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这是我原创的第一部以反扒民警为主角的剧本。全剧里从始至终只在结尾部分开过一枪，没有既往那些惊心动魄的枪战，也没有多少尺度大、影响广、烈度强的刑事案件，只在晃动的车厢里，人来人往的车站中，通过警与贼的明暗交锋，希望能够勾勒出真实的人生百态，通过案件里一只只“螳螂”“蝉”“黄雀”，探讨人生的得与失，探讨故事里那些游走在善与恶边缘的人性挣扎，以及中年人的疲惫与狼狈。

这是一个披着反扒剧的外衣、描绘人生况味的故事。我既想写铁路反扒干警破获失窃案件的情节，想写瓦解各路盗窃团伙的不易，也想写各色警匪人物的酸甜苦辣，和他们点点滴滴的人生故事。

写作开始之前我是不了解反扒工作的。所有对警察抓小偷的印象多来自于影视剧的零星印象。大概在三四年前，我来到沈阳，跟着沈阳市公安局公交（轨道）分局刑警大队，同反扒民警一起，把自己泡在早晚高峰的跟踪与抓捕之间，泡在希望和失望的循环里，泡在成功率极小的干瘪现实中。

体验生活的好处是了解到足够多、足够精彩的反扒故事，观察到天然的戏剧张力，也能体察到其中所蕴含的真实人性。

观察得越多，了解得越多，越感慨良多。不停变换的时代浪潮就像一只巨大的手，把很多身处其中的人推来搡去，将他们的命运反复交织在一起、随波逐流。公安自然有公安的法律，贼也有贼的道义。在各自的人生轨道里，猫和老鼠都在卖力奔跑，火车站的广场就像一个循环的跑道，他们在不遗余力地追逐着。跑得快，或许就能抓住自己想要的东西，倘若跑得慢了，目标和自己也许都会被搞丢。

给人物、给故事起名字是每部剧本创作前期要解决的第一件事情。“佛爷”在老北京话里是小偷的外号，现在鲜有人知道。黎小莲是客家人，客家人的由来本就是背井离乡，“莲”就是荷花，漂在水面上。黎小莲从老家跑到南雄，又跑到荔城，也隐喻了她漂泊不定的命运。

剧的片名叫《黄雀》，是一种很小的鸟。男主角的名字里却有“鹏”字，说明他的内心曾经骄傲，也有远大的理想。随着年龄一天天长大，人到中年，大鹏的理想没有实现，生活让他格外狼狈。也许大多数人年轻时都是理想主义者，每个人心中其实都有一只“大鹏”，但到最后发现，自己其实只是一只小小的“黄雀”。

火车站其实是一个缩影。再也没有能比这里更适合展现萍水相逢的地方了。或匆匆别离，或擦肩而过，或相见于此，或点头之交，或生死博弈，通常又只是一面之缘，车站如人生，如旅途，如匆匆过客。

最初构思这部剧，是在四年前。当时我刚刚写完《对手》，这两个剧本在故事和人物关系上都不一样，两者的创作方法也不一样。当时我希望尝试一种和《对手》不一样的人物关系，也想探讨一些更丰富的世界观。

站在不同人的立场上，每个人都会有自己截然不同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创作每一部作品，最难的是寻找叙事的各个角度。包括但不限于局部的创新、人物关系的构造、主线和支线的搭建，以及情节和桥段的脱俗，如此等等。具体到《黄雀》的剧本，因为人物众多，每一个人物都希望能够活灵活现，每个人物都应该有自己完整的小传，他们所有的行为都应该有自己的前因后果，有自己的立场和逻辑，以及独特的性格。这些都花费了很多功夫。

就像织毛衣一样，这次的针脚需要织得更加严密。以往的很多作品里，搭建主要的三角人物关系是创作的入门钥匙，但在《黄雀》的剧本里，我们仿佛站在一个大门里面，它里面还有无数的小门等待着开启，这部剧的许多工作都需要落实在细节处。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一次，剧本创作阶段面对的是很多只麻雀。

我们希望既呈现犯罪者从侥幸试探到彻底沉沦的心理变化过程，又通过反扒警察抽丝剥茧的侦破过程展现破案智慧。怎么能做到先以情节打底铺陈，同时保持多线交叉的快节奏、高密度叙事，再见缝插针地探讨每个人物背后的内心隐秘，创作的分寸感也是比较难拿捏的。

每个编剧的创作习惯都不一样。我个人习惯先构建人物关系，然后再将每一个人物进行拆分，包括核心人物、主要人物和辅助人物，以及次要人物。在人物小传的阶段，通常都会花费比较多的时间，当人物角色的性格和人物之间产生有机关联以后，很多情节事件也就会随之自然而然出现。

我不太会写大纲，基本上是分集思维，只有在想得比较细致的时候，才习惯动笔。我个人认为电视剧最重要的是分场与分集，当一个剧本的分集和分场足够丰富与详细时，写剧本的阶段就会相对比较轻松。当然最花精力的都是在前面。如果体验生活的时间足够长，很多人物都会自己跳出来。这也是一种奇妙的体验。

众多人物在这个故事里都有较完整的前传。相隔多年，当他们再次出现的时候，很多人都变了。每个人都在人生的旅途里行色匆匆，奋力赶路。每个人会面对怎样的未来，其实并没有人知道。除了犹如黄雀般的命运之神。她就像一尊慈悲的剪影，不无怜惜地望着那些在火车站的尘土间摸爬滚打、将身子伏低、向生活讨口饭吃的芸芸众生。

无论社会怎样变迁，描摹生活的书写者都应该有一颗悲悯之心。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电视剧《黄雀》编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