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斯洛：救世的荒诞
2025年，匈牙利文学先后拿下两座世界级文学奖座：先是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匈牙利作家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随匈牙利裔作家大卫·绍洛伊又斩获了本年度的布克奖。
对于中国读者的阅读记忆而言，东欧文学自民国以来都未曾缺席过：从民国时期基于弱小民族抗争意志的文学译介到1949年后对社会主义文学及电影的引进，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昆德拉、米沃什为代表的东欧文学热到诸如花城出版社、作家出版社不断引进的东欧作家作品。当然，还有近些年来东欧诺奖得主如赫塔・米勒和奥尔加・托卡尔丘克等引起的阅读兴趣，以及前些年的诺曼·马内阿作品集和近几年杜布拉夫卡·乌格雷西奇作品集所获得的读后好评，共同形成了东欧文学的阅读记忆线索。
对东欧文学的阅读往往带有镜像折射般的心灵共振——每一代人都能从东欧文学的书写中读到自身所指的心灵困境。近些年来引进的艾斯特哈兹·彼得、纳道什·彼得、凯尔泰斯·伊姆莱、马洛伊·山多尔作品集，还有花城出版社“蓝色东欧”系列中的匈牙利作家作品等，都让我们看到匈牙利文学的强大传统和独特个性。作为一个国土面积和人口数量都非常稀少的国度，匈牙利文学能够在中国和世界的阅读版图中让读者并不感到陌生，足以说明匈牙利文学的世界影响力。
这主要得益于匈牙利文学素来都秉持着这样的书写传统：既扎根本土的文学叙事，又超越本土而与世界思潮持续对话；即便是书写民族历史的社会创伤，也以超越本土的文学视野将之扩散为整体人类的精神刻画。或许正因匈牙利作为效果的独特处境，纵向传承如奥匈帝国的宏大记忆，横向吸纳东西文化的杂交谱系，犹如昆德拉所言：“生长于一个小国，要么做一个狭隘的地方性的人，要么做一个广闻博知的世界性的人。”又因帝国瓦解、战争蹂躏、冷战夹击与社会转型等历史创伤，让匈牙利文学带有非常清晰的辨识度：黑色、忧郁、荒诞、绝望、残酷。
读过《撒旦探戈》的读者们，都会条件反射式想起他那既不知疲倦又令人疲惫的慢镜头和长句子，还有那股制造希望却迈向绝望的虚无与反讽，人物永远陷入精神瘫痪却唯利是图的荒诞状态，几乎所有人都在粘滞绝望的黑色幽默之中走向彻底的毁灭。在诺奖宣布后不久，被称为“《撒旦探戈》续篇：同样是辽阔凝重而又缓慢粘滞的泥石流般话语风格，依然采取循环闭合的文本结构，借助外界来临的“救世主”降临封闭世界的故事，刻画东欧群像般的历史创伤和个体心态，隐约又挪用了拉斯洛自身的生活体验，最终同样通往集体献祭般的灭亡结局。所有的救世情结，他都用荒诞的情节与绝望的结局进行无情的嘲讽。
在拉斯洛的笔下，人物往往立于物质性狂热与精神性瘫痪的价值废墟之上，总是受困于自身与外界的模糊张力之中，内心世界仿佛永远被自我诘问所困住，试图通过喷涌而出的话语来厘清自身受困的因果逻辑，但永远无法给出既让自己满意又让他人明白的事件描述，整具肉体因癫狂挣扎的脑力活动而陷入困兽之斗般的受虐状态。每个人的生活状态，在自我思考与内心挣扎之下，呈现出贝克特笔下那种“囚禁的野兽生下的囚禁野兽生下的囚禁野兽生下的囚禁野兽，生于牢笼，死于牢笼”的困兽状态。每个群像人物带给读者的阅读感受，像是一场被放慢的蹦极运动，书中的人物心理和书外的读者心理都被悬置在恐惧而又好奇的叙事快感之中，夹杂着人世间最细微、最隐秘的话语极限、犹疑心态和矛盾关系。
在文本的结构上，除去头尾呼应的闭环特色之外，无论是《撒旦探戈》还是《男爵返乡》，都有着拼贴画的叙述特色。以后者为例，在小说中，拉斯洛每一段都占据好几页的篇幅，每一段只出现一位人物在某个瞬间的内心独白，即便与人发生对话也仿佛旁若无人般滔滔不绝，有时话语开头躺在地中海溺水挣扎，而话语的结尾却在滕王阁喝西北风，但在下一段又毫无逻辑地去书写另一位人物的另一个独白场景或意识流淌。这些彼此并没有线性叙事逻辑的长篇段落，使得群像人物呈现散落一地的碎片状态，每个人物都因某种社会偶然性而加入叙事群像之中，但这种偶然性又制造出了书中每个人意欲找寻而不得的逻辑脉络，最终因这份偶然的牵连而拼凑成了人物世界的全息影像。
并且，几乎所有独立的长篇段落都被话痨般的独白式话语所殖民地化，每个人物的自我陈述或自我意识，像是慢镜头放大特写某个瞬间情节的细节刻画，但排山倒海的诘问独白又像每个人物都给读者递交出一份法医报告式的时空履历。不过，拉斯洛又刻意抽空人物身上的历史语境与社会维度，甚至每个人物群像呈现出某种模糊化的处理方式，借助某种普遍类型化的角色塑造方式来完成个体通往普遍的寓意升华。而对于他那让人窒息的长句特色，即便被译者余泽民拆解成无数断句之后，从头到尾的阅读感受依然像是袭来一股无边无际而又深邃难测的的句子洪流，这条铅字流淌的无边之河不断分岔成支流。最终，随着全书的结尾，所有的长句通往的不过是延迟崩塌的穷途末路。
此外，拉斯洛小说创作不仅植根于匈牙利本土的历史创伤，还带有自身经验的精神创伤。比如《男爵返乡》中的城堡意象，书中偶尔出现的斯洛伐克人物对匈牙利人的嘲讽戏谑，还有全书末尾最后的那场大火，都有着拉斯洛自身的印记。以温克海姆命名的城堡庄园，在拉斯洛的故乡至今现存好多座，书中水塔至今仍然“菊残犹有傲霜枝”般矗立着；而克拉斯诺霍尔卡这个姓氏，便起源于斯洛伐克境内某处地名，拉斯洛借斯洛伐克人对匈牙利人一闪而过的戏谑态度，表达着自身对匈牙利既无从逃离却又保持疏离的精神状态；而全书末尾焚城的意象，又与他自身经历过六七次火灾的深刻记忆有关，尤其是1983年他担任图书管理员时期遭遇的那场火灾，而那场火灾让他获得了《撒旦探戈》的创作灵感。
拉斯洛的小说背景都植根于匈牙利民族的历史创伤，尽管读来几乎不会出现具体的历史背景，但往往会因书中人物的零星话语或故事情节而泄露出来，尤其是群像人物的心理刻画明显携带着社会转型的废墟感受，杂糅着东欧文学特有的戏谑幽默，建构“启示录式”反乌托邦的文学世界。拉斯洛以弥赛亚式社会事件来刻画个体困境的绝望虚无，总是会以某位意外降临的救世主角色作为主线，围绕他的“救世”幻想展开社会群像的深度刻画，尽管小说背景往往是某个小城镇，书写的却是宏大叙事下的个体命运，每个人在外部力量制造的偶然性恐惧之下，转向对自我进行深刻的诘问。这种充斥着自我诘问或自我推翻的话语繁殖方式，正是拉斯洛审视现实的心态和态度，借助窒息式快感长句来审视现实荒诞的时代精神。
（作者简介：萧轶，1989年生，媒体人，书评人。曾供职于《新京报·书评周刊》《单读》《燕京书评》等。文章散见于《经济观察报》《上海书评》《南方周末》《东方历史评论》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