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春·发》采用了嵌套式的叙事结构——“我”为了找到编辑所说的“‘啊’一下的东西”，只身前往吐虎玛克镇采风，偶然发现了大约三十年前编剧王维留下的剧本手稿，剧本讲述了兽医巴吾里江与帕丽扎提的爱情故事。两层时空，通过镇小学的老屋进行联结。

《春·发》的最初版本完成于去年11月，只有“剧本”部分。我发给朋友看，对方一番友情赞美后，说：“但是，读完总觉得差点那种让人‘啊’一下的东西，你懂吗？”

那种“东西”到底是什么呢？是故事的戏剧性反转？是深刻的思想洞见？还是充分的情感震撼？我坐回书桌前，尝试以真实的“我”重新进入吐虎玛克镇，去发现、去感受，企图捕捉那个能瞬间击中读者、让读者发出惊叹的“东西”。

现实的触感来源于小镇的日常生活。后勤主任的退休焦虑、孩子们的童言无忌、回民饭馆老板的异样神情，老屋的腐朽阴森，这些细节使得最初带有明确功利性的“体验生活”转向了不确定的生活现场，并由此构建出该小说的嵌套式结构。

在《春·发》的同系列短篇小说《快递》中，出现过一个没有名字的人物，只以“兽医丈夫”的称呼存在。有朋友读完后，问我能不能写一写“兽医丈夫”的故事。我想，那个故事应该关乎他的职业，关乎爱情，也关乎友情。于是，唐代诗人王维寄赠友人李龟年的《相思》在我的脑海中浮现：“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

在小说人物王维的剧本里，巴吾里江和帕丽扎提的爱情故事在新婚之夜戛然而止。“他们在一起，能幸福吗？”带着这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我”开始在吐虎玛克镇进行“二次寻找”，但“我”的行为似乎触碰了某种禁忌，小镇居民或沉默、或回避，直到我在金顺商店遇到了帕丽扎提（一个与剧本中女性角色同名的人）。对于“我”的请求，帕丽扎提用一个写在雪地上的词语——炭疽，给出了巴吾里江的生命答案。至此，那种“‘啊’一下的东西”，以一种无声、悲凉的方式抵达。

作为写作者，我们总是想通过奇思妙想和精彩叙事来引读者瞩目，“王维”是这样，“我”也是。可是，作为写作者，作为现实生活的观察者，如果功利性的小说叙事最终以对受苦难者生活的悲剧强化呈现出来，那我们所追求的“东西”是否还真的重要，真的值得我们继续追求？当我们面对故事，在“啊”一下之后，我们是否需要警惕我们拥有的叙事权力，我们的写作行为会是一种对现实伦理的破坏吗？

“啊”一下之后，我们脑子里的想法开始自己的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