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奥斯汀诞辰250周年 “我只想要一个舒适的家”——简·奥斯汀笔下的女性生存之道
今年是简·奥斯汀诞辰250周年，她笔下的浪漫爱情故事在今天依然为人津津乐道，而她对世俗婚姻的刻画也入木三分，在当今社会依然引发强烈共鸣。在她作品中，浪漫爱情与世俗婚姻的博弈背后是她对当时女性命运的关注与思考。尽管奥斯汀终身未婚，但她笔下的女主角却往往以结婚为圆满结局。为什么一定要结婚呢？因为在当时，婚姻是中上层女性获得生存保障的唯一体面出路，但选择什么样的婚姻则是奥斯汀重点要讨论的。
18至19世纪英国女性在经济地位上处于极度劣势——她们不仅没有家庭财产的保障，更无赚钱的途径。一方面，当时许多贵族、乡绅家族采用限定继承权，规定家族不动产传男不传女。例如《傲慢与偏见》中的班内特家即是典型。他们有祖传的田产，每年有2000英镑收入，不必工作，且有仆人服侍。但是一旦班内特先生去世，班内特太太和五个女儿即面临被扫地出门的尴尬境况。班内特五姐妹并非个例，《理智与情感》中的达什伍德姐妹和《劝导》中的艾略特姐妹也面临同样处境。即便女性结婚时有一笔丰厚的嫁妆，婚后她们的嫁妆也将归丈夫所有。另一方面，如果女性自己可以赚钱，那么经济困境自然迎刃而解。当时的女性不仅被排除在正式的教育体系之外，更难以进入职场。中上层女性所接受的传统教育如弹琴、歌唱、刺绣等，只是为了在婚姻市场上作为“完美太太”形象增加筹码，而无法以此谋生实现经济独立。即便像简·爱这样的家庭教师也经常为人轻视，并不是长久之计。因此对当时的多数女性而言，婚姻是获得生存保障的一种方式，结婚就像找工作，找老公就像找老板，对方的财力和人品至关重要。
在这种情况下，财产而非爱情成为了缔结婚姻的必要条件。在《傲慢与偏见》的第一段，奥斯汀就以反讽方式揭示了婚姻与财富的关系：“有一条举世皆知的公理，有钱的单身汉一定需要娶个太太。”事实上，这只是以班内特太太为首的为女儿婚事着急的母亲们的臆想，现实情况恰恰相反，是贫穷的待嫁女需要找个有钱的丈夫。在这句话中，爱情并没有一席之地，因为当时流行的是为了利益结合的世俗婚姻，而非因浪漫爱情而喜结良缘。社会学家斯蒂芬妮·孔茨曾在著作《为爱成婚》中指出，在市场经济和启蒙运动的影响下，18世纪末欧洲社会开始出现为爱成婚的转变，但多数情况下为了财产而结婚才是常态。这样看来，如达西一般为了浪漫爱情而选择出身远逊于自己的伊丽莎白是离经叛道之举。按今天年轻人婚恋标准甚至可以称得上恋爱脑。就像达西第一次求婚时说的，与伊丽莎白成婚是一种堕落。当然，这里的堕落与道德意义无关，更多是强调阶级地位上的差距。
《傲慢与偏见》中最能反映当时女性婚姻状况的当数伊丽莎白的好朋友夏洛特·卢卡斯。她正是出于现实考量嫁给了班内特家继承人柯林斯。其人言谈粗鄙，行为滑稽，曾向伊丽莎白求婚，表示虽然伊丽莎白未来只能在母亲过世后继承“一千英镑，利息四厘”，但他丝毫不计较财产，甚至慷慨大度地认为与班内特家女儿结婚能弥补班内特家的损失。被伊丽莎白拒绝后，他又马上向夏洛特求婚并被接受。伊丽莎白不解通情达理的好友缘何接受这样一位丈夫。夏洛特回答说，“你知道的，我从来不是一个浪漫的人，我只想要一个舒适的家”。她甚至认为“婚姻的幸福纯属偶然”，因为“纵使双方在婚前对彼此的性情了如指掌，或天性十分相像，也丝毫不会增进他们的幸福。他们总会在婚后变得面目全非，彼此折磨；因此，倒不如对你将与之共度余生之人的缺点知道得越少越好”。可以看出，夏洛特对婚姻的期待极低，因为婚姻对她而言只是为了得到生存保障，是否与丈夫情投意合并不重要。
奥斯汀对于夏洛特所代表的世俗婚恋观的态度颇为耐人寻味。一方面，她不赞成单纯为了世俗利益而成婚。奥斯汀本人曾在信中写道，“两个人如果不是为了爱而结合，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事情”。但她并不像女主人公伊丽莎白一样对夏洛特过分苛责。伊丽莎白认为夏洛特嫁给柯林斯是“为了世俗利益而牺牲了一切美好的感情”，并断言夏洛特一定不会过得幸福。但奥斯汀深知这是当时如夏洛特一般长相平凡、年纪渐长的女性的无奈之举。并非这些女性主动为了世俗利益牺牲美好感情，而是她们为了生存别无选择。应该谴责的不是女性个体，而是剥夺了女性继承权与工作机会的社会体制。
由此观之，虽然奥斯汀被许多批评家视为保守派作家，但她对女性命运的思考却与和她同时期的女权主义先锋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有相似之处。沃斯通克拉夫特认为女性的不幸处境是由教育程度不够引起的。社会对女性的教育并非让其成为完善的人，而只是更好服务他人。女性只被要求温顺、听话，却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而沃斯通克拉夫特认为，如果没有独立意志就不可能习得美德。她在《为女权辩护》一书中写道，“除非女性能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男性，否则期待她们具有美德只是徒劳”。这里的美德并非顺从、天真等传统女性美德，而是能独立行使自己的道德判断。这正是奥斯汀笔下女主角的独特之处。她们虽然并未在经济上实现独立，但至少在思想上具有鲜明的独立性。她们在成长中不断修正自己的判断，并始终忠于自己的情感。即使身处逆境，她们仍然坚守品格，拒绝为了世俗利益而违背自我。正如《傲慢与偏见》中伊丽莎白明知自己面临的经济困境，但仍然坚定拒绝了柯林斯和达西的首次求婚。
奥斯汀通过刻画女主角对纯粹逐利的世俗婚姻的反抗表达了她对不公现实的批判，并以一个富有且善解人意的丈夫作为对女主角坚守自我的嘉奖。最终女主角既获得了浪漫爱情，也获得了生存保障。奥斯汀小说推崇伴侣式婚姻，强调双方应性情相投，彼此尊重理解，以感情而非财产作为缔结婚姻的基础。这本质上肯定了女性的主体性，具有进步意义。但另一方面，奥斯汀的解决思路无法突破当时的社会限制。在她所有的小说里，女主人公的唯一出路只有婚姻。不婚者如《爱玛》中的贝茨太太，晚年不仅生活拮据更受人奚落，毫无尊严可言。虽然奥斯汀本人靠写作突围，但不是每个女性都能成为简·奥斯汀。事实上，夏洛特·卢卡斯的结局才是当时受过教育但财产微薄的女性的出路。奥斯汀的小说总是在主人公结婚后就戛然而止，回避了婚后琐碎的现实。但有趣的是，在《傲慢与偏见》中，奥斯汀却对夏洛特的婚后生活做了细致刻画。夏洛特精心安排家中布局，将丈夫的书房安置在远离自己起居室的地方，并鼓励丈夫多去户外打理花园，以此巧妙地减少两人在家中碰面的机会。她将婚姻关系重塑为对自己最有利的形式，经营出一处“舒适的家”。虽然夏洛特没有获得浪漫爱情，但她也通过苦心经营获得了自己想要的世俗幸福。这正是当时女性最无奈却也最真实的生存之道。
（作者系华东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