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诺奖得主拉斯洛获奖演讲：“人类——这惊人的生物——你是谁？”
12月6日—12日，今年诺奖在斯德哥尔摩和奥斯陆开启为期一周的诺奖周活动。活动期间，获奖者将为诺贝尔奖博物馆捐赠一件有特殊意义的物件，与读者展开多场活动交流，发表获奖演说，并参加颁奖典礼。
匈牙利作家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因“震撼人心、富有远见的创作，在灾难与恐惧的时代，重申了艺术的力量”（授奖词）获得今年诺贝尔文学奖，揭晓后的电话采访中他表示自己的写作灵感一直是来自“悲痛”，“想到当今世界的现状，我感到非常悲伤。这是我最深层的灵感来源。这或许也能激励下一代，甚至几代作家。我们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的力量才能生存下去。”在他获奖后的两个月里，中文出版领域也新增了两部作品：短篇小说集《世界在前进》（99读书人）、长篇小说《温克海姆男爵返乡》（译林出版社）。
当地时间12月7日晚，拉斯洛在斯德哥尔摩瑞典学院作了题为《人类——这惊人的生物——你是谁？》（Human being—astonishing creature—who are you?）的获奖演讲。演讲中，拉斯洛穿越回自己的写作房间，讲述对科技时代和普通人命运的思考，又借由一个流浪汉被追逐的故事，引申出了对人类尊严、对反抗、对希望的全部想法。
演讲现场同时视频直播，全文已在诺奖官网发布（对报纸媒体开放发表许可©THE NOBEL FOUNDATION 2025），以下为完整演讲内容，由本文编辑郑周明编译。
人类——
这惊人的生物——你是谁？
在获得2025年诺贝尔文学奖时，我原本想与诸位谈谈“希望”。但由于我体内所有的“希望储备”已被彻底耗尽，我现在只能先来谈谈“天使”。
1
我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一边走，一边想着天使。即使现在，我仍在走动——不要相信你们自己的眼睛：你们以为我站在这里对着麦克风讲话，但我不是，我实际上正在不停地踱步，从一个角落走到另一个角落，再从原点折回去，如此循环往复、来来回回。是的，我在想着天使。而我现在就能告诉你们：这些是一种全新的天使，他们没有翅膀。
假设一下，如果他们背后真长着两只翅膀——而且若那两只巨大的翅膀沉沉地从外袍后伸展开来——那天上的裁缝在替他们做衣服时究竟要如何设计？又是什么不可知的神秘技艺在那间裁缝作坊里飘荡？翅膀当然是在身体之外，是那种“无形的身体”之外，那么他们要把那翅膀安放在哪里？
哎，可怜的波提切利、可怜的达·芬奇、可怜的米开朗琪罗、乔托、安杰利科修士！如今这都不重要了，因为这些问题已随着旧天使一起蒸发殆尽。我谈论的是新的天使——我开始在自己的小房间里踱步，你们现在才“看见”我站在麦克风前，作为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当我开始尝试写作，在仅有四米宽的塔楼小室里摆出沉思姿态时，我的脑中已经出现了模糊的轮廓。这个塔楼房间并不浪漫，不是什么象牙塔，它是用最廉价的挪威云杉木板搭成的，位于一座单层木屋的右上角。之所以变成“塔楼”，只是因为我的土地处在山坡上，这间加建的小屋房间便像塔一样高高立起。原本我因书本不断逼近地盘，不得不在底层加建一间房，而山坡的倾斜使这扩建部分自然升高，上层压在下层之上，因此它成了塔楼。
我现在站在你们面前——实际上是在塔楼小室里踱步——并不真的想谈论天使，尽管那些图像画面仍活在我们心里，由中世纪文艺复兴的天才们赐予我们。尽管那些温柔、崇高、令人动容的旧天使仍能触动我们无法相信的内心，但我不是想谈论旧天使。
如今只有新的天使。
没有翅膀，也没有那甜蜜缠绕的斗篷。他们穿着普通的街头衣服在人群中走来走去。我们不知道他们有多少人，但据某种模糊的暗示，他们的数量与旧天使一样多。
他们像旧天使一样，在我们生命的关键时刻“突然出现”。如果他们愿意被认出，其实很容易。他们仿佛以另一种节奏、另一种旋律踏入我们的生命，与我们这些在尘土中挣扎、踉跄前行的人完全不同。
更重要的是：我们甚至无法确定他们是否来自“上天”。也许如今根本再没有“上天”这个地方——它可能连同旧天使一起退出了宇宙，把位置让给那永恒的“某处”，在那里只有“埃隆·马斯克们”创造出的疯狂世界来组织新的空间与时间。
此时你们看到的，是一个老人，讲着你们听不懂的语言，站在诺贝尔文学奖的讲台前。但实际上，他在一间无法被暖气加热的塔楼房间里，在挪威云杉木板之间踱步——也就是我本人。我此刻突然加快脚步，因为我意识到，要讲述这些新天使，我的步伐必须与思绪的速度一致。
就在我加快脚步的这一瞬间，我猛然意识到：这些新天使不仅没有翅膀，他们也没有信息。他们来到我们身边，只穿着街头服装，如若他们愿意，可以完全不被认出来。但要是他们愿意被认出来，他们会走向某一个人，然后，突然，一瞬间，我们眼前的雾障被揭落，内心的尘土也随之脱落。
我们震惊地冒出一个念头：天哪，是天使。
然而……他们什么都不会给我们。他们身边没有飘着的字句，没有光，也没有低语进耳朵里的一句话。他们一句话也不说，仿佛已变得哑然。他们只是站在那里，看着我们，寻求我们的目光、恳求我们回望他们。
因为他们要我们交给他们讯息。但遗憾的是，我们没有任何讯息可给。过去，还有问题与回答，而现在既无问题，也无回答。
那么，这算什么遭遇？他们站在那里，我们也站在那里；他们无法从这沉默中得到什么，而我们更无法理解其意义。哑者对聋者，聋者对哑者——如何能有对话、理解？
于是，此刻——允许我把自己也算进去——所有孤独、疲惫、悲伤而敏感的人，会突然意识到：这些新的天使，其实是“牺牲品”。
我迅速掏出“听诊器”——我总是随身携带——在塔室里踱着步，轻轻把听诊器的膜片贴到你们每一个人的胸口。立刻，我听见命运的声音——你们的命运。我跨入某个命运，一种跳动令此刻，也令下一刻骤然改变，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时刻轰然降临——震惊与坍塌的时刻。
因为我的“听诊器”里听出了关于这些新天使的可怕故事：他们是“牺牲品”，不是为我们，而是因为我们。
我们知道世界上有战争，自然中的战争、社会中的战争。战争不仅以武器、酷刑、毁灭的方式出现，但在另一端，只需一个恶言、一句不公，一次不体面、轻率、侮辱性的举动，一次对身体与灵魂的伤害。
因为他们在诞生之初并不是为了承受这些，他们在残酷、卑鄙、玩世不恭面前毫无防御。他们的纯洁与无害无法抵挡人类的恶意。只要一次恶言，就足以让他们永远受伤。而我即便说上一万句，也挽救不了。
因为那些伤害根本不可能被修复。
2
好了，“天使”谈论得已经够多了。让我们改谈人类的尊严吧。
人类——这惊人的生物——你是谁？
你发明了车轮，发明了火，意识到合作是生存唯一的途径；你获得了惊人的智力，你的大脑庞大、沟回纵横，复杂无比，凭借它，你掌握了对这个世界的支配力，也因此得出许多后来被证明不真实但推动你进化的认识。
你发展、扩张、建立部落、社会、文明。你成功避免灭绝——虽然你也差点灭绝过。你站起来成为智人，制作石器并加以使用，发现火。后来因为一个细微之处——你的喉咙不像黑猩猩那样贴合——你得以产生语言，与大脑的语言中枢一同发展。
其后，你发明了文字，你掌握了哲学思考，把经验与宗教分开；你发明了时间；你发明了舟车，跨越地球的未知之地，掠夺能掠夺的一切；你意识到力量集中之价值；你绘出那些被认为无法触达的行星；不再把太阳当作神，把星辰视为命运；你发明并重新塑造了性别角色；你很晚但总算发现了爱情；你发明了情感、共情、知识习得的层级；最后，你进入太空，抛下鸟类，飞向月球，在那里迈出第一步；你发明了能将地球炸毁数次的武器；你发明了科学，其灵活性使得“明天”不断推翻今天仅能想象之物；你创造了艺术，从洞穴壁画到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从原始节奏的黑暗魔法到巴赫。
最终，你随着“历史进步”，突然完全开始相信一无所有；你借由自己发明的设备摧毁了想象力，你只剩短期记忆；你舍弃了对知识、美与道德良善这一高贵而共同的品质。
别动，你还要去火星吗？不，别动，那里的泥沼会把你吞下。
但你的进化之路，是如此壮丽、令人屏息。然而，很不幸，它无法再度重复。
3
说了够多关于人类的尊严了。让我们改说“反抗”吧。
我曾经试图在我的书《世界在前进》里触及这一点，但因为我对自己写得仍然不满意，我想再试一次。
上世纪90年代初，一个潮湿、闷热的下午，我在柏林，正在地铁下层的某个站台等车。和所有的地铁站台一样，站台在列车正确方向的起点处装有一个巨大的、带信号灯的镜子，部分用于帮助司机观察整列车厢，部分用于精确指示列车到站时车头应该停在的那一厘米不差的位置，以便乘客上下车。镜子当然是给司机看的，而红灯则标示列车必须停止的垂直点，当乘客上下完之后，这些灯会变成绿色，列车即可继续穿过隧道。
除此之外，镜子下方到隧道入口之间的地面上画着醒目的粗黄线，还有警示标牌提醒必须避免事故、遵守规则。黄线的意义是：即使站台在黄线后还延伸了几米，旅行者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跨越这条线。黄线与隧道入口之间是一片严禁进入的区域，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踏入这片禁区。
我正等着从克罗伊茨贝格方向来的列车，突然我注意到：禁区里有人。
那是一个流浪汉。他的背因为疼痛而弯曲，脸也因痛苦略微侧向人群，像是在寻求同情似的，他正试图往铁轨上方的步道小便。从他那痛苦扭曲的样子可以看出，这个排尿对他来说极其折磨，他只能一滴一滴地排出。
当我完全意识到发生了什么时，周围的人也都注意到了，一件极不寻常的事情在我们眼前扰乱了这个下午。忽然间，几乎是触手可及的、普遍一致的意见在空气中成形：这是丑闻，必须立即结束。这名流浪汉必须离开，黄线所象征的规则必须恢复其效力。
本来，如果这流浪汉能顺利排完，重新回到我们之间，然后慢慢走上楼梯离开，也许不会有问题。但他没完，大概也无法完。而事情变得更加麻烦，是因为在对面站台突然出现了一名警察。他从那边高声喊叫，和流浪汉几乎是面对面，语气坚决地命令他立即停止。
这些车站为了安全是这样建造的：相对方向行驶的列车的两条铁轨之间有一个大概十米宽、近一米深的轨道。所以如果一位乘客想换方向，是绝不可能直接跳下轨道、走十米到对面站台的，他必须走到站台尽头，上楼梯、穿过上层走廊，再下来。直接穿越轨道不仅“更加禁止”，而且是致命的。我如此详细地描述，是因为那名愤怒的警察——保持着某种尊严，但也利用着他的权力与善意——也必须按照同样路线：跑到楼梯，上去，跨过走廊，再下来，才能到我们这一侧。
在他试图到达楼梯顶端之前，他已经喊了好几声，但流浪汉完全不理会他，仍然侧着脸朝向我们，用无法改变的痛苦目光看着我们，同时尿滴继续落在铁轨上，这对规则、秩序、法律和常识来说，真是前所未有的侮辱。警察甚至可以说：这人“装聋”，对他而言更是痛苦。
当然，流浪汉也把警察算在了心里。他知道凭自己的痛苦和虚弱，绝不可能在警察赶到之前结束排尿并逃走。因此，当他注意到警察在对面站台加快脚步，甚至开始奔跑，想赶到上方的走廊，再下来抓住他时，流浪汉用巨大的困难停止了排尿，朝我们的方向逃去，试图尽快到达最近的楼梯并消失。
这是恐怖的追逐。
我们站在站台上的每一个人都完全安静了，因为一眼就能看出：这逃跑不会有任何好结果。流浪汉的身体开始剧烈颤抖。他的腿和指挥双腿的大脑似乎都不再正常运作。他看着那边的警察每一米都艰难地推进着，而他自己这边，却只能靠可怕的努力，一厘米一厘米地移动，双臂乱挥。警察看着两人之间那十米距离，那十米对他来说是折磨、是不公平的障碍。而对流浪汉来说，那十米却是延迟——一种毫无意义但真实存在的延迟，也许能给他带来一丝逃脱控诉的希望。
从警察的角度，他象征着法律，象征着所有人公认的善与正义；而对面那拒绝理性、违背规则的人，则象征着恶。是的，在这一刻，警察代表着“必然的善”，但也在这一刻，他束手无策。
就在我羞愧地看着这场“米与厘米”的不人道竞赛时，我忽然精神高度集中，而这种高度集中让那个瞬间凝固了。停在他们互相注意到对方的那一刻：善良的警察看到恶的流浪汉正在禁区里小便；而不幸的流浪汉也看到警察看到了他。
他们之间隔着十米。
警察抓紧了警棍，在奔跑的前一刻僵住了，他的肌肉绷紧，准备跳跃。那一瞬间，一个念头闪过：如果他直接跳过这十米会怎样？
而另一边，受到十米“保护”的流浪汉则双倍无助地挥动着手臂、剧烈颤抖。
就在这里，我的注意力停止了，直到今天仍停在那里。我脑中始终停留着那个画面：愤怒的警察挥着警棍开始追赶流浪汉，那一刻，理所当然的“好人”奔向了衣衫褴褛的“恶人”，而且不仅仅是奔向恶，更是奔向恶本身。
在这一冻结的图景里，我直到今天仍能看到：远处站台上那个奔跑的人，每一步跨出一米；而在我们这一边，那个有罪的、呻吟、颤抖、无力、几乎因痛苦而瘫痪的人，每一步只能是一厘米。
是的，在这场竞赛里，善良——因为那十米的存在——永远追不上恶。
因为十米永远无法跨越。即便警察最终在列车进站时抓住他，在我眼中，那十米依然是永恒的、不可逾越的。我的注意力只感受到：善永远追不上挥动着的恶。善与恶之间，没有希望，一点也没有。
列车带着我驶离，而我脑中不断回荡着那颤抖与挥动的身影。突然，一个闪电般的问题穿过我的脑海：这个流浪汉——以及所有被排斥的人——他们究竟什么时候才会反抗？然后我挥去这个念头，因为我告诉自己：不，我想到的反抗是不同的。因为那种反抗，是针对整个整体的反抗。
女士们先生们，每一次反抗都是针对“整体”的。而现在，当我站在你们面前，当我在家乡那座塔楼里的脚步变得缓慢时，那趟地铁旅程又一次在我心中闪现。一站接一站亮起，我在隧道里穿行、却从未下车。从那天起我就一直乘坐着那列地铁，因为没有哪一站是我能下车的。
我只能看着车站一一滑过，我感觉自己已经思考过一切，也说尽了我对反抗、对人类尊严、对天使，甚至对于希望的全部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