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4月4日醒来，收到一条短信。某位友人打听，赵德明老师昨晚去世的消息是否属实。我立即睡意全消，上网查证，很快，从赵老师家属处确认此不幸之事。

我躺在床上，呆滞了好一阵子，思绪逐渐从往昔一个个时间节点上弥散开去，回忆德明老师与我多次讨论的种种话题。自然，以本人忽好忽坏的可悲脑力，交谈的具体内容要么遗忘了，要么委实不足为道。只记得一些场景，比如德明老师频频向我询问我和我们这一代人的经历、感受、想法。有一点我印象颇深：在若干瞬间，德明老师的眼睛闪着光，充满了孩童的好奇，令人感受到这位年届八旬的老先生对现实、对生活、对我们的文明世界，仍抱有不可遏抑的质朴热情……

我与赵德明老师的交往，始于我央请他翻译胡安·拉蒙·希梅内斯的文集《三个世界的西班牙人》。11年前，首度去拜访德明老师，当时我在漓江出版社任职，尚年轻，揣着各种出版计划，其中某些计划，以所谓后见之明看来，堪称狂想。我不自量力，向德明老师大谈自己的设想、规划。当时，我做过六七年社科书编辑，做文学书编辑则不足一年，只因自己写作，又兼事翻译，故此信心膨胀，决意无视于各种条件限制，以闪电战法，搞成一点名堂。德明老师与出版机构合作数十载，岂能不知其中的曲曲折折、沟沟坎坎？出于神秘的共振，出于对我的认可乃至喜爱，他赞赏我的计划，与我一拍即合，接下《三个世界的西班牙人》的翻译工作。同时，我促成漓江社购买了198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卡米洛·何塞·塞拉几本作品的版权，欲寻译者，德明老师便介绍了他颇有建树的两位学生，让我与他们沟通译介塞拉作品事宜。

德明老师译书，可谓飞速。不过三四个月，厚厚一本《三个世界的西班牙人》即翻译完毕，且发来文稿中附有大量译者注。在2014年6月的一封电子邮件里，我这样回复德明老师：“我会先放一放其他工作，优先把《三个世界的西班牙人》做出来。”在同一封邮件里，我还写道：“跟您聊天特别愉快。您要注意休息，勿劳累。”根据一句，我回想起来，德明老师也是暂时放下了手头其他翻译工作，优先把希梅内斯的文集翻译完成的。在将近60封邮件里，我和德明老师商讨过大量译稿上的问题。此外，我们也一定没少打电话，德明老师不只一次在邮件中写道：“收到信请来个电话。”他很健谈，喜欢打电话。多多少少，我和赵德明老师都有一点儿工作狂倾向。我曾在电子邮件中写道：“经过一夜奋战，基本上解决了……”无论如何，考虑到德明老师比我年长四十岁有余，那么可以说，他的激情还远胜于我。

我们合作的第一本书进入编辑阶段时，德明老师又向我推荐墨西哥作家阿尔丰索·雷耶斯。我孤陋寡闻，之前没接触过这位文豪的作品。或许德明老师希望借由阿尔丰索·雷耶斯与我保持合作，而我自然乐于从命。实际上，我们虽都在北京，但北京太大了，我又很懒，很忙，时间被工作、写作、交际、家庭所裁切分割，无法时时鼓起勇气，斜穿整座北京城，从亦庄前往圆明园以北，与德明老师见上一面。阿尔丰索·雷耶斯两部字数不多的作品《马德里画稿》和《斜面》让我们得以继续写邮件，继续通电话。其间我应该还去过德明老师的家，因为在2015年9月21日的邮件里，我写道：“赵老师，今天见面，非常愉快！我在微信朋友圈晒了您给我的签名译作，得到海量点赞，他们都羡慕得不得了。很期待看到您翻译的巴尔加斯·略萨谈想象的文章……”

众所周知，赵德明老师是西班牙语文学翻译家，重点落在文学。在结识德明老师之前，我已读过他翻译的《博尔赫斯与萨瓦托对话》《给青年小说家的信》《谎言中的真实》等作品。相识后，他又将自己翻译的阿根廷作家塞萨尔·艾拉、里卡多·皮格利亚等人的作品赠我。此外，与赵德明老师联结最深，且最为读者所熟悉的两位作家当是巴尔加斯·略萨和罗贝托·波拉尼奥。然而与德明老师的交流，让我意识到，德明老师翻译文学作品的同时，又极重视哲学、历史、文化方面的作品的阅读和推介。我相信这一点并非广为人知。多次面对面的交谈，更多次的电话交谈，让我慢慢得见德明老师的思想图谱，或至少是其思想图谱的一部分。德明老师在西班牙语文学翻译上耕耘多年，体会到文学并非包罗万象的文明唯一的优秀代表。他鼓励我引进奥克塔维奥·帕斯的诸多文集，如《信仰的陷阱》《印度行纪》《人在他的世纪》等。奥克塔维奥·帕斯一代文宗，在思想以及更宽泛的文化领域也留下了深刻足印，而中国读者仅接触过他的诗歌和一小部分散文，不可谓没有遗憾。为引进帕斯的文集，我上蹿下跳，颇费了一番力气，只可惜功败垂成。德明老师关注西班牙语世界的思想文化成果，希望将之译介至国内，丰富我们的精神养料。西班牙和拉丁美洲的知识分子，立足各自国家的历史和现实，探索出路，思考国际格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相关著作，自然开阔眼界，也有助于我们更立体地理解对方的处境和行为，共情他们的悲喜和困惑。德明老师曾向我介绍，在西班牙，研究西班牙失败史是一项学术传统，是绕不开的课题，我顺水推舟，问德明老师可否翻译一些西班牙语学术名著。于是便有了《没有主心骨的西班牙》的翻译和出版。这部何塞·奥尔特加·伊·加塞特的作品由德明老师翻译，漓江社印行于2015年6月。

我有一种感觉，我和赵德明老师仿佛注定要结识。我们的处世态度，我们的行事风格，我们对写作、翻译、出版的天生热忱，多有近似，相处十分愉快。有一回，某位西班牙文学代理人约德明老师吃饭，我一旁作陪。席间，他俩不停说西班牙语，我大多数时候不声不响，并未参与谈话，只沉浸在西班牙语那元音饱满的韵律之中，欣赏其纯粹形式，而丝毫不急于了解其意义内容。我思忖，原来洛尔迦、巴勃罗·聂鲁达是用这种语言写诗的，胡安·鲁尔福、加西亚·马尔克斯是用这种语言写小说的，怪不得，怪不得……德明老师在两种语言之间频繁切换，不让我受了冷落。其实我一点儿也不介意，反倒很轻松。看到老先生神采奕奕，操一门我听不懂的外语侃侃而谈，不知为什么，我内心愉快，难以言表。德明老师真挚、恳切、积极、谦逊，兼具学养和视野，正是所谓有本事、没脾气的头等人物。我越看老先生越喜欢。而且我知道，老先生也喜欢我。

2016年3月，我女儿生日那一晚，德明老师发来一封电子邮件：

陆源，你好。你在哪里啊？好久没有你的消息了。一切都好吗？深为挂念。来个电话，好吗？保重。赵德明

我看得眼睛有些湿润，立即回复：马上打来。这封信的前因是，《没有主心骨的西班牙》出版后，我一度疏于与德明老师联络，投入到其他事务之中。当初，因为引进帕斯文集的计划受挫，我有点儿心灰意懒，便把更多精力放在自己的写作和翻译上。而德明老师一年里往往有三四个月在青岛度过，也令我们见面机会减少。德明老师的邮件，似乎让我灵机一动，想到他诸多译作，应有精装本，于是又一次校对《三个世界的西班牙人》等书，下功夫添加了许多编者注……

2018年9月间，德明老师发来一个文档，名为《黑白记忆》。他在信中特别说明：“冲动制作，不怕贻笑大方。”这是德明老师自传性小说的前几章，共一万八千余字，记述1948年到1949年间的童年经历。彼时他在北平城毛家湾胡同上小学，父亲是火车司炉工，隶属北平铁路局前门车站机务段。在作者印象里，那一年的天色“总是漆黑、漆黑的”，而往事“历历在目，恍如发生在昨日”。德明老师在文中记录了种种大情小事。从自己在臭水河边遇险、与同龄玩伴冲突，到解放战争期间的北平往事，再到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读罢，感到德明老师的回忆生动，文笔平实，想来我一定打了电话过去，鼓励老先生继续回忆，继续创作，早日写成一本书。

十月间，《三个世界的西班牙人》精装本进厂印刷。《马德里画稿》《斜面》精装本此前也顺利出版。德明老师打电话告诉我一个好消息，说五洲传播出版社要搞一个对外翻译工程，他受聘为顾问，在相关会议上推荐了我的长篇小说《祖先的爱情》。相识之初，我曾将自己的两部长篇小说和一本译作送给过德明老师。他不止读了，还赞誉有加，我非常满足。五洲社的对外翻译工程，此后似乎没了下文。当然，我自己身在出版界多时，固知作品出海，绝非易事，见怪不怪。只不过，既然获得德高望重的赵德明老师推荐，我也结结实实努力推进此事，至于最终效果，已非我所能左右。事实上，德明老师不止一次向我提供帮助，往来邮件显示，我将一份简历寄给过他。

接下来，新冠疫情硬生生令一切戛然而止。那几年，我从出版社离职，在家写作，找工作，等工作，等新书面世，生活剧变，离京，回京，去杂志社上班。我没有再联系德明老师。偶尔从互联网看到德明老师的消息，大晚上想给他打电话，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想要问候两句，又战胜不了“懒”和“怯”的双重阻力。我一厢情愿地安慰自己：我和德明老师根本不会因两三年不联系而生分，我们的忘年之谊，与我们的毕生志业相关，与时间无涉。我感到分身乏术，还为自己找理由说，不想以自己的琐碎生活去打搅八十多岁的德明老师，其实我知道，只要他仍能接电话，他是乐于听到我问候的。老先生就像孩子，寂寞的孩子，哪有不高兴朋友打来电话的？我呀，从始至终知道，自己的借口其实并不成立。

如今，德明老师辞世。此时此刻，哀伤淡淡。我毫无愧怍地确认，我与德明老师都处在一个精神共同体之中，这是一个美好的文学共同体，先生于我，亦师亦友，我们的生命，融入了这个精神共同体，在某种意义上得到了延伸、扩展、连结。这一确认，化解了哀伤。德明老师的译作、著作，还摆在房间的书架上，他的签名还覆在赠书的扉页上，非止如此，广大读者、写作者，都曾受惠于，且仍将继续受惠于德明老师几十年的卓越工作，这是确凿无疑的事实，而事实带来的慰藉，胜过一切说辞。德明老师离开了，翻译家赵德明先生并未远去。

（作者系青年作家、文学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