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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亭林诗集》是顾炎武一生抵抗清廷的写照。《亭林诗集》的主要版本，首先有原抄本，其次有隐语本，再次有初刻本，然后又有剜剔本，最后有翻刻本和填字本。限于版本条件，原抄本、隐语本、初刻本以往学者如朱记荣、徐嘉、孙诒让、孙毓修、王国维、潘重规、王蘧常等多未看到。因此《亭林诗集》有必要重新加以整理。

一 亭林诗集的五种主要版本

亭林诗集的主要版本有五种。

首先有原抄本，是顾炎武的直言不讳的版本，譬如“胡骑”“先皇帝”之类词语，都直接照写。这一系统的版本最著名的是宣统元年东京幽光阁校印的铅活字排印本《足本亭林诗稿》六卷，标明“潘次耕手钞原本”“戴子高先生藏本”“珠湖䀠厂、大寅铄镂同校”。此本校字颇精，系出刘师培之手，可以信赖。刘师培在《亭林先生佚诗二首》的附记中说：“潘次耕刻顾集时，将此篇删去。德清戴子高假淞南沈岱瞻所藏元本校一通，故将此诗录下。今此本藏于培处，故直录之。”可知原本先归戴望，后归刘师培，来历清楚（参见康涛《刘师培与幽光阁本〈亭林诗稿〉之关系》）。

其次有隐语本，是顾炎武的隐语代字的版本。为了避祸，将敏感的词语改为暗号的形式改写，以韵目代字，譬如“隆”在上平一东韵，故“隆武”代称“东武”；“虏”在上声七麌韵，故“灭虏”代称“灭麌”，“夷”在上平四支韵，故“东夷”代称“东支”；同理，“云南举兵”就代称“文覃举庚”（参见潘重规《亭林诗考索》）。甚至顾炎武自己的本名也使用了隐语“蒋山佣”。这一系统的版本最著名的是天一阁所藏清抄本《蒋山佣诗集》六卷，并附《同志赠言》。此本有墨笔、朱笔核校，首尾完好，系出沈岱瞻之手，可以信赖。抄本中有沈岱瞻（嵩士、启东、鲁山）六处题记，称“此稿借钞始于乾隆二十九年秋”，其后经过顾恩来（竹贤）、蒋国榜（苏庵）递藏，又经戴望（子高）过眼，题记“丁卯仲冬，从竹贤先生假此本校潘刻《遗书》本一过”。

再次有初刻本，是潘耒遂初堂的刊刻本，在《亭林集》十种内。全书牌记标明“亭林集”，首页为“亭林遗书目录”，包括《亭林文集》六卷、《亭林诗集》五卷等，共计十种，大概刊刻于康熙三十四年潘耒刊刻《日知录》之后不久。初刻本将抄本中的隐语再次修改，成为可以供人阅读的顺畅文本，譬如原抄本“胡兵”，隐语本改为“虞兵”，初刻本再改为“牧骑”，修改共计八十余处。同时初刻本也直接删除了一些诗如《闻诏》《羌胡引》等，共计十八篇。初刻本是顾炎武诗集最早的公开出版本，全书词语完整，无一字残缺。作为顾炎武的弟子，潘耒不可能擅自对诗集做如此大规模的修改，所以初刻本应当仍出顾炎武本人之手，是他生前预留的第三种文本。不过这一系统的版本印数不多，清人极少看到，迄今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存世的仅有四部，其中湖北图书馆所藏、孝感秦氏旧藏的一部，直到2002年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影印出版。

然后又有剜剔本，是潘耒遂初堂在初刻本同版上剜剔刷印，版面上体现出缺字的状态，同时偶有剜剔未尽的残痕可见。剜剔字多数为敏感字，但也有普通词语，并且剜剔的板片也不均衡，似乎剜剔的做法只在表达一种遵命服从，但操作并不认真。王国维有《亭林诗集》批校本，现藏国家图书馆，著录称“王国维校注并跋”，是这一系统的版本，其中缺字处都已由王国维墨笔填写。上海图书馆所藏吴以辰批校本《亭林诗集》，潘承厚（博山）旧藏，潘承弼寓目，其中版面有缺字，多数未经填写，系与王国维校注本同版。《亭林集》牌记也曾有剜剔。湖北图书馆所藏《亭林集》有牌记，共三行：“顾宁人先生著/亭林集/遂初堂藏板”。次页为“亭林遗书总目”，含《左传杜解补正》等共计十种。王国维校注本仅为《亭林文集》《亭林诗集》，故无牌记。曹大铁旧藏《亭林集》中《亭林文集》《亭林诗集》与王国维校注本同版，有封面牌记，但剜去“遂初堂藏板”一行，可知亦为剜剔本。

以上原抄本、隐语本、初刻本，文本不同，均当出于顾炎武一人之手，苟非其本人，他人莫能为之。同一诗集而分化出三种文本，可谓是特殊时期顾炎武的一大创例。剜剔本则出于潘耒之手，苟非潘耒本人，他人不能得其板片，莫能为之。剜剔本似为临时变通之举，但剜剔本的存世数量，较初刻本稍多。

最后有翻刻本，是嘉庆间翻刻遂初堂剜剔本的坊本。行格、字体都仿照遂初堂，但偶有误字；缺字改为空围，缺字处与空围处大致相同，偶有小异。最明显的特征是避讳字，初刻本避“玄”“胤”，翻刻本避“弘”“历”“颙”“琰”“丘”。此本在民国间影印收入《四部丛刊》初编集部出版，题名《亭林诗文集》，单页本标明“上海涵芬楼景印康熙刊本”，缩印本标明“上海商务印书馆缩印初刻本”，给学界带来很大误会。翻刻本流传最广，1959年华忱之先生整理、中华书局出版的《顾亭林诗文集》，《编例》中说“《亭林诗集》用康熙原刻初印本为底本”，其实只是《四部丛刊》影印的嘉庆翻刻本，再用孙毓修的《校补》来填补缺字。王蘧常先生于1963年起笔、1983年完成、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顾亭林诗集汇注》，以潘耒初刻本为第一校本，简称“潘刻本”，其实仍是嘉庆翻刻本，所以《汇校》上留有大片的空围（参见《海派代表书法家系列作品·王蘧常》“王蘧常行草编注顾亭林诗集集注经过节选”、戎默《〈顾亭林诗集汇注〉出版始末考》）。1998年王冀民先生撰、中华书局出版的《顾亭林诗笺释》，再延用华忱之先生为底本。

以《京口即事》为例，原抄本“匈奴出塞时”一句，隐语本改为“东虞出塞时”，初刻本再改为“中原望捷时”，剜剔本“中”字空缺，翻刻本作“□原望捷时”。五次变化的轨迹是十分明显的。

此后又有蓬瀛阁翻刻的《顾亭林先生遗书十种》、朱记荣翻刻的《亭林遗书汇辑》，也都仿照遂初堂的行格、字体，极易蒙混，其实并无文本校勘的价值。

二 亭林诗集的五家填字

在多数学者未能购藏初刻本、只能购藏剜剔本或翻刻本的情况下，一个不约而同的办法就是借来原抄本或隐语本或初刻本加以补抄，清及民国间给亭林诗集作“填空题”的做法因此一度很流行。（同时也为初刻本删去的十八首诗作辑佚。）以笔者陋见，即有如下五家。

第一，朱记荣刊刻《亭林轶诗》十八首，时间在光绪十一年乙酉（1885）。这十八首正是原抄本、隐语本所存而初刻本所删的，但朱记荣的《轶诗》有缺字、无隐语，所以其依据并不是东京幽光阁本。

第二，徐嘉《顾亭林先生诗笺注》，书中偶有缺字，但多数已经填写，书后有《亭林集外诗补》，共计三首。据《凡例》，其书“历丙申、丁酉，凡十有九月蒇事”，书首有光绪戊戌路岯序、光绪庚子兴化李详序，可知是光绪二十二至二十三年刊刻，光绪二十六年（1900）成书。刊刻前徐嘉已见朱记荣《轶诗》，但已不及补版。

第三，孙诒让有《亭林诗集校文》和《亭林先生集外诗》，以原抄本和潘刻本互校，辑佚诗十八首。温州市图书馆藏其稿本，又藏永嘉黄氏敬乡楼借玉海楼所藏稿本录副的抄本，及民国杨绍廉抄本。又有民国二十三年（1934）瓯风社铅排本，及同年瑞安林庆云惜砚楼铅印《惜砚楼丛刊》本，改题《顾亭林诗校记》，陈谧附注云“此《记》作于清光绪戊戌、庚子之间”，大致与徐嘉《笺注》同时。《校记》又载孙诒让《籀顾遗文》，又刊国粹学报社《古学汇刊》民国三年八月第十二编。

第四，孙毓修于民国十一年壬戌（1922）八月，写了《亭林诗集》的校补和补遗，用钞本《蒋山佣诗集》校勘刊本《亭林诗集》，补出初刻本删去的十三首，铅排附于《四部丛刊》影印本《亭林诗集》之后。

第五，王国维批校《亭林诗集》，用初刻本在缺字处填字，再用《蒋山佣诗集》标出韵目替代字，加圆圈旁注。王国维云“癸亥六月用钞本《蒋山佣诗集》校补阙字”，此癸亥是民国十二年（1923），大致与孙毓修同时。

三 徐嘉、梁清标、陈仲英、彭绍升、张修府的异文别本

在众多的填字本中，比较特殊的是徐嘉《顾亭林先生诗笺注》。据其书《凡例》，徐嘉首先找到的第一个本子是“潘氏初刊是诗中多阙文，他刻因之，未窥原槁，虑难补辑”的版本，这个“多阙文”的潘刻本其实是有空围的嘉庆翻刻本。徐嘉找到的第二个是本子是“光绪甲申，镇江书贾出视旧本，朱书补完，每卷下方钤梁清标印，知为蕉林相国什藏，喜亟购归照录靡阙”的版本。梁清标字玉立，号棠村，一号蕉林，曾任户部尚书、保和殿大学士，顾炎武《蒋山佣残稿》卷二有《与梁大司农书》。这个“朱书补完”的本子是梁清标的填字本，其填写的方法与王国维类似。由此可知，徐嘉作出这部皇皇十七卷的《笺注》，也并没有看到原抄本或隐语本或初刻本。徐嘉没有见到遂初堂初刻本，完全不知有《蒋山佣诗集》抄本，完全不知韵目隐语代字之事。

不过徐嘉找到了第三个本子，“后于陈太守仲英家睹京师新刊本”（陈仲英即陈文騄，光绪中任金华、杭州知府），并举出《哭顾推官咸正》《哭陈太仆子龙》《吴兴行》《赠路舍人泽溥》《金山》五首诗的十三处词语，与其他版本不同。譬如《金山》诗“故侯张子房”一句，徐嘉录作“故侯张车骑”，然后又有小字注“一本作‘故侯褒鄂姿’”。经比对，凡是徐嘉标明“一本作”云云，大抵出自彭绍升所传的《亭林全集》。

《亭林全集》含《亭林诗集》《亭林文集》《亭林余集》，内有乾隆三十八年彭绍升《亭林先生余集序》、光绪四年戊寅张修府跋于湖南永州官舍的《亭林诗集跋》，似为彭绍升初刻，张修府重刻。彭绍升序云：“予年十六时应童子试至昆山，仲兄自家省余，一日偕出，游于市，见抄本《亭林集》一帙，兄得而售之，以授予。予阅其文，中多点窜，意先生所手定。以既刻本校之，其所佚者十余篇，盖编集时为门人所削者也。”彭绍升购于昆山的这部抄本，偶有缺字，但多数已补，所补却又是不同于其他各本的异文，所以是比较可疑的，或许这个抄本的填字是出于书贾的臆测，并无版本依据。全集本还与嘉庆翻刻本有关联，譬如《酬李子德二十四韵》“已衰耽学问”，“耽”，嘉庆翻刻本误作“睌”，彭绍升全集本误作“晚”。

民国间上海中华书局《四部备要》集部“聚珍仿宋版”据此排印，封面题“顾炎武诗文集”，扉页题“亭林全集”，注明“据原刊本校刊”，实非康熙刊本。

张修府重刻本《亭林诗集》跋于光绪戊寅，即光绪四年，牌记则云“光绪贰年湖南书局刊行”。

张修府历官永顺、永州、长沙知府，在湖南著《湘上诗缘录》《小琅环园诗录》，其赴任湖南，吴以辰作《送行序》。与彭绍升俱推重顾炎武，彭绍升称“谨案顾亭林先生志行、学业实五百年来一人”，张修府称“窃谓先生学问、经济实五百年来一人”。张修府不仅重刊《亭林全集》，而且手抄《亭林诗集》。据《张修府日记》，同治三年九月四日：“予四十三岁生辰，概屏贺客。是日始手抄顾亭林先生诗。”（参见李青枝《〈张修府日记〉与晚清湖湘诗坛》）这部张修府手钞本的《亭林诗集》今藏台湾图书馆，钤印“张伯子信印大贵长寿”“终老溪蛮”。但检视张修府抄本，实与彭绍升《亭林全集》同源，所以其文本亦使人置疑。

四 诗帖和辑佚

亭林诗集的辑佚，先后有朱记荣、徐嘉、孙诒让、孙毓修、王国维等人。

朱记荣刊刻《亭林轶诗》十八首。朱记荣没有交代辑佚来源，但这十八首恰是原抄本比初刻本多出的十八首，亦即被初刻本删去的部分，所以其辑佚来源必是原抄本的系统无疑，但其辑佚中包含不少空围，表明朱记荣所见的原抄本与幽光阁本不是同版。

孙诒让《亭林先生集外诗》十八首。孙诒让有后记云：“《亭林诗集》六卷，传校元钞稿本（潘稼堂刻本并为五卷），以潘刻本勘之，得佚诗十有八篇，潘刻所有而文字殊异者又逾百字。（潘刻亦有初印及重修之异，修版本缺字殊伙。初印本注与元钞本同，今不备校。）谨校写为一卷。”孙诒让认为《亭林诗集》原本六卷，被潘耒合并成了五卷。王国维认为《亭林诗集》《亭林文集》原本各五卷，《亭林文集》被潘耒增加成了六卷。《亭林文集》卷六末王国维校注：“先生《文集》《诗集》皆手自编定，《文集》与《诗集》本各五卷，此第六卷则次耕先生所增辑，故与全集体例不符，其编次亦不如前五卷之善。全谢山谓诗文集皆次耕编辑者误也。此事至微，惟明眼人能辨之。”二说不同，可以互参。孙诒让也是第一个注意到潘刻本有初印本与重修本两种不同版本的人。

王国维批校《亭林诗集》在卷中和卷末补抄十四首，除了用《蒋山佣诗集》之外，也参用了徐嘉《笺注》，因此也间接参用了彭绍升《全集》本。

孙毓修《亭林诗集补遗》，据抄本《蒋山佣诗集》补抄十三首。

以上四家辑佚，无论十三首、十四首、十八首，都是出自原抄本。换言之，如果不以潘刻本为底本，而是换作原抄本为底本，那么四家辑佚便完全失去意义。

徐嘉《顾亭林先生诗笺注》虽然没有收录朱记荣的《轶诗》十八首（其《凡例》误言十三首），但其书后《亭林集外诗补》则是真正的顾诗辑佚，辑出了原抄本和潘刻本之外的三首（徐嘉自言四首，实际上是三首，徐嘉的算法和张修府类似，《古侠士歌二首》即算作两首，故全集有三百九十九首之多），即《和若士兄赋孔昭元奉诸子游黄歇山大风雨之作》《古侠士歌》和《哭张尔岐》。

此外，华忱之先生《亭林集外诗补》在徐嘉三首之上又补出《围城》，王蘧常《集外诗存》在徐嘉三首之上又补出《姬人怨》。刘永翔先生《顾炎武全集·亭林诗集·亭林集外诗补》同上，刘永翔先生另点校《儒藏》精华编《亭林诗文集》，以潘刻本为底本，故附《亭林先生佚诗》及《亭林集外诗补》。王冀民先生《集外诗补》在徐嘉三首之上又新增《自题六十像》。总计在原抄本之外辑佚六首。

余论

在备足版本，明了原抄本、隐语本、初刻本之后，对于亭林诗集的认识便可以从版本校勘转移到版本流变上来。这三个系统的版本变化都出于顾炎武本人之手，是他夷夏观的寄托和对满清治国策略的预防，所以对亭林诗集的异文也无需再责备于清廷，或责备于潘耒，讨论诸如《亭林诗集》潘刻本的改窜问题（参见维三《〈亭林诗集〉潘刻本改窜校议》）。

顾炎武《钞书自序》有言：“自少为帖括之学者二十年，已而学为诗古文。”《与周籀书书》有言：“而况二十年前，已悔久焚之作。”顾炎武十四岁入县学，为诸生，学诗，入复社，而诗集起笔于崇祯甲申三十二岁作《大行皇帝哀诗》，此前习作一概弃去。传世的顾炎武诗集完全与他的抗清活动为始终，这些诗作就是他一生抵抗清廷的写照，也是他想方设法躲避祸患的实录。

亭林诗集的笺注可以说存在两种倾向，其一如黄节《顾亭林诗讲录》、吴宓《评注顾亭林诗集》、潘重规《亭林诗考索》揭示“今典”的倾向，其二如徐嘉《顾亭林先生诗笺注》发掘“古典”的倾向。古语称“诗言志”，此言对于顾炎武最为切当。顾炎武固然精熟古典，诗中往往自注典故，看似咏史。但在亭林诗集的原抄本、隐语本和诗帖中，有些带自注，有些省略了，自注最详尽的是公开出版的潘刻本，所以看起来这些自注更像一种“包装”，是以咏史的面目掩护他的抗清言志。顾炎武平生以抗清为主线，必有言而不能言者，尽皆寄托于诗。其诗多咏史，乃是以“古典”掩护“今典”。后之读者如不能知其心意，而徒震其博学，则与亭林本志愈行愈远。譬如徐嘉《顾亭林先生诗笺注》以注解典故为主，不以校勘版本为主，走上韵书、类书、典故学一途。以顾炎武当年的身世境遇而言，其肯埋首默默于咏史、典故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