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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教育是为了点燃内心的光和亮

师生情谊可谓浓厚矣

史家钱穆先生的《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以下简称《师友杂忆》）是他年迈之后对于父母亲人和师友、学生的追忆，之前智识界关注的重点是其在北平学术界的交往、筚路蓝缕创办新亚书院的事迹等，但若细读此书，则会发现钱穆特别重视师生的情谊。

师者，所谓传道授业解惑也，钱穆无论是作为学生，还是作为教师，都充分地彰显了教学相长和春风化雨的中国式教学特质。中国古人说，有来学而无往教也，也说小叩则小鸣，大叩则大鸣，师者对于弟子的影响固然重要，但弟子有时反过来也会给予老师灵感的激发和深远的影响。

《师友杂忆》里记录的钱穆在常州府中学跟随史学大家吕思勉读书的故事特别耐人寻味，它见证了师者的心灵之光也会被才情横溢的学生所点燃的奇迹。钱穆在常州府中学读书的时候，25岁的吕思勉担任其地理和历史老师，上地理课的情景被钱穆铭记在心：“其上地理课，必带一册上海商务印书馆所印的中国大地图。先将各页拆开，讲一省，择取一图。先在附带的小黑板上画一十字形，然后绘此一省之四至界线，说明此一省之位置。再在界内绘山脉，次及河流湖泽。说明山水自然地理后，再加注都市城镇关卡及交通道路等。一省讲完，小黑板上所绘地图，五色粉笔缤纷皆是。听者如身历其境，永不忘怀。”

更让钱穆念念不忘的是一次地理课考试的情景，总共有四道题目（每题25分），钱穆对要求分析吉林长白山山势军情的题目极感兴趣，洋洋洒洒下笔千言而忘记做其他三题。按常理钱穆考试不能及格，结果偷看吕思勉批卷的学生发现，对其他同学吕思勉只是给一个分数，而对于十三岁的钱穆的答卷，他竟然在题目后写批语一发而不可收，“乃诚之（吕思勉字诚之）师批语，一纸加一纸，竟无休止。手握一铅笔，写久须再削。诚之师为省事，用小刀将铅笔劈开成两半，俾中间铅条可随手抽出，不断快写。铅条又易淡，写不出颜色来，诚之师乃在桌上一茶杯中蘸水书之。所书纸遇湿而破，诚之师无法粘贴，乃以手拍纸，使伏贴如全纸，仍书不辍。不知其批语曾写几纸，亦不知其所批何语。而余此卷只答一题，亦竟得七十五分。只此一事，亦可想象诚之师之为人，及其日常生活之一斑”。1940年，从云南潜回苏州蛰伏的钱穆将抗战爆发后撰写的《国史大纲》书稿，偷偷送到上海请吕思勉先生把关，商务印书馆每天送一百页让吕先生审读，第二天即派人来取。师生情谊可谓浓厚矣。

错误中也有成长空间

钱穆中学毕业后在后宅镇初级小学、三兼小学、厦门集美学校任教，后来又到一个师范学校和苏州的省立中学教书。他的教学理念一以贯之，注重因材施教和潜移默化，而不是用死记硬背或体罚的方式来建立规则，更侧重学生自身的反躬自省和觉悟向学。他教授写作文的方式，尤其值得我们细细玩味。钱穆在后宅镇初级小学任校长的时候，发现班上有个男同学下课休息的时候从不出去，而其他同学都在外面跑跳，他觉得很奇怪。这个同学名字叫杨锡麟，他就问班长，为什么杨同学在课外活动的时候不出去活动，包括体育课也不去上。班长说，前任校长认为他太顽皮就罚他，课间休息的时候不能出去，只能坐在椅子上不能动，除非要上厕所才可以离开座位。钱穆让他参加体育课，可以在课外活动，并废止体罚。后来杨同学在课间休息的时候杀了一只青蛙，又有学生跑来告状。钱穆对学生说知识来源于生活实践，杨同学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之前被限制接触实际的生活，钱穆甚至说若有人还总是来打杨同学的小报告，就要责罚举报的学生。这一点其实也很重要，举报之风绝不可长，同学之间、师生之间的信任很重要，而且更关键的是人的成长本来就不可能一帆风顺，都有走弯路、犯错的可能，要给学生从错误中成长的空间和机会。后来钱穆发现杨同学有过目不忘的特长，而且有唱歌的天赋，就在一次课上创造了一个机会让杨同学独唱，美妙动人的歌声震惊了其他同学，掌声经久不息，而这也让杨同学获得了承认并建立了自信。

真正的教育，就应该是这样发现特点加以扶植和鼓励，教育是为了点燃受教育者内心里面的光和亮，而不是按照一个外在的客观标尺来驯化受教育者。对那些成绩不好的、稍微有点顽皮的、没有进入正轨的学生，就高度压制、排斥、惩罚等，这样只会不断地制造单一而封闭系统里的失败者。

“我手写我心”

钱穆晚年所回忆的教授写作的场景，对于今天的中学作文教学也大有借鉴意义。国文课上，钱穆让学生带着石板、石笔、铅笔和毛边稿纸出校门，到郊外一个古墓旁边，附近有苍老的松树近百棵，他让学生每个人选一棵树靠近坐下来，“静观四围形势景色”，让他们围坐在一起，静静地观察四周的景色，并充分发挥想象力。又让这些学生分别讲述自己所看到的树干、树叶、纹理、色泽等，以及树和土地等周围环境的关系，“何处有人忽略了，何处有人遗忘了，何处有人轻重倒置了，何处有人先后失次了，即据实景互作讨论”。他让学生充分地发挥五官的作用，从视觉、触觉、嗅觉、听觉等多重视角去具体而微地感受和了解一棵树，达到入乎其内出乎其外的境界：“诸生遂各静听有顷。余又告诸生，此风因穿松针而过，松针细，又多隙，风过其间，其声飒然，与他处不同，此谓松风。试再下笔，能写其仿佛否。诸生各用苦思写出，又经讨论，余为定其高下得失。经半日，夕阳已下，乃扬长而归。如是，诸生乃以作文课为一大乐事。竞问，今日是否又要作文。”

学生要有这种细腻的感受力，才会有蓬勃的生命力。一个人生命的萎缩是他感受力的萎缩，世间万事万物都是可知可感的，可是如果一个人没有感知、感通、感想的能力，自然生命的源泉没有了，慢慢就会萎缩了，会走向一个封闭、干枯的心灵。所以钱穆帮助学生打开自己的感官系统，去感受和理解周围的自然，这对个体心智和生命的滋养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动力。

钱穆先生还会让学生讲故事——前述都是对自然的观察，观雨、观松、听风。讲故事的素材，或亲眼看见，或从家里人那里听来，或从街坊邻居处听来，或是有关附近的名胜古迹、桥梁寺庙，选里面最能够触动人的题材，钱穆让学生们下笔写出来。每写一篇作文，钱穆都要求学生一起讨论，形成一个研习的共同体。为人处世都很老派的钱穆，教学方法却很现代，特别符合欧美国家那种自由、启发式的教学方式，别出心裁，彼此照亮，让他们的书面语言，去除格式化和套路化的痕迹，从心出发，也是从个体的感觉出发，“我手写我心”。

彼此激发、照亮的灵光

《国史大纲》是中国通史领域至今传颂的名著，可当年钱穆撰写此书的动力和契机，却极为偶然，是他的燕大学生陈梦家所推动的。抗战后迁到昆明的钱穆原本打算写一部考证性的著作，同样任教于西南联大的陈梦家劝他撰写一部通史性著作以有裨益于世道人心尤其青年学生：“梦家劝余为中国通史写一教科书。余言材料太多，所知有限……梦家言，此乃先生为一己学术地位计。有志治史学者，当受益不浅。但先生未为全国大学青年计，亦未为时代急迫需要计。先成一教科书，国内受益者其数岂可衡量。余言，君言亦有理，容余思之。”钱穆颇踌躇不决，而学生陈梦家“不依不饶”，进一步劝说钱穆：“又一夕，又两人会一地，梦家续申前议，谓前夜所陈，先生意竟如何。余谓，兹事体大，流亡中，恐不易觅得一机会，当俟他日平安返故都乃试为之。梦家言，不然，如平安返故都，先生兴趣广，门路多，不知又有几许题材涌上心来。不如今日生活不安，书籍不富，先生只就平日课堂所讲，随笔书之，岂不驾轻就熟，而读者亦易受益。余言，汝言甚有理，余当改变初衷，先试成一体例。体例定，如君言，在此再留两年，抑或可仓促成书。”所以说，钱穆的经典名著《国史大纲》其实是因为跟学生陈梦家的两次谈话，而后在云南宜良潜心著述花了一年时间所撰成。

这些在钱穆《师友杂忆》中的吉光片羽，如今重温，字里行间弥漫着师生之间彼此激发、照亮的灵光，也留存着一份浓得化不开的师生情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