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创意写作的起源与文学版图的构建
摘 要
作为一门20世纪新兴学科，英国创意写作既可看作是美国创意写作教育影响的产物，又和英国本土文学传统和教育改革密不可分。它首先来源于学院体制内部的反叛，同时也依靠社会政策导向和市场需求，逐渐形成完善的写作评审和出版机制。随着其学科建制在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的逐渐繁荣，其内部也存在着起源的激进与后续的保守、创作与文学批评、实用主义与创造性表达之间的三重张力。创意写作依赖其物质性媒介，在数字时代的未来，这种物质性将为创意写作的形态带来更多可能。
● 关键词
英国；创意写作；起源；文学版图
2017年10月5日，日裔英国作家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1954-）荣膺诺贝尔文学奖。同年12月7日，石黑一雄在瑞典学院发表获奖致辞，开场便追忆自己写作生涯的起点，即1979年的秋天，他带着便携式写字机来到诺福克郡的巴克斯顿，他毫不避讳地提道：“我之所以来到这里，是因为我被东安格利亚大学的一个创造性写作研究生课程所录取。”接着，他又提到当初鼓起勇气写作日本题材的作品，内心曾被阴云笼罩，毕竟厚重英国文学传统对年轻的作家常造成影响的焦虑，而他更直言：“直到今日，我依然深深地感激我的同学们，感激我的两位导师——马尔科姆·布拉德伯里（Malcolm Bradbury，1932-2000）与安吉拉·卡特（Angela Carter，1940-1992），感激小说家保罗·贝利——他是当年的大学驻校作家，感激他们对我这部作品坚定的鼓励。如果他们的反应不是那么正面的话，也许我就再也不会碰任何有关日本的题材了。”
石黑一雄获奖背后，英国的创意写作传统似乎功不可没。它也带来了一个疑问，即如此优秀而原创性的作家，为何会出自一套制度性的创意写作教学，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却“主动选择为东英吉利大学背书”，“把自身巨大的文化资本转移给一家英国的大学”。事实上，按照布尔迪厄的观点，文学奖项向来是文化资本斗争的竞技场，创意写作传统显然在英国当代的文学场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尝试梳理英国创意写作学科发展的历史起源，分析创意写作的参与者们如何参与出版机制和建构文学版图，与文学学术传统形成互动，在多种社会力量推动下发展状态，最后将展望在数字时代创意写作的未来。
一 起源的纷争
关于起源的话语常常是权力争夺的要地，这一点对于英国创意写作的发家史也不例外。常见的说法是将其视为美国舶来品，并将1970年代东英吉利大学（UEA）的创意写作课程视为起点。然而，有学者认为这种说法是受战后美国文化霸权影响的产物，它忽略了英国本土的文化历史。比如 格雷姆·哈珀（Graeme Harper）就认为，创意写作的历史应当聚焦于广义上的创意写作教学与学习的讨论，并不等同于被冠以“创意写作名称的大学课程”。创意写作在英国大学中自中世纪以来便已存在与之相关的非正式学习实践与文学生产，尽管当时尚无“创意写作”这一现代学科名目。根据英国大学的四种划分，即“古老大学”“红砖大学”“玻璃板大学”与理工学院，哈珀认为四种大学分别对应了四种广义创意写作的推动路径：传统人文学术中的隐性写作训练，成人教育与职业教育模式的兴起，战后教育普及化和学位课程制度化的展开。此种观点虽然聚焦英国写作传统培养的文化土壤与历史语境，却可能使“创意写作”的概念变得过于宽泛，如果将作家接受过的能辅助写作的训练都涵盖其中，任何可能提供的教育几乎都能被视为创意写作的一部分。
相比而言，主流的创意写作观点将英国的创意写作的初创定位于1970年代东英吉利大学首个创意写作项目。该项目的创办者是马尔科姆·布拉德伯里和安格斯·威尔逊（Angus Wilson，1913-1991），两人皆有在美国大学任教的经验，让英国创意写作成为了美国创意写作教育的输出地。二者的发展历史确有相似之处。美国创意写作的历史既根植于19世纪的文学实践，早在1896年，芝加哥大学开设了名为《短篇小说的艺术》（The Art of the Short Story）的课程，被认为是最早具备创意写作性质的大学课程之一。创意写作作为一门学科确立，通常要追溯到1936年正式成立的爱荷华大学“爱荷华作家工作坊”（Iowa Writers’ Workshop），该工作坊是美国首个提供创意写作高级学位的项目，标志着创意写作正式进入学院制度内部。爱荷华工作坊开创了“作坊教学”模式，即以小组讨论、互评作品为核心的教学形式，很快成为美国创意写作教育的标杆。二战后，随着退伍军人法案（G.I. Bill）扩大了高等教育的受众，创意写作项目在美国迅速扩张，爱荷华大学成为“国家文学”的培养基地。直到20世纪中叶，越来越多高校开设相关课程，部分由作家直接担任教师，逐渐形成教师-作家双重身份的专业化结构。
英国对于美国创意写作的引入则相对缓慢。直到1970年代，东英吉利大学创立了首个创意写作硕士项目，同时，诗人大卫·克雷格（David Craig，1932-）也在兰卡斯特大学开设了类似课程。然而由于缺乏历史传统，创意写作在英国高校真正扎根耗时一代人之久。最初这类课程常被视为浮华的美式舶来品，在传统英文学界中缺乏认同感，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早期发展。20世纪80年代，英国创意写作教学仅在少数高校以选修或成人教育形式出现。直到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多项写作资助和作家驻校项目才带动了创意写作专业的爆发。据统计截至2015年，英国已有超过200个创意写作硕士课程可供选择，超过50所大学提供创意写作方向的博士培养。创意写作也一度成为英国高等教育中增速最快的学科之一。
然而，即便是公认的1970年代起源叙事也存在着争议，其背后是一套权力话语的建构。比如，凯瑟琳·霍利韦尔（Kathryn Holeywell）指出，相较于布拉德伯里与威尔逊所创建的正式硕士项目，创意写作的起源原本应该可追溯到1960年代初期东英吉利大学创校时的一系列决策，比如聘请威尔逊为本科生指导写作，乃是“英国高等教育史上首次由大学正式聘用创意作家任教”。更为重要的质疑声是丽丝·贾扬（Lise Jaillant）在其最新著作中提出，关于创意写作起始于1970年布拉德伯里和威尔逊的硕士课程，而非1963年威尔逊的非正式本科教学，其实是创始人布拉德伯里“主动选择”的一种英国创意写作的“神话”建构，其目的在于强调其本人参与的东英吉利大学创意写作历史之重要性。丽丝·贾扬提到，创意写作在英国的制度化阶段首先应当是1960年代的东英吉利大学和兰卡斯特大学的本科教育，而硕士阶段的课程应当始于1980年代初东英吉利大学和兰卡斯特大学建设的硕士项目。布拉德伯里的选择很大程度来源于1970年代以小说集而非研究论文获得学位的作家伊恩·麦克尤恩（Ian McEwan，1948-）的成功。正因如此，东英吉利大学当初其实有两条路径可以选择：一是强调1960年代即已开设创意写作课程；另一条路径则是将1970年设定为起点，并将伊恩·麦克尤恩塑造成“第一位学生”，而布拉德伯里显然选择的是后者。麦克尤恩由此成为了第一个英国创意写作硕士，其日后则成为英国文坛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而布拉德伯里最为重要的伯乐，不仅其创意写作项目能提供写作教学的指导，还为新一代作家登上英国文坛的铺路。
综上所述，英国创意写作的制度性起源依赖于一套建构文学史书写的话语机制，而创意写作的兴盛作为当代文坛重要事件，其内部原本就存在着多种外部社会力量的角逐互动。正是不同社会力量之间的张力形成了对创意写作的主流叙事及其裂隙。
二 创意写作发展的三层张力
上文考察了1970年代的起点叙事如何定义了英国创意写作的建制。尽管对于此一观点存在着批判质疑，我们仍需考察在此种主流的声音之中，究竟是何种力量参与和推动着创意写作的生产。我们会注意到，最初作为文学场域的边缘人如何逐渐建立自己的权力体系，成为生产机制的中心角色，而这种机制又如何与社会边缘群体的写作形成互动。本文认为英国创意写作的制度化过程中存在着三种张力，其一是制度初创者们最初的边缘身份、激进态度与其后形成的主流身份、保守倾向之间的张力；其二是创意写作与传统文学批评之间的张力；其三是实用主义与创造性表达之间的张力。
首先，创意写作专业的初创者们是一批白手起家的人。事实上不论是美国爱荷华大学的保罗·恩格尔（Paul Engle，1908-1991）、斯坦福大学的华莱士·斯特格纳（Wallace Stegner，1909-1993），还是英国东英吉利大学的布拉德伯里，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都出身于中下阶层家庭，且是家族中第一位上大学的人，“为了在文学圈中站稳脚跟，他们经历了重重困难”。作为文学圈的边缘人，他们以一种文化战士的身份登场, 怀揣破局的使命感, “希望在一个由裙带关系主导的文学世界中为专业化的写作斗争”。英国初创者们的早年的阶级意识和学术立场是鲜明的，比如布拉德伯里曾在《安提阿评论》（Antioch Review）上发表的文章《省城文学的崛起》（The Rise of Provincial Literature，1956）中，其中明确表达了对F.R.利维斯（F. R. Leavis，1895-1978）及其主编的Scrutiny期刊的推崇。这种敬意的表达出自一种阶级身份视角：布拉德伯里与利维斯圈的学者一样，大多来自中下阶层，是英国战后“教育机会扩大”政策的受益者。在这篇文章中，他同样提出了自己的专业化立场，即反对所谓的“玩票主义，一种以文学与批评为休闲消遣的态度，认为那种‘高深而自得其乐的优越感’往往令人反感”。而他批评的对象，正是布卢姆斯伯里小组成员如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1882-1941）与E.M.福斯特（E. M. Forster，1879-1970），他们代表了文学贵族化与脱离现实的上层品味，而这样把文学、批评或学术视为“业余雅趣”的人，正在被新一代更严谨、职业化、学术性的文学批评者所取代。同样，兰卡斯特大学的校长查尔斯·卡特（Charles Carter，1919-2002）在二战期间是一名良心拒服兵役者，而创办该校创意写作课程的大卫·克雷格（David Craig）也是一名左翼激进社会主义者。除了初创者们的身份定位，1960年代新建的东英吉利和兰卡斯特这两所大学也属工人阶级的城镇。这些因素共同确立了创意写作兴办之初的民主性理念。
然而，权力的反叛者往往在获得权力后成为制度的拥护者，随着创意写作的制度化演进，曾经的激进色彩逐渐退为保守。如丽丝·贾扬提到，一旦取得成功，他们也开始利用手中的资源，扶持追随者，这使得最初反对裙带关系而创建的创意写作项目，反讽地又成为“裙带关系的温床”。丽丝·贾扬考察了初代创意写作出身的麦克尤恩1970年代在东英吉利大学的培养路径，麦克尤恩在访谈中曾多次提到他所主修的专业是文学，并没有接触课程性的创意写作指导。相比于创意写作的课程教育功能，东英吉利大学真正能提供的是一整套写作者需要的社会关系网络。在当时，围绕着布拉德伯里建立的“大学圈”（the university set）刚刚形成，而麦克尤恩不仅受到核心人物布拉德伯里、安格斯·威尔逊的高度重视，还在威尔逊的帮助下获得艺术委员会的资助，并在文学与学术界建立起坚实的人际网络，在一个“持续上升并在文学场域中占据重要位置的机构核心”。随着该学科的逐渐壮大，布拉德伯里也逐渐成为一名文化权威，热衷于利用自己的名望推广与东英吉利大学相关的作家，提携最有前途的后辈成为文学明星，在英国文学界形成围绕着诺里奇的强大关系网。与之相应的生的是，相较于最初的工人阶级出身，布拉德伯里建设的创意写作项目变成了主要吸引获政府资助或家庭富裕的学生，而在1980年代新建立的人脉网络中，受益者几乎清一色是男性，这种“老男孩俱乐部”文化让女性写作者天然地处在被社会孤立、“被边缘化”的地位。
英国创意写作的第二层张力来源创意写作作为一门技艺与传统学术批评之间的互动。尽管英国的创意写作课程诞生之初设立在文学系之中，其愿景是建立创作与批评之间的联系，将写作纳入一种批评性的实践，介入英国文学与文化的生态。正如美国经典创意写作教材《大象为师：1880年以来的创意写作》（The Elephants Teach:Creative Writing Since 1880，2006），提到美国创意写作之起源，最初“反对语文学方法”的教育实验，意在从文学创作中获得“批判性理解”。但创意写作者和传统学者之间常存在着紧张关系，作家很难被学者平等相视。究其原因，这种敌意的来源是双向的，一方面创意写作者们批判传统学院制文学研究的狭隘，另一方面研究者们认为创意写作的非严谨性、写作的技艺性及其同质化教学倾向“损害了自身的学科”。写作作为一门技艺能否被教授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对此报以质疑的声音其一来自文学传统中的浪漫主义遗续。这种传统认为，写作是个体性的创造性天赋的表达，创作的想象力的产物，它依赖作者身上的神秘体验，而非模仿和教导所产生的。相较而言，文学批评则更加侧重研究的客观性、理论性，否认作者主体性对作品的决定权，甚至直言“作者之死”。这就使得批评理论与写作实践之间形成了难以弥合的裂痕。其二，创意写作的学科建制却似乎将原创性的表达制度化为一套可复制的工程，让曾经“属于社会性的写作实践纳入其体制”。比如经典的同侪工作坊模式就受到一些学者的诟病，同侪工作坊和作家驻校制度相辅相成，在工作坊中教师引导学生互相阅读、分享和批评作品，获得文本打磨修改的方向。一些学者认为其本质上是由大学提供的一个庇护所，教师们指导学生写作的技艺，为学生提供审美自主性表达的平台，这未能真正“对现实的社会、政治语境做出回应”，更缺乏对写作文本中的意识形态进行批判性审视。为应对这种张力，英国的创意写作的在课程设置和职业发展上也在持续调整。比如创意写作的课程设置多要求学生同时修习文学专业的理论类课程，获得学位需要同时提供批评研究和文学作品，创意写作的博士生则往往需要接受更多研究训练，以学术研究和写作教学而非其他实用性导向的职业为目标。许多创意写作教师如今在大学中形成了双重身份，兼具创作需求的文学化表达和学术研究的理论性。
英国创意写作发展的第三层张力，来自实用主义的社会需求与纯粹创造性表达之间的张力。如上文提到，创意写作发展路径不仅存在于大学学科建制，而且也存在于实用性导向的大学教育对创意写作的推崇，以及战后教育普及带来的影响。1962年《教育法》确立了国家资助的强制性奖学金制度，逐步扩大高等教育的普及面；1963年，《罗宾斯报告》建议将技术学院升格为大学，由此大量“理工学院”（polytechnics）创设，其“目标在于提供专业化与职业导向的高等教育”，而创意写作因为恰好为学生提供了表达训练，在此阶段获得快速地制度化。在此之后，英国大学愈加重视教育普及。1980年代撒切尔政府“推行的经济新自由主义与市场化改革”，强调高等教育的“市场导向”，创意写作作为一门、实用性高、招生市场表现良好的学科，得到了快速发展。1990年英国颁布的《继续教育法》让成人教育普及，创意写作也开始出现在大量非学术的写作机构之中。
社会政策的实用主义的价值导向一直是推动英国创意写作迅速壮大的重要因素，这与创意写作初创时期对独立性、专业性表达，乃至以选拔制度培养作家的文化精英主义的初衷并不契合。实用主义的倾向一方面让创意写作更大程度面向应用型的就业市场，比如职业编剧、编辑、出版人等，一方面也让创意写作面向更广阔的社会群体，而不只是被文学院选拔出来的高学历精英。在教育普及和市场导向下，许多非学院体系下的创意写作培训机构也应运而生，成为创意写作学术体质之外的一条平行线索，比如阿尔文基金会（Arvon Foundation）、文学咨询公司（The Literary Consultancy）、辉珀写作学院（Faber Academy）和柯提斯·布朗创意写作学校（Curtis Brown Creative），等等。这些机构相较于学费高昂、筛选严格的学院体制，因其门槛较低而容纳了更多隶属不同社会阶层、经济背景和少数族裔的写作者，并为一些经济困难的弱势群体提供免费的课程名额、奖学金和免费评稿。非学院体系的写作机构同样和出版行业紧密关联，许多出版经纪人会从学员中挖掘有潜力的新人，平台也会邀请文学经纪人评审和宣读学员作品，提供从写作到审评再到出版的全流程服务，让缺乏文学人脉的写作者们也能找到发表路径。尽管也有人会质疑，这些写作机构可能会构成创作者们新的门槛，让作家梦成为向大众兜售的商品，但相较于学院体制，它们的确为文学出版市场带来更多民间写作者的资源。
实用主义与创造性的张力同样体现在驻校作家制度上。英国的驻校作家制度是美国创意写作的舶来品，主要指一些新兴的作家在英国艺术委员会（Arts Council）及其他机构的资助下，在大学或机构定期主持课堂、研讨会和个案辅导，培训和鼓励新手作家。驻校作家设置的初衷是基于大学开放和进步的理念，为教育引入学院体制之外创造性表达的不同声音。然而越来越多的驻校作家的引入成为了大学提升文学地位、建构文化资本的手段，其目的在于为自身的机构镶金。对于作家而言，驻校制度也成为一项功利性质的选拔赛，让渴望获得经济保障的作家不得不割舍其创造性。为了申请到创意写作奖学金，作家们不得不表演一个外向和善于交际的理想形象，因为成为一个“喜欢谈论写作的人才能获得奖金的支持”。然而内向敏感本就是写作创造力的源泉，而为了能够在学院体制中如鱼得水，或是投入大量的精力为学生提供指导，会耗损作家本就稀缺的创造力。在这一方面驻校作家制度或许无法两全。
三 新媒介的未来展望
创意写作在英国的发展首先来源于学院体制内部的反叛，同时它也依靠社会政策导向和市场的现实需求，其核心在于通过一整套成熟完善的写作评审和出版机制，为写作者们提供可规划的职业路径。在这一过程中批评和质疑也一直存在，比如创意写作将私人的写作行为纳入大学制度，是否是一种意识形态内部的再生产；这种大规模的学科的兴起是否是保守的流水线工程。对于这些批评我们尚且没有定论。然而，可以确定的是，创意写作作为一门20世纪中叶在英国新兴的学科发展迅猛，其培养出的作家已经成为英语文学之中的经典。创意写作的兴盛从美国传至英国，现如今在澳大利亚、法国和亚洲国家的高等教育机构中都已兴起并日渐受到关注。相较于如今江河日下的其他文科专业，其前景仍然可期。
应当如何思考创意写作的未来？格雷姆·哈珀的专著《创意写作的未来》（The Future for Creative Writing，2014）或许提供了一些启发。他指出，21世纪创意写作的一个重要转向，是从强调“写作成果”走向强调“写作过程”。他认为创意写作始终是一种物质性行为，写作围绕着物的生产，从18世纪到20世纪，这种生产体现在对作品作为一个结果产出的期待上，这种结果依赖着传统印刷媒介。当写作行为完成，读者会获得一个完整的作品，而不会考虑作品是如何生成的。我们可以想到20世纪英美新批评理论就是体现着这样的观念。然而进入21世纪创作者们依赖的物质性发生了转变，如今随着全球数字技术的发展，这种转变也愈发直观。
格雷姆·哈珀预测在22世纪纸质书将不复存在，信息的载体发生变化，我们的认知方式也将随之发生改变。物质性的改变将让写作本身转向过程导向，即身处在一个他称之为“突触技术”（synaptic technologies）世界，这种技术描述的是21世纪人类的互动体验，数字技术带来了更多非线性的节点联结，而不是以一系列终点结果为导向。对于写作者而言，这种不仅会改变作品的形态，更会改变写作的目的性，写作仍然可以指向一个“外在目标”，如传统形式的戏剧、小说、诗歌的完成，但“写作行为本身”同样具有价值。因而，现代社会生产作品需要一个成品去进入市场完成交换价值，而数字技术能够把握写作过程本身的内在行动，这些行动本身展现了思维的想象力与未完成性，让作品释放内在目的性（intrinsic teleology），创造新的写作形态。如今，数字技术已经作为不可忽视的现象冲击着写作传统，越来越多的创意写作教学将以数字媒介为载体的文本形式纳入到教学之中，比如虚拟游戏空间、视觉空间的塑造如何和写作形式相互借鉴，这些新的文本形态为创意写作带来更丰富的视野和前景。
结 语
英国创意写作发展是一部充满张力与互动的历史，它不仅涉及起源争议、话语权的建构，也关涉阶级、文化、社会和经济多种力量角逐。20世纪的初创者们从边缘群体成长为文化精英，这种转变使创意写作逐渐偏离最初的激进性，成为英国大学制度内部的文化力量。同时，创意写作也在传统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写作实践之间寻求平衡，在多数文科衰退的局面中，以其市场导向的实用性和教育普及的功能而不断扩张。展望未来，数字媒介正在逐步改变我们经验世界的面貌，写作的过程性与互动性正在取代传统对作品完成性的期待。尽管文学生产与传播方式的转变为未来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可能性，但数字技术的渗透也意味着权力的运作形态将更加细微复杂。创意写作是否承载新的物质性而不被技术支配，持续为社会与文化的变革带来力量，这点值得我们去探索与期待。
（作者单位：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原载《当代文坛》2025年第6期。注释从略，详见纸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