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原标题：技术主义写作时代的写作者意义

一 技术对文学性的生成和解构

技术主义写作时代的来临，带来对“文学即人学”这一固有观念的颠覆性挑战——当文学想象世界的创造权力不再为肉身之“人”所独有时，技术浪潮中写作者之于文学的意义面临着新的挑战。

“人”之于文学艺术的角色发生了两重倒转——首先，那种“上帝创造亚当”一般的基石被挪动了——如果说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从词性上规定着人与人造物的从属关系，那么当AI作为某些文艺作品的创造者，而人类成为其产品的观赏者、逐字逐句的分析者，甚至阅读与写作系统的被影响者时——这种“造物者”与“被造物”的关系便遭遇了模糊和动摇。

第二个总被忽视的重要事实，是写作的人工具化地成为写作的审查者。在传统的写作者与社会道德教育关系中，“诗人与哲人王”［1］的结构性事实总是轮番上演——十九世纪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因“道德败坏”而成为禁书；特殊时代的出版审查制度可以决定一个作者的命运。而在AI写作的机制中，写作与审查的关系被倒转了，发起写作的人需要提问、引导、挑选、修改。当AI负责生成大量作品，而发起写作的人负责鉴赏并挑选时，事实上人也从“诗人”的创造性角色被调换为“审查者”的角色——发起写作的人需要剔除不合心意的作品，保留心仪的作品，这看似是审美标准，但实际的权力结构是具有禁废权力的审查——因为在AI的特殊写作机制中，被剔除的作品就仿佛不存在，被保留的作品才真正“被创造出来”。在这个过程中，“审美”事实上发挥了“审查”的功能，而“审查”成为“创造”的根基性方法。

写作的人成了写作的审查者，作曲的人成了作曲的审查者，作画的人成了作画的审查者……这是文学、艺术、批评等商业领域正在面临的普遍情况。在商业绘画领域，近年来频繁有原画师被辞退，或某些游戏画面为AI生成的新闻。一批AI商业绘画者的工作模式，是根据甲方要求进行大量“跑图”，画面想象和生成由AI完成，而绘画者从海量成品中挑选出最为优质的，以此为底本进行全局的人工绘制，或者在不符合绘画逻辑的部分做局部修改。在商业效率大幅增加、人工成本显著下降的同时，绘画者成了为高速生产工具进行产品遴选和打补丁的人，而在想象与创造的发生场域，人被无可避免地外部化了。目前AI写作还主要集中在应用文领域，而当通俗小说的AI写作大规模投入商业时，写作的人或许也会无可避免地进入这种生产程序。

我注意到这个问题，与一友人曾在某电子产品公司担任AI开发岗的具体经历有关。她告诉我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当她为AI做数据库编程时，她工作的难点并不是对AI词源的建设性工作，相反，她日常最重要的工作是审查——在这个AI产品上市之前，尽可能地审查AI会使用的文字和语言，为其设置数据库上的词语禁区。“‘不许使用什么’比‘使用什么’重要得多。”她说。能够成功理解“不许使用什么”，是AI应用于文字生成中的首要之事，因为这直接决定了产品能否通过商业审核，来到人们面前。这是全球范围内的商业与技术准则。

这里隐藏着一个非常重要，但是往往被我们忽视的事实——在使用已发行的AI进行写作时，我们所使用的，其实是一个被先天审查过数遍并进行重重限制的大模型——尽管AI写作的生成物表现出海量之势，但“不许出现什么”的区域永远固定，禁忌早于“创作”而存在。这种禁忌并不只是内容的敏感性，包括政治、色情、犯罪等等，它同时意味着故事与语言的某种规范，比如在AI写出的叙事性作品中，如果不加限制，我们看到的往往是近乎绝对正确的语法，错乱的尝试被禁止了。故事也是同理，AI写作具有某种内生的规整性，无论是故事结构上的“起承转合”，还是故事基于海量样本的普遍逻辑。也就是说，AI写作的诞生机制中拥有一种不可避免的固定性，这种固定性甚至不会因审查标准解除而消散，因为它表面上诞生于审查标准，但它根本上源自于“大数据规律”本身。固定性是工业大生产的根基，但确定性对于文学写作是一种打击。

在海量高速生成的文字中，一种挥之不去的匮乏感隐隐缠绕着我们，很多人会把这种固定性引起的匮乏感解释为目前AI技术的限制，一切问题将会随着技术进步而得到解决，AI写作在未来能写出与人类经典作家相媲美的伟大作品，或者最终抵达某种严肃的文学性——这种技术主义的乐观期盼，看似具有科学支撑，其实并不符合AI技术的原理和生产逻辑。

我们以一些具体的例子来解释这个问题，例如“让AI学习《红楼梦》的前八十回，写出更符合其原意的《红楼梦》结局。”例如“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通过词汇统计可以断定并非一人所写，而AI可以更准确地建立曹雪芹的语言模型。”你或许也听过这些乐观版本的对AI写作的寄望，以及对使用AI写作来进行文学新发展的期待。在此，我们不妨仿照科技哲学的方法提出问题并进行思想实验——“AI能更准确地续写《红楼梦》吗？”

仿照物理学意义上的“理想条件”，我们先假设AI写作技术会在未来无尽地趋于完美，AI能充分理解文学性内涵，AI对曹雪芹作品的学习无限深刻。那么，这场思想实验是否会成功呢？即AI是否能通过对前八十回的深度学习，写出比人类续写者更符合曹雪芹的《红楼梦》呢？

很遗憾的是，即使在理想条件下，这个答案大概率仍是否定的，这是由技术原理决定的——AI写作深度地依赖模型训练，而模型必须使用海量的数据样本，海量的数据样本就意味着所谓“用《红楼梦》前八十回训练出一个曹雪芹AI”，这种对“更纯粹的、更靠近曹雪芹文学本身”的写作训练，在技术上是无法成功的，因为《红楼梦》前八十回的文本量远远支撑不起AI学会写作所需要的全部数据规模。

这里明显的悖论就是——如果要让AI写续作，那么它必须先吸收大量与曹雪芹《红楼梦》无关的文字样本，它的叙事思维和情节结构将不可避免地被人类文字作品中平庸、普遍、最能支撑起大量样本的内容影响；而如果让一个AI如初生婴儿一般“纯粹地”只学习曹雪芹来进行写作，那么《红楼梦》文本量远远不足以支撑AI从空白中学会写作，更无从谈起续写。正如在路面驾驶中，让一个人类孩子学会看信号灯并遵守规则或许只需要几分钟，因为这个孩子在成长中便具备关于空间、时间、城市、道路、速度、法律、危险的全部常识储备；而从零搭建一个能够自动驾驶的AI系统，需要海量样本数据作为学习对象，才能使其建立起对现实物理世界的基本认识。仅仅是让AI判断信号灯，就需要这样海量的前提条件。写作领域的人工智能，同样离不开大数据原理，因此，当我们展望AI写作的文学性前景时，我们必须意识到这种前所未有的“技术—文学”的紧密关系。

AI写作是基于海量数据样本生成的，尽管理想状态下它能以“曹雪芹的语言”“曹雪芹的思维”来为伟大作品写续作，但这并不意味着AI写作的续作能够更高明、更纯粹、更符合原意，因为它天然地带有人类叙事者思维的均质性，这种均质性是由大数据中的海量样本决定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空谈AI写作的文学性和伦理问题，而必须考虑到技术因素，因为技术问题已然如此深刻地介入到了文学的内部空间。AI写作过程由于使用文字大模型而难以避免均质性，这与人类写作者可称为“灵晕”［2］一般的那种东西——本雅明口中某个夏日下午遥望树枝之影一般的“此时此地”和“独一无二”——它们是并不相类的。现代诗或许更适合AI写作的生成逻辑，并在审美性和多义性上提供阐释空间。但是在叙事领域，AI写作将更趋于一种“行活”。

在此，我试图给出一个大胆的判断——AI在叙事领域不会产生与人类历史上最好的作家们相提并论的伟大作品。首要原因是，纵观文学史，那些可称为“正典”的伟大作品具有历史与社会的独一性，它们既是吉光片羽，又诞生于唯一的此时此地。假设未来某一天，“AI写作的一部媲美托尔斯泰的伟大作品”问世，这就意味着这部作品具备独一性，但AI写作的大批量生产过程无法制造作品的独一性，这种悖论击垮了它存在的可能性。

另一个原因是文学需要去不断触及未知之地。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赞同赫尔曼·布洛赫之言：“发现唯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乃是小说唯一存在理由。一部小说，若不发现一点在它当时还未知的存在，那它就是一部不道德的小说。”［3］AI写作纵然可以瞬间产生数以万计的、看似包罗万象的作品，但是AI基于大数据学习的本质使它难以真正地触及米兰·昆德拉意义上的文学未知之地。一个可以类比的问题是AI技术无法进行前沿数学研究——AI学习的技术原理是对已有的大数据样本进行分析和理解，而前沿数学研究是解决尚无规律之问。因此AI无法获得足够的样本数据，而无法向人类顶尖数学家一样去思考作为未知之地的前沿数学。

AI写作将对文学研究造成巨大的方法论冲击——叙事学、诗学、精神分析、新批评、情感研究、文学史研究、文学社会学研究、作家论等等——无论是外部还是内部，无论偏向形式、语言还是社会历史，传统文学研究方法都遭遇了某种解构，严肃性被消解了，文学性内涵图景无限靠近为读者阐释。但是这些冲击并不意味着纯粹的悲观主义，相反，在写作的独一性和未知性面临着危机的时刻，文学与人类的深刻关系重新显现。或者说，它为人类写作者从另一个角度带来了文学的新启示——在技术主义浪潮的冲击下，以何种态度理解人之文学，理解人之写作。

二 人之文学和写作者

如何想象一部技术主义写作时代的文学史？回到一百多年前的丹麦，勃兰兑斯树立了文学史作为社会史、心理史的研究方法的述学典范——“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在《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中，他以勾连的笔墨描绘出十九世纪欧洲诸国之间互相激发、风起云涌的文学与社会思潮：“我描绘的是一个带有戏剧的形式与特征的历史运动。我打算分作六个不同的文学集团来讲，可以把它们看作是构成一部大戏的六个场景。”

第一组是在卢梭启发下产生的法国流亡文学，反动由此开始……

……正是拜伦引起了这部大戏的突然转折。希腊的解放战争爆发了，一股使万物复苏的清风刮过欧洲上空。拜伦英勇的为希腊的解放事业牺牲了，他的死给整个欧洲文艺界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他们受到希腊解放战争和七月革命思想的鼓舞，像法国作家们一样，把拜伦的伟大形象看作是自由运动的领导力量。［4］

在十九世纪文学中，卢梭和伏尔泰的启蒙思潮，宗教改革、王朝复辟、民族解放战争、拜伦之死、七月革命、自由运动……这一系列鼓舞人心的政治事件、社会思潮与民族国家文学是如此深刻地互相启发，作家人格深刻地介入了文学与历史空间。而在想象一部技术主义写作时代的文学史时，那种夏多布里昂与歌德和卢梭的共鸣，那种整个时代受到同一事件和思潮的震撼——这种“同时代人感”和跨越地理空间的心灵影响，它们无法被简单化为大数据样本的学习对象；而文学诞生于此特殊社会、此特殊时刻的意义——那种如鲁迅写下《狂人日记》一般的历史独一性，或者如何其芳青年写作《画梦录》和中年写作《夜歌》时那种迥然不同的人生独一性——这是人之文学的不可取代之处。

生活在技术主义时代的文字膨胀中，写作的去人格化，反而从另一面突显了人在历史空间中写作的独有内涵。“但是如果从历史的观点看，尽管一本书是一件完美、完整的艺术品，它却只是从无边无际的一张网上剪下来的一小块。”［5］文学不仅是封闭文本的符号系统和阐释系统，更是时代、社会、思潮、心灵这一无边无际的历史之网的一部分。而写作于此时此刻的文学，也将从此刻的历史之网蔓延向未来的漫漫来者，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写道：“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写作的生命在百代人格与心灵中传递，“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写作者的肉身短暂，但文学人格和精神意义在一代代阅读中永存。历史的意义不仅在历史的此刻涌现，更不断在未来被发现。

在这个意义上，文学的外部通往着文学的内部，文学的内部也通往着文学的外部。在人之文学中，写作者自身的时代空间、社会思潮、人格情感，与文学作为独立系统的美学、诗学、文学性价值， 二者并非全然二分，而是相互确认。技术主义使文学的内部与外部产生了空前的分裂，而人之写作的意义，恰在于此。写作者的境遇与心灵以文学的形式通向此刻的历史之网，更具有超越时空、超越人类不同经验、而传递到“后之览者”手中的心灵力量，文学性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才成为历史的连续线索，展现出独立价值和丰富内涵。

文学，是人的彼此确认，这种心灵的共鸣既是同时代人的，也是时间长河之上后人与前人的对望。发现人，理解人，展现作为现代人的微观心灵景象，进行文学性未知之探索，这是人类写作不可泯灭的意义，也是技术主义写作无法取代的地方。写作者之于文学性的意义被空前地显现出来，而非人格化的写作因为与历史空间的孤立，难免成为文学性内涵上的悬岛。

另一方面，我们也能意识到，AI写作冲击更大的是通俗文学。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界限，或许会被空前地深化。那一本假想中的“技术主义写作时代的文学史”，更可能存在于商业化文学生产中。AI的固定性和可复制性，满足了消费性文学工业大生产的需求，本雅明意义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将向“机械生产时代的艺术作品”迈进，并且已经在网络小说的商业版图中逐步显现出来。

从“机械复制”到“机械生产”，媒介的结构将发生根本性变化，传统意义上，媒介的功能是传播，但在网络文学的工业生产和消费性路径中，媒介甚至会成为文学生产本身。“生产—传播—消费”的传统路径将被压缩为一体。尼尔·波斯曼在“媒介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中创造了“technopoly”一词［6］，它的直译是“技术垄断”，它指的是人们往往把媒介理解为艺术形式的外部载体，但事实上，媒介深刻影响着艺术本身的生产、内涵和形态，甚至一个时代的媒介生态在某种意义上决定着艺术景观。而AI写作时代与商业互联网的空前结合，将带来媒介生态与艺术景观愈发直接的生产关系，这种“technopoly”将在此意义上直接构成文学生产的结构面貌。

本雅明认为，机械复制技术触及作品的“本真性”问题，因为即便最完美的复制品也不具备艺术作品的此地此刻(Hier und Jetzt)，而正是这独一无二的诞生地使作品体现着历史，这种此时此地便具有本真性——独一无二的作品制造了观看的距离和不可再现性，因此美是具有神性的，在这个意义上产生艺术的“灵晕”［7］。而技术复制艺术的崛起, 使艺术作品变得唾手可得、随时观看，作品的本真性消失了，灵晕枯萎，而使“神秘而完满的艺术体验失落了。”“消费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传统中占主导地位的对艺术品的凝神专注式接受, 越来越被消遣性接受所取代。”［8］而AI写作对文学机械生产的完成，使作品在写作意义上同样不具备本真性——写作不与此时此地发生关系，不具备特殊性，更不具备距离和难度——在这个意义上，“随时可生产”的写作无法支撑起读者凝神的观看，只能满足消遣性的接受，这也匹配于AI写作思维的均质化。

在技术主义写作的时代，人之写作以其历史性、本真性、精神性，而显现出珍贵的意义。写作者的阵地既被缩小也被扩大，一方面是消费性文学领域，写作者将在技术时代中遭遇某种商业殖民；另一方面，心灵的图景，文学形式与内涵的超越与探索，时代的精神思潮——人之写作对于历史的独一性，是永远不会泯灭的，并会在文本膨胀的对比中，显现出愈发重要的价值。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

注释

［1］〔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商务印书馆，2007年。

［2］〔德〕本雅明：《启迪：本雅明文选》，〔德〕汉娜·阿伦特编，张旭东、王斑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237页。

［3］〔法〕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董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第6—7页。

［4］〔丹麦〕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张道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第2页，第3页.

［5］〔丹麦〕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张道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第2页。

［6］〔美〕尼尔·波斯曼：《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何道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7］〔德〕本雅明：《启迪：本雅明文选》，〔德〕汉娜·阿伦特编，张旭东、王斑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237页。

［8］方维规：《本雅明“光晕”概念考释》，《社会科学论坛》，2008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