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世界中的“第三代诗”及其经典化
摘 要
“第三代诗”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与接受，与“第三代诗”的文学史经典化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此前未有对此方面的系统研究。本文尝试通过考察“第三代诗”在英语世界中的译介、传播与接受，梳理何种因素影响了“第三代诗”的海外译介，而海外译介如何反过来作用于文学史的生成。“第三代诗”成为文学史中的既定现象，得益于其与朦胧诗的关联、中文选本的运作以及诗歌的行动性，而这三者也共同推进“第三代诗”的海外传播。由于英语世界尚未界定“第三代诗”的明确范畴，其译介接受主要聚焦于部分经典文本，它们在回流本土的过程中，凭借国际影响力反哺了“第三代诗”的声名。
● 关键词
“第三代诗”；经典化；译介与接受；回流影响
“第三代诗”进入文学史，是时代、海外影响及诗人自我经典化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一经典化过程未及充分展开，便凭借其高度的话题性仓促完成，呈现出一定的偶然性。现有研究未能在跨文化视野中整体考察“第三代诗”在文学史的生成，而它的发生已逾四十年，重审“第三代诗”显得尤为必要且迫切，更关乎重写诗歌史这一重大命题。本文将目光投向“第三代诗”的海外传播与本土文学史生成的双向互动关系，力图在动态过程中系统呈现“第三代诗”的经典化历程，并重新锚定它在文学史中的坐标。
一、作为诗歌现象：定义、选本与行动性
诗歌领域的“第三代”一词最早见于1983年成都市大学生诗歌艺术联合会编印的《第三代人》。1985年，万夏、杨黎、赵野主编的《现代诗内部交流资料》设立“第三代人诗会”栏目，题记指出“随共和国旗帜升起的为第一代人，十年铸造了第二代，在大时代的广阔背景下，诞生了我们——第三代人”。同年，老木编《新诗潮诗集》把“第三代诗”与朦胧诗并置，首次将其当作整体诗潮推介。此时，朦胧诗逐渐成为诗坛经典，针对它的反叛叙事变成锚定“第三代诗”形象的起点：“当年的新诗人已经变得‘古老’了”，“更多的后来人已在把北岛和舒婷看成历史和传统”。谢冕的这一判断为后来选本和文学史共享。
第三代诗人意识到朦胧派诗歌范式的僵化固然是部分因素，更为根本的是入史愿望所驱动的策略性。韩东坦白：“一方面我们要以革命者的姿态出现，一方面我们又怀着最终不能加入历史的恐惧。”韩东们采用极端的断裂策略放大分歧，比如大学生诗派喊出“捣碎这一切！”的口号，“反崇高”和“对语言的再处理”（即“消灭意象”）将矛头直指朦胧诗。“第三代诗”已然无法与朦胧诗兼容，剥离后朦胧诗概念是其反叛的必然结果，一批诗人和诗歌史家把“第三代诗”的内涵窄化为朦胧诗的对立项，狭义概念由此形成。正如于坚所言：“第三代的出发点是语言，朦胧诗的出发点是意识形态。从美学品质上看，第三代诗歌所要反对的就是‘朦胧’。”口语化作为“第三代诗”的显著特征，主要源自它对朦胧诗所营构的象征体系的反叛。并且，“在第三代诗人那里，由日常语言证实的个人生命的经验、体验、写作中的天才和原创力总是第一位的，而在‘后朦胧’那里，则是‘首先是知识分子，其次才是诗人’”，两个概念分别对应1990年代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的诗歌脉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承袭朦胧诗传统的海子和欧阳江河等诗人并不属于第三代诗人之列。更为明晰的是，孟繁华与程光炜合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2004年）把“第三代诗”收缩在以“他们文学社”“非非”诗人群体为代表的范畴，与之相对的另一极则丧失被书写的“合法性”。张清华主编的《百年中国新诗编年》中，第三代诗人诗作赫然在列。
然而，全面断裂的策略难以长久换取进入诗歌史的筹码。它“使诗歌主体越来越单薄，越来越陷入内在性，猎取的却是一种片面性的真理”。更确切地说，“第三代诗”受困于朦胧诗所圈定的诗学规范。事实上，它最初因多向度开拓诗学空间被冠以先锋诗、探索诗、实验诗之名，当然包含继承朦胧诗美学传统的流脉。因而，以洪子诚为代表的另一种定义更为开阔，海子、西川等后朦胧诗人得以列入其中。《中国当代新诗史》（1994年）与《第三代诗新编》（2006年）主张“第三代诗”泛指“‘朦胧诗’之后青年先锋诗写作的整体”，在认同“反崇高”和“反意象”的同时承认另一倾向并存其中。甚至在部分选本中，代际划分并不严格，“一些仍在活跃着的第二代诗人的作品也被选入，他们的艺术生命与新生代相交融”。朦胧诗人的内部分化助力了“第三代诗”的发展，以王家新为代表的跨代际写作使之被识别为第三代诗人。
从民刊到内部印刷选本，“第三代诗”早期不同于主流诗歌的非官方姿态，显示出主流诗坛未能及时更新诗学观念，有意集结的“哗变”景观正是在此埋下伏笔。老木回忆《新诗潮诗集》主要源于贝岭提供的民刊，他表示：“在这些民刊和诗报里，我发现了陈东东、陆忆敏、王寅、柏桦、张枣、石光华、宋渠、宋玮、吕德安、王小龙、张真、欧阳江河、于坚、小海等诗人。”对于不被接纳的年轻一代来说，“自办刊物、自印诗集之外编选本就是他们的一个重要策略，因为选本这种具有‘集结’性质和文学评价性质的文学载体最容易形成较大声势从而引人注意”。有感于诗人们渴望浮出历史地表的诉求，王家新编选《中国当代实验诗选》，声明“把他们集中推出来，这也并非是一、二个人的要求”。
《中国当代实验诗选》（1987年）和《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1988年）对“第三代诗”成为诗歌现象助力颇多。前者收录西川《在哈尔盖仰望星空》、陈东东《雨中的马》《点灯》、陆忆敏《美国妇女杂志》、张枣《镜中》《何人斯》、韩东《有关大雁塔》《你见过大海》等诗作，它们多次进入诗评家视野，还被纳入诗歌史叙事。1986年，《诗歌报》与《深圳青年报》联合推出的“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集结众多第三代诗人，作为诗歌现象的“第三代诗”呈现于主流诗界。后一选本以大展为蓝本强化标志性事件的影响。此中，徐敬亚意识到地理位置之于“第三代诗”发生乃至命名的重要性，指出诗歌重心的南移以及内在精气的变化。同时，目录第一编除朦胧诗派外，非非主义、他们文学社、莽汉主义、整体主义、新传统主义等均是“第三代诗”歌运动的重要团体。第二编以省份结合诗群名称的命名形式，以及第三编地理方位的分类方式，无不表征以地域性为主线的文学史叙述范式。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1999年）借助南京、四川和上海的地理划分论述“第三代诗”，显现此种南北之辨。概言之，重要选本为文学史叙事提供从诗人、派别、宣言理论以及代表文本的基本框架，也反映出诗人的自我经典化意识。
作为“第三代诗”的共性，所谓实验性即是行动性。诗歌与行动实现双向互通，诗人生活随之文本化，文本界限逐渐模糊。“实验就其反证本质而言就是对传统诗歌概念的背叛，到了极致，甚至否定诗必须由语言材料构成，纸笔也纯属多此一举或者可有可无。诗至此可以是身体的艺术、行动的艺术”，李亚伟充分阐明“‘莽汉’这一概念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是诗歌，它更大的范围应该是行为和生活方式”。莽汉主义诗歌的发生机制，是诗人通过身体实践带动诗歌创作，小写主体的实践指向世俗生活，反叛变成第三代诗人的标签。进一步说，行动大于文本，大师与经典诗篇并非李亚伟们的追求，反而是其抵抗乃至离弃的目标。这类诗“完全打破了八十年代初诗的意象—象征结构，他们抛弃了过去的全部装饰和甲胄”。涌动着先锋文学思潮的1980年代，允诺第三代诗人凭借行动性获得进入文学史的馈赠，刘波总结“这是第三代诗人经典化的一种独特方式：他们既写作诗歌，同时也活在诗歌之中，并成为一个时代的符号，一种文学的象征”。
汉学家将其感知为“诗歌崇拜”，它继续作用于“第三代诗”的海外传播。奚密揭示诗歌崇拜的核心：“诗歌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诗人不断参与并投入的活动。”在她看来，无论是西川把诗歌等同宗教，还是李亚伟认为其接近生存本身，均暗含一个前提，即诗歌始终是特殊乃至崇高的存在。第三代诗人随之获取特殊身份。柯雷的观点与之呼应，他宣称韩东和于坚建构的“世俗”崇拜与海子的诗歌崇拜现象殊途同归：“他们想象中的诗人往往也同样高谈阔论，与诗歌崇拜者以及韩、于声称反对的‘知识分子’并无二致。”基于此，诗人生活与文本实践相互映照成为汉学家阐释“第三代诗”的一种路径。戴迈河重点分析马松《咖啡馆》、胡冬《我想乘上一艘慢船到巴黎去》、李亚伟《硬汉们》等代表性文本，穿插阐述莽汉诗人的生活方式。马松饮酒、打架、流浪等个人经历被直接转化为创作素材，《中文系》被视为李亚伟的“自传体诗歌”。
二、“第三代诗”在英语世界：概念谱系与传播进程
英语世界中的“第三代诗”因指称丰富而略显含混，但它们共享本土的广义内涵，即承接朦胧诗传统与认同多元化艺术探索。尽管本土诗坛和英语世界均未对“第三代诗”的代表诗人及具体篇目达成共识，双方所依托的广义概念范畴却基本重合。《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2001年）认为第三代诗人群体松散且多元化，柏桦、于坚、西川、海子、欧阳江河、翟永明等代表诗人排列其中。对于“第三代诗”的多种指称，海外学者普遍认为“第三代诗”、后朦胧诗、新生代诗、先锋诗等概念对应同一所指，并基于生活流、寻根派和意识流三种趋势阐明它与朦胧诗的亲缘关系，推断前者“可以视作朦胧诗的进一步发展，而不是与朦胧诗的决裂”。海内外学者均意识到“第三代诗”与朦胧诗的断裂和联系，本土学界更强调断裂，而海外研究者多倾向一致性。“对西方而言，所谓当代中国诗歌几乎都是以朦胧诗为唯一的代表”，“第三代诗”更需借助整合策略获取一席之地，后朦胧诗、先锋诗等概念的启用意在凸显连续性。可以说，朦胧诗通常是“第三代诗”译介的起点。
在最早选入“第三代诗”的《红杜鹃》（1990年）中，编者爱德华·莫兰开篇即言朦胧诗把个人情感和创新风格重新引入中国诗坛的文学史意义，表明大部分入选诗作具备现代主义读者所期待的复杂和精巧。李欧梵的导言追溯中国新诗在现代主义历史框架的传承与延续。北岛、舒婷等诗人创作对诗歌疏远真实自我进行纠偏，以“非非”为代表的一代诗人（第三代诗人）随后成为比朦胧诗派更进一步的挑战者：“彻底剥离诗歌的社会或文化参照，使其真正自由而‘纯粹’”。作为首位被正式介绍为第三代诗人的于坚，《作品第39号》是入选的第一首诗。它在翻译来源的中文选本中仅位列于坚作品的第三位，原有的前两首诗依次顺延，序列变动显然是编者有意为之。这首诗显化俗世生活中的个体，甚至可以理解为第三代诗人的形象写照。如果说朦胧诗强调大写的主体，那么“第三代诗”所确立的是剥离于各种总体性的小写主体。李欧梵等人关于朦胧诗追寻自我与主体性的核心论点被陶乃侃强化，《八位中国当代诗人》（2006年）以“变化的自我”概述两次实验诗潮的精神内核。它们的一致性被逐步确立为英语世界的共识。
“第三代诗”及第三代诗人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与传播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发轫期、发展期与繁荣期。第一个时期是1990年代。在传播的初始阶段，仅奚密、柯雷、陶乃侃等极少数研究者聚焦此领域，论文数量较少。得益于奚密早期的持续关注与系列论文，英语世界对“第三代诗”的认知由混淆转为清晰。诗歌崇拜、朦胧诗到后朦胧诗的诗潮变迁、诗人作品论等议题，为其海外研究奠定基础。《红杜鹃》（1990年）的编者尚未形成关于“第三代诗”的完整认知框架，于坚被介绍为“第三代诗”的核心人物，唐亚平、何小竹却被冠以第五代诗人之名。而后，《风暴之后：中国新诗选》（1993年）将其视作继朦胧诗后的整体诗潮推介，选本的唯二栏目是“朦胧诗人”与“后朦胧诗人”，相关英译选集开始自觉收录“第三代诗”。此时期诗歌选集共7本，包括Edward Morin编《红杜鹃》（The Red Azalea：Chinese Poetry since the Cultural Revolution，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0）、汤潮与Lee Robinson共同编译《新诗潮：中国当代诗选》（New Tide：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ry，Mangajin Books，1992）、Michelle Yeh编《中国现代诗歌选》（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Poetry，Yale University Press，1992）、Julia C．Lin编译《红色平原上的女人：中国当代女诗人选集》（Women of the Red Plain：An Antholog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Women’s Poetry，Penguin Books，1992）、徐慎贵编《“我爱你”——中国当代女诗人诗选（汉英对照）》（中国文学出版社，1993），Tony Barnstone编《风暴之后：中国新诗选》（Out of the Howling Storm：the New Chinese Poetry，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1993）、王屏编《新一代：中国当下诗选》（New Generation：Poems from China Today，Hanging Loose Press，1999）。因为第三代诗人在英语世界初亮相，个人选本仅黑大春的《人字形雁行》（The Songs of Geese-or of the Travellings of Men，Michael Day译，Spectacular Diseases，1996）。
第二时期是2000年代。相比前一时期，发展期的论文、诗选与个人译本数量基本持平，译介传播却逐步纵深化。“第三代诗”首次被写入英语世界的文学史，是梅维恒主编《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2001年）中的“现代诗”一章。几可视作专译本的《八位中国当代诗人》在2006年出版。它仅选入江河、杨炼两位朦胧诗人，主要收录于坚、韩东、张真、翟永明、海子和西川从1980年代中期至1990年代的诗作，意图展现朦胧诗到后朦胧诗的重大转型，呈现第二次浪潮中实验诗歌的多样性。深耕中国当代诗歌领域的汉学家柯雷在2008年出版英文论著《精神与金钱时代的中国诗歌》（以下简称《中国诗歌》），对韩东、于坚、海子、西川等代表诗人深度论述，它的出版是“第三代诗”海外传播的里程碑，标志着英语世界的接受进入系统认知的新阶段。柯雷指导戴迈河完成的博士论文《中国第二诗界：四川先锋派1982-1992》（2005年）同样增强研究的系统性。此时期诗歌选集包括欧阳昱编译《砸你的脸：当代中国诗歌英译》（In Your Face：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ry in English Translation，Otherland Literary Journal，2002）、陶乃侃与Tony Prince合编《八位中国当代诗人》（Eight 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s，Wild Peony，2006）、张耳与陈东东合编《别处的集结：中国当代诗选》（Another Kind of Nation：An Antholog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ry，Talisman House，2007）、“昆明-芝加哥小组”编《两个西南》（Two Southwests，Virtual Artists Collective，2008）、吉狄马加和海岸编《中国当代诗歌前浪》（青海人民出版社，2009）、Julia C. Lin编《二十世纪中国女诗人选集》（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Women Poets：An Anthology，M.E. Sharpe，2009）。个人译本仅海子的《中国当代诗人海子诗歌英译选集》（An English Translation of poems of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 Hai Zi，曾红译，Edwin Mellen Press，2005）。
第三时期是2010年代至今，其译介传播进入繁荣期。英译诗歌选集共11本，个人译本共28本，存在规模化译介。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和纽约西风出版社（Zephyr Press）联合推出“今天”书系，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推出“香港国际诗歌之夜”系列，以及上海文化出版社推出“当代汉诗英译丛书”系列，共占同期个人译作总量的半数以上。第一系列推介于坚、翟永明、韩东、欧阳江河、张枣、柏桦、蓝蓝、宋琳，第二系列推介西川、于坚、韩东、蓝蓝、宋琳、陈东东，第三系列推介海子、西川和翟永明。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成为个人译作的出版重镇，向海外传达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自觉意识。在此，顾爱玲、柯夏智、温侯廷、凌静怡、韩斌、乔直等汉学家及翻译家的参与，加强了诗作的翻译质量，新方向出版社、西风出版社等知名机构提升了“第三代诗”的影响力。例如，柯夏智翻译的《蚊子志：西川诗选》由新方向出版社推出，明迪由此推测“北岛之后，是否会出现西川热”。这本双语诗选入围美国最佳翻译图书奖，并斩获卢西恩·斯泰克亚洲翻译奖。与个人译本数量同步增多的是评介文章。柯夏智、陆敬思、石江山、凌静怡等汉学家推动研究，论文数量成倍增长，西川、欧阳江河、翟永明等诗人的个体研究日益增加。此外，数部英语中国文学史著作介绍第三代诗，柯雷为邓腾克主编《哥伦比亚现代中国文学指南》（2016年）所撰章节尤具代表性。他整合中国本土及海外研究成果，立足崇高美学和世俗美学的坐标轴，全面梳理了1980年代以来中国先锋诗歌的发展脉络，将其系统引介至英语世界。
此时期诗歌选集较多，比较重要的有王清平编《推开窗：中国当代诗歌》（Push Open the Window：Contemporary Poetry from China，Copper Canyon Press，2011）、W.N.Herbert、杨炼和Brian Holton编《玉梯：中国当代诗选》（Jade Ladder：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ry，Bloodaxe Books，2012）、明迪编《新华夏集：当代中国诗选》（New Cathay：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ry，Tupelo Press，2013）、欧阳昱编《打破新天：中国当代诗歌》（Breaking New Sky：Contemporary Poetry from China，Five Islands Press，2013）、Frank Stewart、Tony Barnstone和明迪编《来自中国和美国的新生态诗歌》（Republic of Apples，Democracy of Oranges：New Eco-poetry from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19）等；个人译本除17本系列诗集外，另有海子的《在秋天的屋顶上》（Over Autumn Rooftops，Dan Murphy译，Host Publications，2010）、西川的《蚊子志：西川诗选》（Notes on the Mosquito：Selected Poems，Lucas Klein译，New Directions，2012）等。
三、回流影响：再符号化与国际化的影响
由于海外没有“第三代诗”的明确说法，因此其译介传播往往依靠部分典型诗歌完成再符号化。如汉学家韩斌认为韩东在西方仍以《有关大雁塔》等早期作品而为人所知。除了助力“第三代诗”形成诗歌现象，中文选本在海外译介中也发挥遴选参照的重要作用。柯雷表示：“因为汉语是他们的母语，他们看到的资料比西方学者多，也会有自己的看法。这里存在经典化的问题，比如一旦有了中国评论家编的诗选，西方学者往往会依赖选本进行研究。”《红杜鹃》中于坚的《作品第39号》《高山》《河流》以及唐亚平的《黑色沼泽》《黑色睡裙》均选自《中国当代实验诗选》。“第三代诗”的本土经典化构成其海外传播的起点，而新一轮域外阐释蕴含重估经典文本价值的可能，从而在回流过程中凭借海外因素影响“第三代诗”在文学史的地位。海子《亚洲铜》的世界化始于它被《现代诗内部交流资料》设立为栏目名称并入选多部诗选，他短诗中复杂庞大的象征体系，昭示了诗歌及诗人崇高而原始的生命力，“标志着从对本土文化过渡到对诗本身的反思”。《亚洲铜》不仅成为诗歌史的名篇，海子的诗人形象也借此显现。张清华评价海子“是从哲学、宗教、文化、人类思想的原点处，来思考诗歌与真理，与存在的关系的”，在这一方面，海子“超过了那一时期的所有人”。海子在当代先锋诗歌谱系中被赋予承前启后的意义，获得美学与文学史层面的双重肯定。
颇为有趣的是，完成经典化后的“第三代诗”研究中，海外学者的批评声音也被并入经典化的增值轨道。典型的是柯雷对于海子的批评，他提出“海子最著名的诗歌恰恰比较失败”，曾表示《以梦为马》的宣言式陈述缺乏暧昧和悖论，无法孕育诗性，且诗歌中关乎人类存在之苦、言说者与宇宙自然的同一性等宏大主题未能充分激活。但显然，“褒贬不一的话题性”推动了经典化的延续，英语世界里的不同声音已经无法撼动这首诗在选本及文学史的重要地位。也因此，翟永明、西川、欧阳江河等人的诗作在国际化的过程中，赢得了海外读者与汉学家的关注，而国际化又反过来作用于“第三代诗”在本土诗坛的地位。1990年，宇文所安撰文《环球影响的忧虑：什么是世界诗？》批评北岛的“世界诗歌”，进一步把国际读者的喜爱归因于诗歌的可译性。这里的“世界诗歌”意味着本土化与世界性的关系，甚至是“英美现代主义或法国现代主义的一种翻版”，但它容易在英语世界获得翻译意义的成功。宇文所安的论述虽聚焦北岛诗歌，却也概括了活跃于此时期的第三代诗人的创作与传播。顾彬对此种现象的普遍性予以认同：“在国外，有时候你可以听到这样一个声音：这些中国作家现在不再写中式的作品了，他们写国际的作品。如果我们从戴望舒、北岛、翟永明来看的话，这个声音完全是对的。”翟永明是典例，中国女性主义诗歌的译介传播构成“第三代诗”海外接受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创作初期，翟永明非但不急于摆脱“影响的焦虑”，更直言承袭西尔维娅·普拉斯的自白语调。翻译家凌静怡认为《女人》所关涉的“黑夜意识”与表现方式，充分承袭了西方诗坛的女性主义文学传统。相比传统女性诗人创作，“黑夜意识”象征着被压抑、被遮蔽的内心世界，对女性心灵的剖析与自我探索指向女性的主体性，使翟永明最早凭借组诗《女人》的节选被推介至英语世界，并迅速为海外读者接受。入选《中国现代诗歌选》（1992年）、《红色平原上的女人：中国当代女诗人选集》（1992年）等。同时期陶乃侃发表英文诗歌论，论者表示传统的阴阳观念催生出翟永明诗歌中“黑”“白”元素的意象原型，以黑暗为主导的核心意象群接通了女性对真实生活的原始感知。其中，有关《女人》的解读再度强化了翟永明诗作在中国诗歌史的价值，即创新性开掘女性特有经历及体验。随着《更衣室》（2011年）获第三十一届美国北加州图书奖中翻译类图书奖，翟永明的国际知名度进一步提升。即便其海外研究仍未突破以“黑夜意识”为核心的基本思路，但数量可观的相关选本和研究论文在长期的传播进程中巩固了本土诗歌史的经典论述。
海外学者的评价在向国内回流的过程中，引发的学者、诗人间的互动也隐形地影响了“第三代诗”的地位。比如柯雷的《中国诗歌》以章节的形式陆续发表在知名中文刊物，引发了诗人和诗歌研究者的关注。他在中国搜集民刊、诗集、口述史等资料时，也同大多数中国诗人建立了联系，加上他的中文口语好，长达数十年保持着与中国诗歌界的互动交流。根据莱顿大学图书馆中数字化的特别藏书显示，于坚曾在1991年把1980年代末自制的诗歌小集赠予柯雷存正，作为二人交游的纪念。在韩东的国内外影响力方面，柯雷借鉴本土研究成果，揭示韩东诗歌对传统主题的解构，同时引入“表面性”概念进行补充阐释，“表面性表示一种遮蔽了传统套路中的推理和联系机制，从而构成简明直接的陌生化效果”。这种海外视角的解读路径既稳固了韩东反叛朦胧诗的标签化形象，更将其口语化特征提升至具有正面诗学价值的层面。对于强调断裂的本土诗坛而言，英语世界对诗人早期代表作的阐释更易转化为真正影响文学史书写的海外因素。
结 语
“第三代诗”以诗人和诗作的形式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与回流，曾作为诗人跻身文学史的象征资本。但这些诗人和诗作却从未以“第三代诗”的名义在英语世界被真正接受，他们更多的是以“九十年代诗歌”的成就被讨论，“1990年代涌现而出许多成功的诗人，其作品从文学批评的角度超越了1980年代的诗歌。这些诗人如西川、于坚、翟永明和欧阳江河等”。可见，是朦胧诗和1990年代诗歌真正推动了英译诗选的海外译介。只是被二者前后夹击的尴尬历史处境，也恰恰印证了“第三代诗”在1980年代迅速经典化的偶然性和特殊性。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原载《当代文坛》2025年第6期。注释从略，详见纸刊）
