间。这个城市已经不是当年老舍的北京，而是一个日新月异的、包罗万象的、跟老北京天壤之别的城市。这恰恰就是“新京味”文学的特质，而徐则臣也在这个意义上具备了“新京味”作家的特质。北京不再是老北京人的北京，而逐渐成为徐则臣这样的异乡人的北京。土生土长的北京人需要描写，北京的异乡人更需要描写。所以，对北京这个叙事对象来讲，老舍是不可或缺的，张恨水也是不可或缺的，徐则臣更是不可或缺的，他们都有各自的意义，但徐则臣的突出价值在于，他不仅写了北京的当下，而且写了北京未来的发展趋向，毕竟北京是要不断走向未来的。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京津冀文脉谱系与‘大京派’文学建构研究”（18ZDA281）阶段性成果。
注释
[1]傅小平、徐则臣：《我越来越看重作品的文化附着》，《文学报》2021年4月5日。
[2]赵园：《话说“京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9年第1期。
[3]徐则臣：《通往乌托邦的旅程》，昆仑出版社2013年版，第68页。
[4][5]徐则臣：《它的漫长让我饱尝阅读的富足》，《文汇报》2023年7月5日。
[6][7][8][9]徐则臣：《送流水》，《光明日报》2023年3月22日。
[10][15]徐则臣：《耶路撒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28页、35页。
[11][12][14]徐则臣：《北上》，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239页、466页、93页。
[13]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8页。
[16]徐则臣：《写作从神经衰弱开始——自述》，《小说评论》2015年第3期。
[17]徐则臣：《生活在北京》，《江南》2009年第2期。
[18][19]徐则臣：《王城如海·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58页、26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